作家离不开个人的写作场域——或者说“精神原乡”，他们在写作中与之互相启发、互相磨合，并在物理和精神两个维度不断拓宽它的内容和边界，写作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适应和校正。可以说，作家与自己的写作场域互为表里、彼此成全。关中之于陈忠实、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之于莫言、上海之于金宇澄，等等，莫不如是。然而，这个通式在杨献平身上似乎走不太通。

《中年纪》可以说是杨献平一部“以身为史”的散文集，作者在文字中讲述“我”的故事，发掘人类精神家园深处的隐秘，不隐瞒也不避讳，开诚布公地剖析了一代人行至人生半途时的复杂心理。初读《中年纪》，感受最深的是文字当中，那种处处可见的割裂感—— 一种行为与思考的极端不协调。这种巨大的割裂感来自作者肉体与精神的龃龉，也来自作者在精神原乡中的自我迷失。

杨献平出生在南太行山村，参军后曾长期在巴丹吉林沙漠生活，在《边塞军旅或青春的巴丹吉林》《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中他写道：“我确信，自己的青春是被巴丹吉林沙漠开启和消耗的，包括所有的苦难和幸福、厄难与不安、疼痛和愉悦”，作者的爱情观、世界观甚至写作观都在那里萌发；在《成都笔记》《误药记》《抑郁记》《混沌时刻：抑郁症与日常悬念》中，作者转业来到地方工作，在处理家庭和健康问题的过程中，思考男女、思考生死、思考人的“存在”与“使命”，在一系列磨难之后，达成了精神与肉体的自我和解；而在《邢州记》《虚妄的行途》《中年人的乡愁》中，作者试图营造的“脱离了泥土气息、阉割了小农意识”的“我”，却“无论走得再远，思想再发达，终究无法摆脱他的童年乃至成长环境，那一种文化传统不仅作为背景，而且以强大的姿势深植于他的思维意识和精神内里，永远无法剔除。”

可以说，巴丹吉林沙漠造就了作者性格的雏形，成都健全了作者思维的方式，南太行乡村留给了作者生命的底色，分别象征了他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可以预见的未来。三个地域给予了杨献平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三者互为犄角，又势均力敌，它们在构成作者基本写作场域的同时，又时时刻刻在他的体内纠缠、拉扯。在这三个具体场域中，认知自我和认识世界的能指和所指不可避免的错位，而这种错位最终构成了《中年纪》的割裂感。作者的身心在其中无法安栖，成了自我放逐的流浪者。

作者笔下的人物，如《虚妄的行途》中的朱建军，《中年的爱与痛》中的詹磊，《邢州记》中的“我”，也在文字中“化作”了作者的影子，充满了无法解释的内在矛盾。流浪者的内在注定了他们无法承担什么责任，做出什么承诺。他们在情感上蔓延贪婪却不负责任，在行动中酷爱清谈却又犹豫延宕，在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中频繁高潮、无法自拔。作者在《中年纪》中以身为史，展示了当代中年男性真实的“流浪者”的生存状态，并向当代人的存在和行为方式以及身后的巨大背景提出了质疑与担忧。而同样是面对这种生存状态，欧·亨利在短篇小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已经做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描述：“说他们无家可归吧，他们却有上百个住处。他们在无数带家具的房间之间搬来搬去，不管在落脚处还是精神上，都是些匆匆过客。”

关于《中年纪》，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是，散文的边际在哪里？在当下现存的几种文学体例中，小说的边界可谓最为分明，内部也可据题材和篇幅精确划分，诗歌、报告文学等亦大致如此，唯有散文不太清晰。从体例上看，《中年纪》中《虚妄的行途》《中年的爱与痛》几似小说，而《邢州记》则类同披着小说外衣的报告文学；从篇幅上看，《边塞军旅或青春的巴丹吉林》《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成都笔记》等长度惊人，其中的些许片段几乎都可独立成章。我们常常说散文要短小精悍，《中年纪》却在漫长的讲述中营造了极为庞大的个人与世界光景，可以说这是对散文精神的叛离，亦可以说这是对散文边界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