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0日，兰池村村支书王崇华从田坝镇领回一个上面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崇华至今回想起来仍是记忆犹新。那时，当会上一宣布，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娃来到自己面前，王崇华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遭了，咋给兰池村整个娃来呢？唉，这下咋整，完了完了……原本兴冲冲来的，回去时闷闷地，生生没有了语言。

几年后回忆起来，王崇华意味深长地咂着嘴说，他看走眼了，他小看这些年轻人了。现在的年轻人，确切地说，是组织上派来的这些年轻人，是真的来帮咱们的。

上篇 杨川的故事

甘洛，给了杨川很多经历，痛苦、喜悦、感动、纠结，还有流下了自记事以来第一次委屈的眼泪。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微薄的力量能起的作用有多大……

王崇华说的这个娃就是杨川。杨川是四川省地矿局所属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训练部基础教育系的一名老师。那年，省地矿局一次选派了11名优秀干部到凉山州甘洛县田坝镇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开展精准扶贫。

杨川是这11名干部之一。那年他26岁，正是春风得意、壮志未酬的年岁。学院公布选派第一书记告示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报了名。当然，他也征求了正在热恋中的女朋友的意见。

“她是支持的。”在后来的采访中，杨川很认真地对我说，但声音很小。杨川虽然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很秀气。他说，女朋友其实是很善解人意的。看得出来，对他来说，对后来和女朋友的分手，这个中滋味是很难道得清楚的。

其实，学院一开始定的并不是杨川。学院的教职员工报名很积极，院党委研究后确定了一名要求强烈的年轻女老师，女老师还兴冲冲地去省上参加了统一培训。待培训结束临开拔，学院被通知另派人。原因估计是各单位选派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一个女的去了总有很多不便。

那天，杨川正带着一群学生在球场上上课，教务处主任来告诉了他这个通知。杨川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发了。

在和其他第一书记汇合后，杨川遭到了同仁们善意的挤兑，“本来还盼着有个帼国英雄来增加点亮色，你倒好，不仅让我们美好的愿望成泡影，还偏偏长这么帅……”

杨川的确是一表人才，单是一米八三的个儿就让人羡慕，由于大学学的又是体育，喜好运动，看上去伟岸挺拔，给原本那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增了几分彩。据说，这些优势，给他后来的工作开展带来了其他同事没有的便利。

对来甘洛扶贫，杨川其实没有多少心理准备，他没到过农村，因此想着多一种体验总是好的。来的那天，一路上他都感觉很新奇，尤其两边的大山这么大，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到了甘洛又下了雪，他很是有几分兴奋。

但很快他就愁上了，因为错过了培训，什么任务呀、政策呀、方法呀等等，一切都很茫然，他必须得加紧补课。

甘洛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县有7个镇、21个乡，人口以彝族为主。1956年12月建县时，甘洛县名为呷洛县，因“呷”字读音与原地名误差太大，1959年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甘洛县。

从地理上看，甘洛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全为山地，岭高谷深，河谷地带间有台地斜坝与河边小坝，西部有较大的高山间狭长斜坝。县境东部是连绵数十里的特克哄哄山，由8座4000多米和60多座30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中部是马鞍山，为全县最高点，海拔4288米；南部高山重叠与凉山中部大山相接，额颇阿莫山高3905米；西部横亘着3922米的碧鸡山以及大药山、小药山、轿顶山等山。   

来自越西的尼日河，从甘洛县西南入境，斜切全境，在境内又接纳斯觉河、甘洛河、田坝河等水流，于东北境注入大渡河。在那里，随便找一处山坡望去，巍峨的群山将一团团的山村环绕，尤其在早晨，被一层薄薄的雾遮着，很是美丽，像极了童话中的景。有诗人说，甘洛其实很小，一朵白云就可以将这座城市覆盖；甘洛也很大，她包容了人生的悲与喜。但在我看来，这种包容，更多的缘于这山的美丽和美丽的山对村落的环绕中，她不经意成为了一种包裹，以致这美丽的乡村中还有这么多的贫穷。

杨川要去的兰池村位于田坝镇西南方向，距离镇政府5公里，从田坝镇顺着田坝河向西过了县城边再前行3公里拐进一条陡坡泥路，就进了兰池村的地界。而要到村口，还得在坑坑洼洼的一条村道爬行约2公里。爬行当然不是手着地，只是坡有些陡，背自然就要躬着，形似爬了。

那时，杨川在村里还没有住处，每天要从镇上步行到村里，一般要走一个多小时。有时遇到村支书开着车，也就顺带捎个脚。

来甘洛的第二天，杨川就开始了每天早上7、8点钟从镇上出发赶到村里走村串户的日子，每天中午就简单吃点干粮，晚上9、10点钟再回到镇上。

此前一头雾水的他，通过恶补政策、找同事咨询讨教，对工作的开展渐渐有了些眉目。听同事说培训的时候，老师讲驻村工作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每天同老百姓唠唠磕、喝喝酒、唱唱歌，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能做到走村入户时狗不咬、猫不闹，到中午饭点时出去走一走，有老百姓叫你吃饭，那证明你已经融入村子，你的工作就已经步入正轨了。杨川听了忍不住想笑，有这么简单还叫攻坚吗？

兰池村平均海拔1500米。全村有4个小组265户，总人口1066人，其中彝族310人、藏族2人、汉族754人，贫困建档立卡户67户271人。全村有党员17人（正式党员17人、入党积极份子2人）。全村共有土地9200余亩，其中林地6000亩、耕地3200亩。

这些，就是杨川最初接收到的信息。而接下来，他得尽快和村民熟悉，才能开展工作。于是，在老村长的带领下，他开始一户一户地了解摸排情况。听人讲，“兰池”起源，是因为当地人擅长种植一种叫蓼蓝（兰子）的植物，以原始的工艺加工成生态植物染料蓝靛，然后出售给田坝的各大染坊，用于彝族人常穿的查尔瓦、粘嘎染色。但如今，这种工艺已被时代淘汰，只留下一个个蓝靛发酵池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兰池村的4个组分布在4个山头，像手掌伸出去的几个指头一样，主干路线在山脚，因此，每去一个山头都要从一个山头下到主干路线上，然后再去另一个山头。你看着不远，但当用计时器徒步一走才发现，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因此，一天下来走不到几户村民。好在人年轻、热情高，杨川不觉得累，只是彝族村民的名字很难记，一开始，走过不久就想不起来了，后来他就立马记在本上，可以不断回忆。随着走访的深入，那些枯燥的数字慢慢被具体的景象替代，村子的情况在杨川头脑里清晰起来……

全村找不到好房子，基本上都是破旧的土坯房，房内空空荡荡没几样家具，衣物床被也都是零乱地堆在床上。在这里，似乎家家户户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无所担忧。但村里人还是有怕的，最怕下暴雨。因为有不少人家的房子已出现裂缝，房基出现了滑坡征兆，这时经暴雨一冲，可能就全垮了。而村道基本都是泥巴路，坑坑洼洼，一下雨，汽车根本走不了，平时家家户户都靠骡子、马运送物资。而最难的就是读书的娃娃了，下雨时穿着雨鞋，经常一脚踩下去就拔不出来，只好光着脚走，深一脚、浅一脚，带着满腿的泥泞走到教室去读书。

全村可用耕地少，没有什么产业，有限的土地里种了些玉米、土豆、蔬菜，也基本是自用，还有些核桃自由生长，完全是靠天吃饭。所以，村民的收入多靠家里的劳力在外打工，而没有年轻劳动力的、家里有病人的就非常贫困了，一年下来，全村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

那些日子，杨川就在村民家里串，慢慢地，和村民熟悉了。每每进到家里，不论怎么贫穷，村民一般都会想法拿出酒来招待他。也从那个时候起，兰池村的村民记住了四川省地矿局这个名字，记住了省地矿局来了一群人在田坝镇。他们用心用情，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

一开始，杨川还不适应，虽然他还是有酒量的，但不习惯这样把酒当茶喝，更不理解这么贫困还要喝。但他知道，你不喝就会被主人认为是看不起他，说什么都白搭，所以也只有横下心来不讲究了。

村民喝酒有讲究的，也有不讲究的。条件好的把酒倒在碗里，条件差的就对着瓶子喝。杨川第一次对着瓶子喝心里是有障碍的，但他知道不喝是开展不好工作的，你不喝人家会一直看着你，看你有没有诚意，而且你若喝得比主人还多，他会觉得你厉害，敬重你，还会给你竖个大姆指，说：“你是这个！那就是兄弟了。”这种民风后来我在采访时也时常遇到，那次在木乃布日家采访，主人就热情拿出一瓶精装的酒说：“来！开瓶酒喝着耍哈。”我一听就乐了，妈呀！哪有没事喝酒玩的。我连忙一边摆手一边说谢谢。主人听我说有高血压倒也不勉强了（这也是扶贫工作队潜移默化工作的结果），但说，杨川那娃厉害，我后来是干不赢他了，我后来也发现他的绝招了。我问什么绝招，木乃说，他喝酒时旁边放几瓶水，喝一口酒就喝一大口水，我是干不赢他呀！

木乃50岁左右，小时候生病，家贫又没及时治，一只脚留下了残疾。他长着一双小眼睛，但精神气十足，说话表情丰富，神采飞扬的。从言语间看得出，木乃是佩服并喜欢杨川的。我随意问了句杨川怎么样，木乃抿着嘴使劲点了点头说，这娃可以哟！对我们很上心。特别是刚种下凤凰李那十多天，天天往山上跑，天天求老天爷下雨，到了地里就趴在那看苗子长，好笑得很哟！我老婆生娃我都没这么尽心。可惜呀，这娃为了我们把女朋友都整吹了，我这心里很不好受呀。说这话时，木乃一边用拳头捶着心口，眼睛都湿了，这不由让我有些惊讶和感动。当然，这是后话。

就这样，在和村民的熟悉中，杨川对扶贫工作的具体内容和任务也逐渐清晰起来，什么建卡户、非建卡户，什么“两不愁三保障”，杨川张口就来，还有些自得。只是，杨川没想到，烦恼很快就来了。

一开始，杨川还是热血沸腾、充满理想的。他搞清楚了村里的贫困情况，心里也有了打算。不是有句话吗，要想富，先修路。他要想办法先把通村路修好，然后帮村民建起发展产业，让贫穷永远不再来；然后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文明生活走进每个村民家中。

的确，这些想法都很好，也很让人兴奋，当然也让他自己激动不已。但这些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眼下正在做的事却遇上了麻烦。

按照上级的要求，为了把党的扶贫政策真正落实好，需要重新对上报的贫困建卡户进行甄别。杨川这时才晓得，村民刚开始对当贫困户其实并不热心，有的还觉得当了没面子，特别是涉及到娶媳嫁女，谁愿意摊上个贫困户的亲家呀！但随着扶贫政策的进一步透明，村民们忽然发现，当上贫困户有很多好处，后来传得更邪乎，只要当上贫困户，国家就把你包到老，吃穿不用愁，坐着就享福。面子有什么用？面子能管你一辈子吗？于是，村民们从不想当变成了争着当，天天都有上村上、上镇上去闹的。都是乡里乡亲的，给谁不给谁，还真不好办。贫困户的指标怎么分到户的，就不好说了。这里面，有的是真贫困，有的是为了息事宁人，有的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就像很多事一样，原本是好好的政策，一落实起来就硬生生变了味。好在政府发现及时，从县到镇都发了话：必须纠偏。

而这一说难不难、说不难又难的事就落在了这些驻村书记们的肩上，杨川自然也在其中。这说来似乎有道理，毕竟驻村书记都是外来人，没有乡里乡亲的这层关系羁绊，可以放开手脚调整。

按政策办，肯定不难。杨川也是这样想的，这贫困建卡户的标准是有的呀，怎么会搞错。但后来，他也理解了村干部的难处，深深感到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易。

“小书记，你是来扶贫的吧？这次能发什么东西？还是要发钱？什么时候钱才能下来？”一进村，村民就围着杨川不住地问。杨川哭笑不得，这根本没法回答嘛。他手里拿着村委会此前给他准备的贫困户名单，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问王支书，这贫困户名单当时到底是如何确定的。

王支书倒也毫不避讳，“抓阄呀！”

“抓阄？”杨川一时还没明白过来。王支书接着说：“是呀，乡里乡亲的，给谁不给谁都不公平，我们用的最公平的法子，抓阄，村民们都很信服，不会有矛盾。”

杨川心里说不出的苦，这怎会没矛盾？

接连几天，杨川走村入户，跟老乡拉家常、摆情况，发现了抓阄确定贫困户名单的弊——一些确实贫困的村民没有享受到党的扶贫政策，将会给下一步的扶贫工作开展造成很大困难，而一些脖子上挂着金项链的人也在要贫困户。到这时，杨川才终于明白中央为什么把这次扶贫定位为精准扶贫的深刻含义。

中央真是高瞻远瞩呀！杨川心里感慨万分，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真正的公平就是要用事实说话，谁家“贫”，谁家“不贫”，要依据指标事实来定。而这一切，就要靠一户一户的摸排掌握。

让扶贫更精准，让需要帮助的人享受到党的好政策，这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入村后的一个月，杨川天天待在村里，几乎把每一家都跑遍了，拿出了新的贫困户名单，按照国家、省扶贫政策所定标准，重新认定、精准识别67户贫困户，公示公开。

原以为这样做就没问题了，原以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真正的贫困户重新争取到了利益，杨川心里被一种成功的快乐包裹着。那些天，每晚都回去得很晚，但他一点不觉得辛苦，每天回去的脚步都是轻快的。每每看到村民脸上回报的笑意，他感到被大家认可、被别人需要是一件幸福的事。杨川还是想得太天真了。他忘了，或者是忽略了，那些被撤掉贫困户的人家心里是多么的不服。

寒冬的一天，杨川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已是晚上9点多了。他匆匆收拾好文件走出村委会，他还有几公里的路要赶。走出房门，外边漆黑一片，偶尔有村舍昏暗的灯光零星地晃过。不料，刚出村口，他就被一户村民强行拦住，不让走，非要让他给个交代，为什么自己会被从贫困户的名单中摘出来，说不清楚就不能离开。

没见过这阵式的杨川一下给吓住了，怯怯地说，你家的情况不够标……

村民可不依了，什么不够标准，都是一亩三分地，都有一双手，我靠自己双手还错啦？人家好吃懒做还要帮，还要补助奖励，你们是什么政策、什么标准？

无论怎样说，就没法说清，说到底，不答应就别想走人。黑灯瞎火的村边，不断聚拢着人，杨川第一次感到了孤立无援的悲哀，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而孤单。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在他记忆里，这是他人生记事来的第一次。尽管他已是带着哭腔在解释，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他突然感到是那样的疲惫，真想能立马倒在床上好好躺躺……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幸亏镇长从村上路过，闻声赶来，把那位村民吼住，杨川才得以抽身离开。

而这件事也让杨川更加明白，政策的落实不是一件小事，要让每一位村民都信服，还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策知识储备。

此后，村支书陪着杨川，上门做政策宣传，摆事实、讲道理。家里有几口人、分别做什么、兄弟在哪里务工、家里的住房情况、有没有小汽车……见自家的情况外来的小书记都清清楚楚，村民知道，这个小书记不简单，名单没有掺水，一户一户都是有依据的，不得不服了。而对于杨川来说，犹如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精准识别贫困户这项任务总算完成，可以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计划了。

杨川说，走访村民的这段日子对自己帮助很大，一方面逼迫自己提升了政策水平，另一方面还加深了与村民的沟通，增进了了解。就这样，他与村民走近了，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个可爱的小书记。

村里有一个叫罗明云的哑巴，生来就不会说话，40多岁了还未娶妻，一直独居。长期的孤独生活让他成天就靠喝酒打发日子，每天都是醉醺醺的，家里也不收拾，床上脏衣被子堆成一团，屋里一股怪味。杨川在走访中，跟他聊天，鼓励他戒酒，给他讲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的道理。看着这个从省城来的又高又帅气的书记一点没架子地和自己拉家常，罗明云内心很感动。他很看重这个小书记，虽然他说不出来，但可以用点头来表示，杨书记劝他的话他要听，后来果真把酒戒了。杨川几次从他家门前过，都被他热情地拉到自己屋子里，不住比划。住在隔壁的兄嫂连忙过来跟杨川解释说，自从杨书记跟罗明云聊过后，他就把自己屋子门前渠里的杂草都清得干干净净的，也不喝酒了，每天把自己打收拾得干干净净。

杨川心里很是感动，自己微薄的力量原来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人。他深深地感到，这些普普通通的山里人其实都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他们缺的是关心，需要有人来引导。随后，杨川积极奔走努力，为罗明云办理了低保和医疗保险，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工作，现在罗明云脸上不再是木讷的表情，不再是阴云布满的表情，脸上多了一分笑容，多了一分想要表达的喜悦，整个人也都清爽了起来。

关键时候，杨川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采访中，老村长告诉我，杨川这个娃很招人喜欢，点子多。杨川说其实不是他点子多，而是很着急。他在走访的过程中，总会情不自禁地思考一个问题，若这样一个一个地帮，何时是头呀！要想让村民们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发展产业，让大家共同致富才行，可发展什么产业呢？这个问题萦绕在心头，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禁不住多听多问多看。

有人说杨川会要政策，主要是长得帅、交际广。有人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桥段，说是县领导下基层，如果不是常委，让电视台派人都很难派得出，但如果让杨川出面请，就怎么也抽得出人来，而且绝对是美女出场。其实，通过与杨川的接触，我认为杨川的形象自然是一个优势，但他也有很多优点，喜欢和别人交流，而且很真诚，无形中人缘就好，了解的信息也就自然多了。

其实，用心，总会有思路；用情，枯树也会开花。一次，在与一起来的驻村扶贫农技人员的闲聊中，杨川嗅到了一丝灵感——种植特色农产品——种凤凰李有前景！

原本人家也只是说一说，随口提了个建议。但杨川却认真了，觉得可以干。他立马上网查资料，了解到凤凰李又名一点红、五月脆，脆甜脱骨、肉质细腻，甜度可以达到18。不仅如此，这种李子还特别耐运输，作为李子中的翘楚，凤凰李生长迅速、见效快，种植3年半就可达到丰产。

想到就去干，而且要做大，要有规模，搞个千亩果园。

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干事得要钱呀，这钱从哪里来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他所在的单位领导作了汇报，学院领导十分支持，让他大胆去干，并答应拔付10万元作启动资金。

这下杨川热情高涨了——他忽然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呀，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呀！有学院，还有省地矿局，杨川信心百倍，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接下来的日子，听说眉山搞得好，他便带队跑去考察，从种植品种到种植技术，从种植时间到成本核算，都问得清清楚楚，本子记了一大本。随后，他又联系农技部门测定土壤成分。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杨川跟村委会一起研究，正式决定在兰池村发展凤凰李产业，其开展形式也结合村情实际，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坚持“长短、种养、林上林下、农旅”四结合的规划布局原则，探索出一条符合兰池村村情的扶贫工作新路子。

杨川告诉我，这个凤凰李“四结合”的含义就是，一是凤凰李3年要见成效且长远受益，同时结合林下经济种植南瓜短期增收；二是将种植凤凰李、果桑等与养殖业（养猪、羊）相结合；三是林上种植凤凰李，林下即在凤凰李树下的间隙种植南瓜，合理有效整合土地资源；四是发展农业为乡村旅游打下坚实基础，发展农村经济带动乡村振兴。

随后，他又将方案送到镇上、县上，不仅得到镇上的支持，也得到了县上的肯定，表示可以作为今后全县的一个试点或者示范项目。这少不得就有实质性的支持力度呀，这不等于中奖了吗？杨川心中暗喜。

目标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实施。为了尽早推行，杨川组织人员赶到眉山，连夜押车将15600棵凤凰李幼苗拉回了村里。

人一兴奋起来就不觉得累，杨川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那天下午4点出发，与村支书换班开车，驱车7小时，凌晨12点赶到眉山，树苗装车后已是后半夜1点。为了保证树苗成活率，又马不停蹄往回赶，连夜从眉山拉回树苗，早晨赶回村子后，就发动村民第一时间将树苗移栽到土壤里。

树苗栽下去后那些日子，村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小书记天天往地里跑，天天蹲在那，甚至有时是趴在那，巴巴地盼着树苗快发芽。住附近的木乃说，老婆生娃儿我都没那个样，杨川这娃真的可以哟。

其间，为了说服村民把荒地拿来种凤凰李，杨川也是颇费了些口舌。按理，村民的地荒着也是荒着，交给公司，一亩地第一年可流转200元，每年递增；收入再分红，另外参加公司管理还有每天80元的务工费，按说这于村民来说是多好的事，但偏偏有村民不愿意，也不那样想。原来，他们平时地里种的是玉米，虽说收入不高，但他们认为自己心里有数，至少不会有闪失。拿去种什么凤凰李，谁知道会不会一场空，心里还真是不踏实。就是宁愿空着什么不种都好。

为此，杨川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讲形势、讲党的政策、讲科学技术、讲政策兜底，然后又发动其他村民做工作，好在总算都通了。

“以前总想着自己有点残疾吧，家庭条件又差，就希望等着国家来扶持。”这当中，木乃不日算是兰池村贫困户中的一个代表，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从前基本靠传统种植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现在小杨书记带着我们搞凤凰李，我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产业，致富有望了。”这年，木乃全家亲自参与新兴产业凤凰李种植，土地全部入股分红。

2017年，在兰池村一组的山坡上，一大片地种上了凤凰李。这260亩凤凰李虽然还没长大，但已经可以看到它未来迷人的景象了，来年还要再扩大，达到千亩果园规模，并让这一带成为美丽的景点，这是杨川和村委们的梦想。这让所有的人一想起来都是很激动的，只要想一想，那幸福的影子便在眼前飘荡，压根儿就没想到后来还会有几多坎坷。当然，这是后话了……

2019年4月，杨川十分不舍地告别了兰池村这块浸透着他汗水和梦想的热土，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原本规定下来扶贫2年，却没想到一干就是4年多。杨川说，离开村子的那天，一位老大娘握着他的手，反复地说，“小杨书记，你不走嘛，你不走嘛……不走行不行……”杨川说：“当时，我真的有一种冲动，想放下行李，给队上写个申请，再继续留下来干到底！”

我相信杨川说的是真心话，因为4年多的时间在人生中虽只是一瞬，但这段经历却是十分宝贵难忘的，尤其是刚刚开创的扶贫产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还有很多村民等着他去帮，但组织上认为他应该回来了。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徐振川说：“一方面这是学院从培养更多干部的原因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从关心扶贫干部个人生活考虑。”院长林仕发告诉我，从杨川这几年的成长看得出，把年轻干部放到扶贫一线去是对的，的确很锻炼人，所以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锻炼。

尽管言语间有些回避和闪躲，我还是感觉出杨川的个人问题受到了一些影响。在采访中，村民和他的同事告诉我，杨川把心思放在了村民的帮扶上，有段时间和女朋友的关系似乎很紧张，晚上电话一打就很久，打过后情绪就很差，2016年底，女朋友就吹了。我向杨川打听这事的时候，他一直不肯谈，并央求说能不能不提这事。看得出，杨川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我只能想象，原本两个热恋的年轻人突然天各一方，两人都有各自的事业，一开始还记得通通电话互相问候，可随着工作任务和压力的加重、作息时间的不同，联系也渐渐少了，自然矛盾也就产生了……

但对于来甘洛扶贫，杨川一点儿不后悔，否则也不会有还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毕竟，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2018年，省上加强了扶贫力度，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局里又增派了36名干部分别前往各个村，杨川身边一下来了4名战友，力量和信心倍增，在大家齐心戮力下，兰池村悄然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路变了。杨川通过努力奔走寻求政策和经费支持，在村内铺就了约4.7公里的通村硬化公路，并实现了公路到户，泥泞的羊肠小道变为宽阔平整的大路。

产业有了。杨川和村两委在省地矿局及帮扶单位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和108地质队的支持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抓住脱贫攻坚机遇，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按照“长短、种养、林上林下、农旅”四结合的规划布局原则，发展了台湾密本南瓜和凤凰李种植项目，实现脱贫项目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精准定位，着力打造出兰池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雏形。2017年凤凰李种植260亩，2018年种植740亩，并引进果桑种植520亩，集中建成村集体经济产业园区1000亩，预计可带来种植收益900万元左右，实现全村1065人，年人均产业收入预计在0.8万元左右。

村舍变了。杨川和村两委抓住农村双挂钩的良机积极奔走，终于使双挂钩的项目落户兰池村，并于2018年1 月正式破土动工，2019年3月建成入户。那曾经摇摇欲坠、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变成了一排排洋气的小别墅，全村整村推进新建住房202户，其余群众通过危房改造和彝家新寨等措施也搬进了新房。并且，兰池村的双挂钩项目实现了村民整体搬迁住进新房，配合开展的发展千亩果园产业已成为全县的一张亮丽名片。

收入提高了。通过村内发展起的果桑和凤凰李两个种植基地及产品初加工业，通过积极联系就业服务岗位对外输出劳动力，同时利用公益性岗位解决部分生活困难群众的收入，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由2000余元增加至4700元，村贫困发生率从24.7%降至0。

2018年底，兰池村通过了甘洛县、凉山州、省级部门检查验收，顺利完成“贫困村退出”目标任务。

幸福是干出来的，更是奋斗出来的，这话一点不假。杨川临离开的那天，村民正陆续往新房搬迁，山坡上的凤凰李花正竞相绽放。杨川的心里被幸福胀满，就象那些艳丽的李花一样铺满乡村，望不到头。他相信，兰池村会在战友们的继续努力下变得更加美丽，村民们会在致富的路上走得更远……

下篇 兰池村来了工作队

扶贫工作队的进入，让整个扶贫工作的力量和力度大大增强。

2018年6月28日，四川省地矿局再次精选了36名年轻干部充实到甘洛田坝镇，掀开了扶贫工作的新篇章。

四川省地矿局所属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和108地质队分别派出2名干部进驻兰池村，他们分别是：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的梅磊、陈晓，108队的赵强、周磊。梅磊在杨川离开后成为兰池村第二任驻村第一书记。

创业难，守业不易。扶贫，千头万绪，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是我在随后的采访中的一个直观感受。

梅磊在接到第二批去甘洛扶贫的消息后，喜不自禁，连忙交接工作、整理行装。同时，也不知是不是受杨川曾经那段遭遇的影响，他和女朋友商定在2018年6月26日去民政局把结婚证办了，之后两天就报到出发了。

我问过是不是这个原因，他不置可否，多问一句就不好意思地说，不全是吧，反正也该结了。说完，他微微一笑。

梅磊属于不善言谈的类型，你问什么，他答什么 ，不像那种可以滔滔不绝给你讲出很多故事的人。那年，他28岁。

梅磊是新疆人，身材魁梧，典型的西北汉子脸型，方正的国字脸上印着大西北风霜留下的痕迹。行事低调、沉稳，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看到他的脸上始终布满忧虑，我很纳闷。村民住进了整齐划一的新房，千亩脆红李产业园已经成型，兰池村也已是远近闻名的典型，凡是到县上来看扶贫工作的不论是州领导还是省领导，首选地都是兰池村。这是多好的事，怎么也该轻松一下吧？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色和轻松。

“兰池也算是我的第二个家乡了。”梅磊说，虽然他来自大西北，但初到兰池村时，规划的整体搬迁新房才破土开工不久，整个村的面容，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个词能比“贫困”更加贴切了，放眼望去大多数的村民居住的都还是土坯房，走近了看，那些土坯房已破烂不堪，一些墙上已裂出道道口子，口子的宽度可以塞进一个拳头，风一吹过，似乎都能听见吹落泥土的沙沙声。而一些房顶已没了瓦块，很难去想象下雨时屋内会是什么样。四周荒芜的山头，只零星地点缀着绿色，象打着不少补丁的衣服一样难看。对从小生活在城市的梅磊而言，这样的情景还真的只是在电视中见到过。

一次，走访一名村上的老党员，一家七口人，居然挤在仅仅只有2间不到10平米的土坯房内，老人家也直接了当：“家里人多，就不请你进去坐了。”

梅磊说，这个情景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因此，这个情景便经常在他脑海浮现，至今难以忘怀。他也由此深深地产生了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有点类似遇到灾难不能回避一样，他很庆幸自己来到了这里，真心希望自己能帮助他们走出贫困，希望自己在这场战役中能尽一点力。

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何况这又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遇。然而，丰满的理想要实现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也是在后来的走访中渐渐理解了梅磊的忧虑。

工作队的到来，让兰池村热闹起来。虽说只是来了几个人，但它却是一股力量，犹如一潭死水被注入一道清泉。并且这股力量不只在这几个人身上，他们代表的是中央、是省委、是扶贫攻坚的因子。而小伙子们也一个个生龙活虎，似乎有用不完的劲，大家分工有序，形成合力。在杨川带领下，队员们很快和村民们熟悉了，并快速进入角色开展工作，将各项扶贫政策一一落实到村民身上。

工作队的作用的确是一个驻村书记不能比的，在村民心中，它更象是一级组织，是一种信赖和依靠，当然，也可能成为依赖。

在这穷乡僻壤的角落，尽管每个村都有基层党组织、有村委会，但缘于各方面基础差、交通信息落后、成员的文化思想素质参差不齐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十分有限。事实上，村组织成员自身的生存发展都还是个问题，因此就更难发挥能动性作用了。而工作队就不同了，他们不用发愁自身生存问题，又专程带着使命而来，能全身心投入到帮扶工作中，并且与村民也没有任何瓜葛，工作上没有顾虑，可以放开手脚。这也许能说明，过去扶贫工作虽然没有间断过，但贫困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原因了。显而易见的是这次不同了，既然中央下了决心，要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确保在2020年底实现全部脱贫，工作队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而事实上也的确有效。

在兰池村工作队里，陈晓算是年长的，今年39岁。他是来自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在职期间曾获得优秀班主任。实际上，陈晓看上去也很像一个教书先生，梳着分头，斯文严谨，给人一种信任感。

陈晓说，他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针对每一贫困户都制作了详细的户情手册，手册内容涵盖了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帮扶措施、脱贫愿景等。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带着诚心去走访，到群众家中看一看、听一听、拉拉家常，设身处地去思考问题，做到将心比心。对村民，他们坚持实话实说。有时，有些村民不情愿当面说一些事，他们就留下公示的电话，村民也都有手机，这样，隔着手机，他们似乎胆子要大些，或许就能听到他们的真实声音和期盼了。时间一长，村民们就和工作队员们熟悉了，老远就和你打招呼，近了就邀你去家中坐，请你喝酒。

有一天，天还没亮，就有人来“咚咚”地打门，迷糊中醒来，大家不由都有些紧张。陈晓叫了一声“来了！”连忙穿上衣服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大爷——

“我家的灯坏了……”

跟着跑出来的几人一听，绷紧的心一下放松下来，相互会心地笑了。陈晓说，像这样的事很多，不论大小，村民遇到困难都要找他们，邻里闹矛盾了，也要他们去评理。对这种信任，大家其实还是很受用的，感觉自己特有价值。

来自108队的周磊，虽然今年才33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因为孩子小，刚来又遇到困难的时候，周磊也想过放弃、退缩。“好在组织和家庭及时给予了我理解、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的信念。”面对深度贫困的家庭和极度落后的村落，虽然困难比想象中的要难得多，但更增强了使命感。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大家按照分组分片、帮扶到位的原则，对每一户贫困户家庭情况都做到了“了如指掌”，如：群众的重病残疾怎样兜底保障；缺技术缺资金怎样集资贷款、怎样培训指导；村内的公路新建和硬化；房屋的改造和新建；产业的发展等等。

在两年多的扶贫工作中，周磊已练就了一副铁嘴、一双铁脚，从一名地质技术员转变成了一个宣传员、销售员、农技员。有时，为了抢进度，通宵跟车去买苗卖果；更多时候是顶着骄阳烈日穿行在田间地头，为群众讲政策做宣传。比如，为了引导村民发展附加值高的果桑，就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怕风险、怕失败，这是村民固有的保守观念，也是贫穷落后状况长期难以改变的结果，要把他们的观念转变过来太不容易了。周磊说，要有耐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遍不行，讲两遍、三遍，一次不在家，就走两次、三次，还要举很多例，重要的是要把他们的顾虑打消，既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同时也要让他们明白，不努力也是不行的。只要将群众当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以诚相待，倾听他们的诉求和想法，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脱贫愿望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其实还是都很积极配合的。他们对我们的工作都非常理解和支持，每次去又是倒茶，又是拿凳子让坐。

我问周磊，“很辛苦吧？”周磊说，“其实习惯了也不觉得，以前在单位跑野外比这还辛苦，几个月都不回家。在这里，一两个月都能回家一次。想儿子了，晚上就和他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周磊很轻松地笑着说，很有幸这三年能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绽放属于青春的光彩。言毕，他略沉思了下，又文绉绉地补上一句，“我无悔邂逅于兰池。”

同队的赵强也是来自108队的一名技术员，今年也才32岁，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赵强性格比较活泼，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并还收获了一个称谓：强哥。

“也许是我喜欢和老百姓聊天、谈心吧，后来兰池村小到能张口说话的，大到80多岁的老婆婆、老爷爷都叫我强哥。”看得出，赵强是很享受“强哥”这个称呼的。

赵强长着一双眯眯眼，一说话就喜欢笑。2018年 6月29日，他和全局驻村队员们怀着一颗好奇与探索的心情来到了田坝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后，好奇心慢慢消退了，他知道了驻村工作队的职责不是学习时说的那么简单，知道了那些都是人家扶贫取得成效后的美谈，他只有羡慕的份。静下心来，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心里有了些底，知道工作队的职责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确保落实到位，把群众组织发动团结起来，有困难时八方支援；建立帮扶台账，确保精准扶贫；指导编制实施扶贫规划；帮助协调衔接落实项目；加强技能培训，提高致富能力；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开展结对帮扶，提升百姓的满意度、认可度等。

赵强记得刚到兰池村时正值烈日酷暑天，因为要尽快掌握兰池村老百姓们的基本情况，需要挨家挨户去走访。那个时候只能顶着烈日酷暑，背着个工作包，脖子上围上一条擦汗的毛巾，翻越山坡，到每家每户去熟悉。烈日不好受，但一下暴雨也不好过。村道都是土路，暴雨过后满是泥泞，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个满屁股泥。好在这对干地质的他来说不算啥，加上他又来自农村，摔了爬起来就是。

虽然走村入户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要花不少精力，但对生于农村的赵强来说不成问题，反倒是像回到家一样，有着浓浓的情怀。他喜欢和村民们聊天、谈心，不论老少，以致于后来一村老小都叫他“强哥”。为此，赵强心里乐滋滋的。他自豪地说，我用我的热情、真诚，和善良的老百姓们交流、帮助他们，大家就都把我当做自己人了。在不断地入户了解情况和帮扶中，村里的变化也在同贫困户们的交谈时露出的笑容中表现出来。那时，“强哥”在村里走上一圈，听到的饱含着浓浓情感的招呼声成了一道闪着光环的风景。“强哥，来啦?”“强哥，你到哪去？”“强哥，来坐会不？”……

而最让赵强自豪的是，他和村民一道在每天的傍晚打造的另一道“风景线”。

工作队发现，当地致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化的贫瘠和落后。由于整个甘洛县的文化生活比较单一，地处山洼里的兰池村尽管离县城并不太远，文化生活同样是很枯燥乏味的。村民有农活干的时候还好，没事干就很无聊。日出时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有的就围在一起一瓶酒喝一天。工作队想了很多法，建了文化书屋，开了积分奖励的小商店，但这些只对小孩子们有用。当然，通过积分奖励，促使村民在卫生文明生活方面也改进不少。以前当地在移风易俗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村民响应不积极，现在工作队让自家孩子来督促，还真是有用，村民感觉自家孩子都看不起，太没面子了。讲卫生的习惯也慢慢地在形成，宁愿贫穷也要在婚丧操办上大操大办的风气开始减弱了。

但怎样让山洼里的乡村热闹起来呢？在走访中，赵强发现，这里的村民其实很喜欢唱歌跳舞，何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呢？于是，赵强和他们约定好一起跳舞，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就在村口的平坝上集中，由他带着村上男女老少跳当地的达体舞。这一来，村里一下热闹起来，欢快的歌声每天定时在山洼里回响，男女老少围成一个大圆圈，随着歌声的旋律旋转，不跳的老人在边上喜滋滋地欣赏，小孩子在一边也学着大人比划。其乐融融的景象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后来，他们还把村上的小朋友组织起来参加了甘洛县田坝镇的文化惠民演出表演。文化生活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这些逐渐脱贫的村民心中。

赵强说，文化生活的开展不仅让村民们活跃起来，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把村民们内心深处的真善美激发出来了。

一天，村里孩子知道了赵强的生日，几个孩子便掏出了自己的零用钱凑在一起做了一个大大的蛋糕。当孩子们手捧鲜花，并把他们亲手做的礼物送到赵强面前时，赵强别提有多感动了，“这么多年，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生日。”

那天，从来不怎么做饭的赵强，煞费苦心地做了几道家常小菜，和孩子们一起过了美好的一天。

贫困村缺钱，但从不缺美。一天晚上，一位大姐焦急地来到工作队的住处，说明天要去打工了，有个申请表需要填，而且需要盖章才行。但申请表和公章都由文书保管，文书又住在其他村，这位大姐找不到文书的家。看她十分着急，赵强主动迎上去说：“大姐，我带你去文书家吧。”此时，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赵强便掏出手机的电筒来照明，一路冒雨前行赶到文书家，帮大姐了了心愿。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6点过，这位大姐就来敲门，说她要走了，昨天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厨房里没菜，就给他们拿了一个大南瓜和一大块腊肉。大姐如此细心，让队员们十分感慨，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忙，人家就涌泉相报啊。那一刻，队员们对这山洼里的老百姓有了更深的了解，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纯真善良和美好，对帮扶工作更是增加了一层温度。

“旧貌焕新颜其实没那么简单。”梅磊自嘲：人家是建新房做好事，我是拆人家旧房当恶人。

现在回过头来说梅磊。几天下来，我也基本清楚了梅磊的忧虑，就是怎样把前任第一书记建起的两项基业给推进落实好：一是村民的住房整体搬迁顺利实施；二是千亩脆红李产业园要取得成效。

很有意思的是，杨川是建新房，梅磊则是拆旧房。一个建，一个拆，这看上去，就像一个搞建设，一个搞破坏。梅磊有些自嘲地说，原本以为搬新房是件高兴都来不及的喜事，可这倒好，我好像成了坏人了。为啥？一是因为农民祖祖辈辈习惯了独家独院的生活，就近种地干活，自由自在，而且家院子外边就是菜园子，想吃个啥立马就可采摘很方便。现在建的房子虽是漂亮宽敞，但下地干活却要走很远，自己吃点菜也不方便了；二是养猪不仅不方便，而且一时半会儿还养不了，因为统一修建的猪舍还没有通水电。

可以想见，这搬迁有多难。梅磊和队员们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分钱不出就住上新楼房，政府还给家具，从此远离危房，多好的事呀！可村民们就是舍不得挪窝，有的虽然搬进去了，但就不让拆旧房。明明旧房已破烂不堪，凭你怎么说，就不来气。这情景，我后来去采访时见识过。

那天，梅磊和老村长陪我爬到山顶去看一户人，这家主人曾经还做过村的文书，他家房子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个灾害点，堡坎已开裂，房是土坯砌的，四周潮湿无比，去时刚下过雨，所以周围全是泥泞的坑洼路，寻半天都很难下脚。要走到他家门口，要倒转几下找着稍干的地方下脚才行。而他家房的几处墙壁也都开裂了，偏房的横梁还有些歪斜，看着都吓人。房屋旁边，还竖了块地质灾害的警示牌子。

我好奇地问他，为啥不参加新房搬迁呢？文书一副很有水平的样子说，我勘察过，那个地方根本不行，不安全，我给他们提的地方他们又不采纳，我就不凑热闹了。而且我的地都在山上，到山下去太不方便了。

我说，你这儿多危险呀，万一出事咋整？他没吭声，埋着头抽烟。一旁的老村长说，他那是嘴硬，看你后悔去吧，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啦！

在村里，象文书这样的还有几户。虽说现在后悔也没法了，毕竟危险是明摆着的事。我问梅磊，梅磊有些无奈地回答我，只有看在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中有没有政策了。

经过2个月，202户村民陆续搬进了新房。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建房的资金和修建猪舍水电的资金不是一个项目，资金渠道也不同，猪舍虽然建起来了，水电的资金没有到位，那一排看似漂亮的猪舍，没水没电还是不能用。

2020年9月，梅磊陪我随便走了几户，村民都热情地端出新鲜核桃让我吃，一边也向我反映，“共产党真正好哩！祖祖辈辈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但是……我们都两年没吃过猪肉了，这个咋个解决嘛？”“我还是养猪专业户，我现在生计都没有了呀，早晓得还是不搬好。”……

我侧脸看梅磊，他还是那样无奈地一言不发。我料知他有苦衷，便问。梅磊一脸忧郁地说，我都不知往镇上、县上跑了多少趟了，因为涉及不同部门，太难了。随后又补上一句：“要是陈常委在就好了，我没杨川的福气。”言毕，他苦笑一声。

后来知道，陈常委是县委的陈玉蓉，分管局里这批扶贫干部，也是兰池村“五个一”的县委联系领导。别看她是个女的，作风却很是泼辣，对扶贫干部又非常关心，工作上积极支持。但凡扶贫干部遇到困难，只要给反映，一般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上，陈常委作为一个女同志，多了一分细致，关怀问候让队员感到很温暖，用她的话说就是，“绝不能让扶贫干部在我们这里出事，一定要关心好、保护好”。渐渐地，大家都把她当亲人了。有人说，杨川就最先叫上了“陈妈妈”，并让“陈妈妈”帮他解决了好多难题，后来大家也都跟着那样叫了。

“可惜我们来时，‘陈妈妈’已调到州里去了。”难怪梅磊要说没杨川的福气。我很理解梅磊的苦衷，在目前我们制度体系还不完备的情况下，领导个人的作用往往决定着工作的方向和进程，何况在这个偏远的贫困地区，要脱贫摘帽是千头万绪的事，你说你的事急，他说他的更急，那就看谁来主导了。

好在，在村民面前，梅磊沉稳的性格也适合打太极。而村民也是很有耐性的，他们反映归反映，对梅书记他们还是相信的，相信他在努力，相信这事不容易。梅磊说当然他也一有机会就向上催，他心里真是急呀，常常自责无能，没给老百姓把好事办好，心里也就始终轻松不起来。

搬房子的同时，工作队员还要忙另一件大事：建千亩李子产业园。

项目是杨川跑下来的，县里也下了决心，还规划出一条围绕千亩果园的环形乡村旅游路，大家都相信，未来前景是美好的。

为了让村民把地拿出来整体开发，队员们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毕竟农民是讲实惠的，平时地里种玉米熟门熟路的，收成虽不高，但总有。改种什么脆红李，没见过，失败了怎么办？后来还是村支书带头，不光把自己的地拿出来，还垫资50万元，用于购苗、土地租金、工人工资等。这样，一些村民把原本荒着的坡地交给村里统一开发，不仅每年一亩地有一份土地收入（从200元逐年递增到400元），收成还要分红。如果参与管理，还有一天80元的工资。

转眼到了2019年的春天，脆红李长大该开花了，却遭遇了极寒天气。为了让李子花开，队员们听从技师的办法，组织村民在园子里烧草升温，但终是因没掌握好花期节点，这一年基本算失败了。好在支书很给力，没有撤资，大家继续努力，并总结教训，到外地学习。第二年，大家准备充足，还技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人工授粉，李子终于结果挂枝，可惜又没掌握好采摘时间，果子的口感不好，销路没有，眼看一年又将颗粒无收，幸得省地矿局王建明局长知道了，号召大家购买支持，局机关带头，全局踊跃，你一箱我一箱，算是度过一个难关。后来见到梅磊，他很是不好意思，不停地说对不起大家，又让大家失望了，那样子像是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而2020年这一年，对扶贫队员来说又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既是决战决胜检验扶贫成果的关键之年，又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的一年。工作队一方面要组织防疫抗疫，一方面要组织复工复产。这期间，全国各地也都如此。我和梅磊的联系也只是微信上的只言片语，只能感受到他们很忙，加紧补短板、添措施，各种检查又不断，几个节日都没放假。前不久，我看到梅磊的朋友圈有了些喜色，连忙跟他通了个电话，果然电话里能感受到他有了一份轻松，仿佛也看到了他的一丝笑容。

梅磊说，村民开始养猪了。我问，是通水电了吗？梅磊说，不是，是村民白天担水去喂，晚上就让猪自个睡了，我听了有点好笑，但更是欣慰，毕竟村民快吃上猪肉了。

梅磊又说，水电他还在跑，但有希望了。他们还为村里的孩子们做了一件事，通过四川机电学校为村里初中毕业生开设免费职业技术培训中专班，让那些想继续读书的孩子找到了希望之路，后来不光是本村的，还扩展到田坝镇、甘洛全县。梅磊还说，那条旅游环线也已修通铺上沥青了，专门为李子储存的冻库也建好了……

听得出，他的声音里没有忧郁了，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脆红李开花了吗？”我连忙问。

“开了！开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是轻快的，也带动着我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今年一定是个好收成！今年一定不负你们！不负局领导和全局职工的期望！”梅磊连续表着态，似乎这样就能把过往的不快和内疚给荡涤掉。而我心里其实从没有那样想过，我想，其他人也没有那样想过。毕竟，这是一场千百年来没有的攻坚战，也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向贫困宣战的人民战争，它的壮观和伟大都是举世空前的，而它的艰难和要付出的艰辛也是空前的，所以，这些坚守在扶贫一线的队员们，无论怎样都是伟大的，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此刻，我所见过和没有见过的扶贫干部的身影都在我眼前一一浮现，我在羡慕他们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崇敬。这一切，又瞬间化为兰池村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李花，那是对扶贫战役的讴歌啊！

此刻，一个心愿从心里弹出：去兰池，看那开满李花的兰池，还有，那些富裕起来的人……

2021.11三稿于成都

作者简介：

罗会江，男，中国自然作协会员，任职四川省地矿局宣传信息处（处长），兼任中国自然资源报四川记者副站长。先后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及新闻作品若干在报刊发表，并有报告文学作品选编入《社会主义忠诚儿女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