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庆华。福建省莆田市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曾任攀枝花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常委，现任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初中三年级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9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曾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四川日报》《福建日报》《湄洲日报》《攀枝花文学》《攀枝花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等100余篇，并著有散文集《遗石集》和报告文学集《最后的贵族》2部。
心许三线铸春秋
周绍良 刘庆华 杨玲
一个人只要有一颗对国家、对人民的挚爱之心，只要坚守一种信念，一种理想，他生命的光芒就会永远熠熠生辉。
——题记
“把无私融入生活，给家庭注入清风正气，用奉献定义崇高，为后人树起家规铁律，面对权力不谋私，面对地位不谋利，面对组织不伸手，三不准的背后是服务社会、奉献祖国的人生信条。自己的路自己走，走出光明磊落的人生坦途。”这是2017年4月28日在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颁奖活动上，组委会写给十佳好家规的获得者——中共攀枝花市委原秘书处处长杨文仲家庭的颁奖词。杨文仲一家心许三线、扎根攀枝花、服务社会、奉献祖国的典型事迹，一时成为我市群众街谈巷议的话题。
而这时距杨文仲同志去世已经十个年头！
为什么一位老同志在去世十年之后，他的事迹还能够为攀枝花人所传颂，他传承下来的良好家规还在激励着攀枝花人？故事还得从攀枝花三线建设说起。
万里投荒奔三线
杨文仲1925年2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专业。无论是在天津上中学，还是到北大攻读化工，他都是类拔萃的优秀学生。
1949年9月，杨文仲从北大毕业后到东北大区工业部工作。1952年底，为了支援中央机关的建设，东北大区挑选100多名干部晋京，分配到政务院各部委。这支晋京队伍的先遣人员杨文仲和何富本，同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和经济学家马洪等人一起成为晋京人选。建国初期经济人才十分匮乏，而国家在东北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实践，培养了一批人才，因此进入政务院之后，他们很快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迅速成长。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刚迈出校门到东北之初，杨文仲的工作就是从深入生产第一线，搞调查研究开始的。在调查研究中，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勤于思考，刻苦钻研，提出合理化建议，解决生产单位的具体问题。工作不到两年，他的一份调查报告就被相关领导看中，经领导亲自修改并推荐到《东北工业》杂志上发表，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调研报告。从此，从事政策研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当年的学生生活，对杨文仲的影响是终生的，他认为读书的真正意义在于扩充知识，涵蕴性情，修持道德，原不是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的。因此他也逐渐养成淡泊名利，安于寂寞的沉稳作风。
到了北京以后，杨文仲被分到冶金工业部工作。他经常随冶金部领导深入基层，做了许多专题调研。在调研中，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做到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二十多年的国家机关工作实践，锻炼了杨文仲，使他能够从宏观上思考经济建设和冶金工业发展的问题，他的许多专题调研报告都颇有见地，许多意见都能振聋发聩，对冶金部的一些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他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加之博闻强记，才华横溢，是出名的笔杆子、活字典，从而被冶金部多位历任领导所器重，特别是得到第二任部长吕东同志的赏识。
1964年，“三线建设”全面启动。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作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的项目，从此进入世人的视野。1965年3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同时成立特区人民委员会，实行政企合一。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特区建设中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四川省政府为辅，冶金部派徐驰副部长任特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非平任指挥长。特区党委设立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等机构，所需干部由冶金部和四川省委配置。因此冶金部在之后的几年中，陆续调派了数批干部参加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曾中断。
1968年10月，毛主席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被送往偏远穷困的农村、边疆劳动锻炼，接受改造。冶金部也在云南省蒙自一个叫草坝的劳改农场建起五七干校，部机关及其所属钢铁、有色、地质等科研院所的干部、科研人员、职工及家属，丢下手中的本职工作，做好长期扎根边疆的思想准备，五千多人拉家带口，从首都出发，万里投荒大转移，来到这个离中越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偏远农村，过上了军营式的流放生活，成了耕田种地的庄稼汉。
在冶金部研究室工作的杨文仲科长和在部属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赵慧娟夫妇一家四口，也随着这支迁徙大军来到祖国西南边陲，在这里渡过了将近一年的农耕生活。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与其他同事的孩子一道，插班到乡下的学校里读书。
1970年初，根据攀枝花建设进入攻关克难阶段的实际需要，冶金部决定再从草坝五七干校抽调一批干部支援攀枝花。于是杨文仲便和二百多位同事家属，一起北上参加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这批同志大部被分到34号信箱（攀钢）和2号信箱（十九冶），还有三十多人留在市直机关。
当时的大渡口是攀枝花基本建设大工地中诸多工棚区之一。只见四周荒山秃岭，枯草衰扬，金沙江在峡谷中蜿蜒流过。半山腰有条公路从平地方向沿仁和河逶迤南来，直抵仁和河在金沙江汇口处的渡口大桥。公路终日车流滚滚，尘土飞扬，源源不断地把建设物资运送进来。公路两旁全是各建设单位办公、生产、仓储和住宿的席棚子，一望无际。千年沉睡的荒山峡谷和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建设场景交融，演奏出一曲独特的拓荒交响乐。临近江边还有一条二百来米的小街，街的一边临江，是一排砖木结构的新华书店、邮电局、商店和灯光球场。街的另一边靠山，山腰上散布着十几幢干打垒土房子，这里就是市委、市革委所在地，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的中枢机关。
杨文仲等留在市委的几家人安顿下来后，干部们立刻投入确保“七一”高炉出铁、成昆铁路通车的大会战之中。那时候攀枝花虽然已经汇集了十多万建设者，但是基本上都是单身职工，几乎见不到老人和小孩。干热的气候、苍凉的荒山、简陋的住房和缺乏蔬菜荤腥的食堂饭菜，让这些在冶金部家属大院长大的孩子，面临比在五七干校还要窘逼的生存环境。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学校，只得从机关抽调二位同志充任老师，办起席棚子小学，不同年级的学生混编一班，分时段轮流上课。迫不得已，杨文仲正在念高中的大女儿，才十六岁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
无私奉献谱新章
杨文仲来到攀枝花不久，他的工作经历和工作能力引起了中共市委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市革委会主任顾秀等市领导的重视，他很快就回到了熟悉的老本行，从事政策研究，先后担任市委市革委秘书处、市委秘书处处长等职务，为市领导决策起到了助手和参谋的作用。许多年以后，离休定居上海的顾秀老书记回攀故地重游时，唯一指名要见的老朋友就是杨文仲。
杨文仲从事政策研究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市级管理机构和法制都很不健全，没有政协，市人大也管不了事，全市工作由市委市革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即市核心领导小组决策，党政财文一把抓。这个班子还得执行“三结合”，即党政军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
市委市革委秘书处，是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属的一个机构，从表面上看不起眼，可是秤砣虽小压千斤，地位很特殊。全处二十多位工作人员，要负责全市党政文件、领导报告和工作总结的起草，信息、资料、档案的管理、打印和收发，简直就是核心领导小组的大内总管。其服务对象也极为复杂，上到中央各部委局办，下至各大信箱、党政群团、革命群众组织。日常事务忙，协调难度大，突发性的任务更多，上午领导提出要求下午就要材料，或者深更半夜被召回办公室赶材料的事时有发生，十几位笔杆子经常忙得不辩晨昏。
特别是“三结合”中还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他们会把不同群体的观点、诉求、意见带进领导小组，会上经常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整理材料时也得反复斟酌，既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全面反映各方的意见诉求。因此那些小眼光、小视野、强调部门观念或者从专家学者角度思考问题的人，难以揽下这瓷器活。
杨文仲作为秘书处长，调和融合各种矛盾，确保正确理解领导意图，准确上传下达，维护工作正常运转，是他的职责所在。由于有东北大区和冶金部的历练，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以环顾全市工作的视野，立足长远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调节好秘书处工作的着力点。一方面，他团结全处同志，理顺各自的工作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很快就使全处工作变得有条不紊。另一方面就是以身作则，带头苦干，从而调动全处的积极性。
他每天工作都长达十二小时以上，所有材料，都要经手审阅检查，重要文件多是亲自动手起草，因此经常要连夜鏖战、通宵达旦。难怪孩子们总是埋怨，早晨起床时父亲已经上班，晚上睡觉了父亲还没有回家，终日见不到爸爸的身影。那时候有家的同志也都是在食堂里搭伙，他经常是去买上两个馒头，在办公室蘸着白糖就开水，就算是一顿饭。工作专注时，他甚至错把墨盆当糖盒，馒头蘸着墨汁吃了还不自觉，时有同事目睹这类趣事。
平时稍有空闲，他就钻进资料堆里，忙着整理资料摘要，分门别类做成卡片。不久，他掌握的信息就比秘书处的其他同志多得多，大家都亲昵地称他为“活资料库”，每次向他求教，他都能准确无误提供资料，引经据典说明出处。一些在单位里做不完的事儿，就带回家里加班，他多年的邻居都知道，杨处长家里的灯光总是亮得很晚很晚。
他在政策研究上延续冶金部时的工作方法，随时梳理思路，总结经验，以自己的睿智，思考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宝贵的建议意见。他还善于事先筹划秘书处各阶段的工作重点，做到未雨绸缪。
1974年廖井丹同志出任市委书记，廖书记的工作方式有别于其他领导，他除了有专职秘书之外，更加倚重这位秘书处长，许多讲话稿和文件，都非要老杨执笔不可，久而久之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8年廖井丹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还动员杨文仲随他晋京，进中宣部工作，可见对他的器重。
1981年，市委书记翟自强为了解决全市群众吃菜难的问题，亲自组织市、区有关单位进行蔬菜专题调研。杨文仲在调查中深入生产消费第一线，了解真实情况，大胆提出蔬菜生产实行以户为主的责任制，改蔬菜统购包销为合同订购，近郊菜农实行自产自销，价值管理实行管大放小等改革措施。翟书记采纳了杨文仲等调研人员的建议，从此攀枝花的蔬菜生产形势大为改观，还陆续发展起大棚种植、立体农业，安宁河和仁和河谷逐渐发展为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不仅满足本市的供应，还出现了我市蔬菜大量外销东北西北的大好局面。
杨文仲为人正直而有操守，加上内向自谦的性格和一向低调的处世作风，始终甘当攀枝花建设的无名英雄。他先后为五任市委书记工作过，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的工作往往不为外界所知晓，更没有在媒体前曝光。市档案馆收集杨老照片档案时，他的家人甚至找不出一幅他和哪位市领导在一起的照片。
凡是接触和熟悉他的人们，都为他真挚、诚恳的待人，谦虚、儒雅的作风所折服，公认他是聪明睿智、极具独立见解的经济学家，满腹经纶、治学严谨的学者，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当人极谦卑时，则几近于伟大。”杨文仲正是泰戈尔所说的这种人。
笔走龙蛇写春秋
杨文仲属牛，他认为牛身上有许多可贵的品格。在一次对冶金部的老同志畅开心扉时，他曾表明心迹：“首先干革命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工作中有点‘牛脾气’‘牛劲’也不坏，有点‘倔劲’往往可以克服工作上遇到的困难，有点‘牛劲’更能够埋头苦干，特别是心甘情愿地做一些‘笨’工作。”他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不待扬鞭自奋蹄，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
杨文仲还具有老一辈知识分子许多优秀的品质。
他在北大读书的年代，师资精良，视野开阔、学风朗劲，是北大最好的时期之一。再加上当年北大的教育提倡个性张扬，特立独行，造就了北大人特有的科学求实精神。这些都对杨文仲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且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在学习工作中还养成了随时随地注意收集和整理原始资料的习惯，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他对书籍资料有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每次搬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那些书和资料却是一丁点儿都不能受到损失，他都会像护宝似得亲自装箱搬运。文化大革命期间，冶金部档案室遗弃了一批档案，运到山西太原准备销毁。他不顾个人得失，多次利用出差机会，冒险挑选并秘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为后来冶金部撰写冶金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那个年代搞研究工作条件很差，没有复印机更没有电子扫描仪，所有资料都得靠翻阅典籍，手抄脑记，杨文仲为此呕心沥血，备尝艰辛。他无论是撰写文章、整理卡片，还是修改稿件、校对清样，从头到尾行文都是整齐划一、秀丽工整的小楷，端庄美观的字体，规范得仿佛是印刷品，不曾有过丝毫马虎。他先后全文抄录了《大金国志》四十卷、《五代会要》二十九卷、《十国春秋》二十卷、《明鉴纲目》十六卷，以及夏商殷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矿冶业考古材料、志书等大量资料，总数凡二百多册。所有古籍抄本，他都是仿照古籍竖排的方式抄录，一页中哪怕出现一个错别字，他也要销毁重抄，抄完后又按线装书的式样装订成册，对抄件的质量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他还留下了三万多份读书笔记和资料摘录卡片，那些卡片，就像图书馆里的书目卡那样，分装在他亲手制作的近百只布面纸盒里，每只纸盒上都贴有标签，纲举目张，纹丝不乱。据市档案馆统计，在杨老遗墨中，这些弥足珍贵的手稿、著作，抄录的书籍和摘录，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字，仅市档案馆整理的目录就长达四十六页！
手抄一卷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何况杨老抄写的是多部长达上百卷的宏篇巨著！这需要何等刻苦的精神，何等顽强的毅力啊！“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用苏东坡的话来评价杨文仲是再恰当不过了。
1982年在胡乔木同志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中，杨文仲受聘担任冶金工业分支学科副主编，负责矿冶卷冶金工业分卷的编辑工作。1983年至1989年，他再度被借调回京参加《当代中国》丛书之《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一书的编写工作，担任编辑部副主任编委。
1989年退休后，杨文仲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中国冶金史方面的研究上，著作颇丰，成为我国冶金史学界的权威。他利用历年工作中积累的大量资料，先后编纂出版《当代中国钢铁工业大事记（1949-1986）》《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大事记（1874-1949）》《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编年纪事（1844-1949）》，以及我国原始社会、夏商和西周奴隶社会时期，春秋战国、秦、汉等历代矿冶史料等史学著作，凡七十余万字。尤其是《当代中国钢铁工业大事记（1949-1986）》一书记载的我国钢铁工业重大事件和发展轨迹，准确无误，编年有序，详略得当，一览无余。冶金部的同志认为其“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纲要”，是从事冶金工业工作的领导者和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工具书。
冶金部的老同志至今还记得一段趣闻轶事。九十年代初，部里要整理材料，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份标题不详的重要文件，只得打电报到攀枝花询问“活字典”杨文仲，杨当即回电称在档案某室某类某柜内。果然一语中的，同志们都啧啧称奇。盖因杨文仲在日常工作和冶金史研究期间，就已经对冶金部的文档了然于胸了。
杨文仲长期担任《攀枝花市志》的编委会编委和特约编辑，六十六岁时完成了攀枝花市志《冶金工业篇》的编纂任务，撰写出约十四万字的冶金篇初稿。随后又承当《攀枝花市志》经济各篇的统稿重任。1996年《攀枝花市志》刚完成，经翟自强老书记推荐，年届七十一岁的杨文仲又接受了对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攀枝花大事记》初稿的审查工作。为了把这部文献编写好，保证内容充实准确，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根据自己在攀枝花二十六年积累的丰富资料，特别是长期在市委主要领导身边工作时所掌握的核心材料，花费一百多天时间，整理出四十万字的编年史资料，纠正了初稿中不少史料的错误，为该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宝贵意见。
后来他还担任评审委员，负责各区县志和专业志等多部志书的补充、改写、改编和评审工作，为我市志书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杨老还在多家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史研究学术成果。
杨老受到许多文史专家的敬重。他对待历史资料那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市史志办公室和志书编纂单位的许多老同志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尊为楷模。
晚年的杨文仲深居简出，笔耕不辍，潜心著作,为社会奉献了丰盛的精神财富。夫人赵慧娟笑称老杨的生命三部曲就是：吃饭、睡觉、写东西。周礼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杨文仲的德行，在他的勤奋严谨和累累硕果中显露无遗。
2004年5月，已届八十高龄的杨老，在悼念袁宝华夫人、自己在冶金部时的老同事朱傲石时，还含泪表示：“我当在有生之年，尽力为党为国家为攀枝花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坚持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精神诚可敬也！
杨老退休多年后，在一次在市图书馆读者座谈会上和大家交流心得时说，“人的晚年，是人生最后生活质量的体现时期。要掌握好晚年生活的主动权，就要有意识地建立起以原有心理、机能为基础，以自我能力为延伸的晚年生存意识。”。他一生的习惯和爱好就是博览群书，更是把读书看成自己掌握晚年生活主动权的办法之一。
杨老去世后，家人清理他的遗物时，著作、书籍和资料竟然占了多半间书房。站在杨老的书房里，面对这四壁的图书，人们仿佛看到这位慈祥而矜持的老人正在书斋里忙碌的身影：他一会儿把厚厚的眼镜片贴近书页，认真研读；一会儿凝神深思，伏案疾书；一会儿又缓缓地站起身来，在熟悉的书海中游弋，准确地抽取出参考资料。
不忘初心传家风
“人生就是施予，而不是索取。”杨文仲一生奉行法国革命大文豪雨果的这个信条。他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岂止是他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他的整个家庭。
杨老心许三线，扎根攀枝花。在攀枝花三十七年间，冶金部多次借调杨文仲同志回京编纂冶金史书，在北京出差的时间前后长达十年之久，但是他的心头还是解不开那份浓浓的攀枝花情结，一次又一次回到这座“三线炼人场”（华罗庚语），把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这座年轻的城市，为这朵祖国大三线建设中的钢铁钒钛奇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们钦佩杨老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国家档案局领导见到这些档案之后，认为杨老堪称坚苦卓绝、锲而不舍，个人能有如此庞大的资料拥有量和进行如此精致的编目分类，在攀枝花，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称得上是个人档案中的经典。
人们感叹杨老达观的人生态度。他一生不求闻达于诸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却没有享受到离休待遇，对此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过要求。从东北到冶金部再到攀枝花，他从事政策研究和为领导提供参谋决策意见，时间长达五十多年，起草的文件和撰写的调研报告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他总是甘居幕后，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退休时还只是个副处级。
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劳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9年初的一天，在市党员代表大会会场上他因劳累过度，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当妻女赶到医院，急得六神无主时，他却表现出超乎寻常地镇定乐观，没有半点儿病情危重的恐惧心理，反而劝慰家人，鼓励医生大胆施治，结果很快就缓和了病房里的紧张气氛，连在场的医生都为之动容。
人们惊诧杨老坚毅顽强的自制能力。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尤其是写作时更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瘾很大。生病住院后，医生告诫他必须彻底戒烟，并且当场没收了他的烟盒。自打那一天开始直到去世，二十多年中他再也未曾动过一支香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