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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何为?罗伟章:把零散脆弱情感升华为宽广深厚情怀
来源:封面新闻 | 张杰 徐语杨 编辑:梁曌 时间:2022-09-21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摄影报道

罗伟章1967年出生在川东北的宣汉县普光镇一个叫罗家坡的山村。那里位于大巴山余脉,再往北是万源,与陕南安康接壤,东、南毗邻重庆。他小时候,家乡普遍穷。罗家的穷格外突出——兄弟姐妹多。作为家里顶梁柱的母亲,在罗伟章6岁的时候因病去世。童年所遭受的一切,被他多次写进散文里。这些文章如今读起来,苦得让人有睁不开眼的感觉。

一个人遇到苦,并不罕见,关键是苦之后的方向要朝哪里去。“苦是毒,容易让人沉溺于因缺失带来的黑暗中,走向麻木、残忍、自私。但苦也可以成为蜜,养育出知苦、怜苦、战胜苦的有厚度和硬度的灵魂。”

如今已经55岁,是一位成熟小说家的罗伟章,早已原谅过去——因为当时大家处境普遍艰难,人与人爱的通道非常窄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能看到别人的苦,心就变宽了。”更重要的是,随着罗伟章的文学创作日益精进,这些苦更多被转化成小说,成为文学世界的一部分。为此,他深深感谢文学:“文学除了能培育我们的审美能力、自省能力,还能让我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零散脆弱的情感,升华为宽广深厚的情怀。”

少年时代的“二哥”是最初的文学启蒙者

在罗伟章的成长经历中,给他的心灵带来光亮的,首先是他的二哥。二哥比罗伟章大好几岁。少年时代的二哥,除了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还会很得意地把自己的作文念给弟弟听。罗伟章至今记得二哥一篇作文里的某些句子,比如“大地在沉睡,昆虫在长鸣”。“他让我第一次知道大地也是要睡觉的。这着实让我惊讶,并对万物感到无比亲切。”

二哥爱看书,甚至把家里的口粮偷去卖掉,就为买书看。在二哥那里,罗伟章看到了巴金的《寒夜》,“故事发生在重庆。我看来才发现:啊,原来大都市的人也会痛苦,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痛苦。这样,母亲早逝给我带来的痛苦,得到了缓解。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宽了不少,有了一点共情能力,不再一味自伤自怜,能看见也能感知别人的痛苦了。”

罗伟章1985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进入到了自己梦想的中文系。那是一个读书氛围、文学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课余就去阅览室读书。虽然没有清晰地表达过自己有个作家梦,但“凡提到读,提到写,心里就有难以遏制的冲动” 。这种冲动很快就转化为发表了第一个作品,帮助他打开了一扇门。

罗伟章获凤凰文学奖

大学投稿征文得奖被马识途颁奖

那是大学进校大约两个月,写作老师在班上说,四川省要举办首届大学生征文,小说散文诗歌都行,望大家积极参与。写作老师名叫张家恕,是个作家,写过一个表现下乡生活的小说,至今他还记得叫《梦断六桶山》,小说并不长,但在阅览室的刊物上读到后,心里很崇敬。张老师在班上宣布后,下来又特别指定了作文成绩好的几位重点参与,其中包括罗伟章。“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标题叫《妹妹》。”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春天,《妹妹》被宣布得了第一名,7月9日去成都领奖。从重庆到成都,要坐12个钟头的火车。路途中,除了挤和热,印象深刻的就是铁轨两旁的夹竹桃。

颁奖典礼在锦江宾馆举行。步入铺着红地毯的大厅,他小心翼翼生怕把地毯踩脏了。颁奖典礼上,给他颁奖的是当时的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2018年春节期间,罗伟章和省作协两个同事一起去马老家里看望马老,“马老抓住我的手,说正读我的小说,说他自己‘更多的是个革命家,写的作品是流传不下去的’。这种自我审视,给予我很深的教育。那天,我忘了告诉马老,我念大学时得的那个奖,就是他亲手为我颁发的。”

这篇处女作,“这篇被称为小说的‘文章’,尽管稚嫩得无以复加”,但对罗伟章意义重大,“它改变了我的性格。更准确的表述是,它引导出了我的另一种性格。”慢慢地,他敢于和人说话、敢于与人交流了。在余下的大学时光里,他结交了谈文论诗的朋友,接着又做学校广播站编辑、文学社社长,不仅与校内还与校外的大学生文朋诗友,建立了联系。“如果没有那篇本是征文的处女作,我不知道现在会是怎样的。”

聆听命令式内心声音 

辞职举家搬至成都当“专业作家”

大学毕业后,罗伟章先在一所中学教书。周末他会带学生去旅行,学生们跟着他,走出城市,远足七八十里,累得不行困得不行的时候,就横在石头上睡,大雪纷飞也不在乎。在大雪里睡上半个时辰,身上盖满雪花,衣服也湿了,却从没感冒过。“那样的日子真是让人喜欢!”

后来,他又做报纸编辑。1995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但一直没有发表机会(直到2004年才在《小说界》首次全文发表,2008年首次出单行本),他也没太在意。但他的内心深处,隐隐有一种时间的荒废感。

促使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契机往往不需要很宏大,有时候一个声音就足够了。

1978年4月1日下午1点半前后,还是一家爵士小酒馆老板的29岁的村上春树,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一个人躺在草地上,一边喝着啤酒并不时仰望天空,一边观看棒球比赛。棒球发出悦耳声响的那一刻,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中翩然落下:“我可以写篇小说试试。”虽然此时他连写小说的具体构思都没有,但被这个念头击中的村上春树,开始认真写作,把小酒馆卖掉,走上职业小说家的人生道路,直到今天。多年后,罗伟章在书中读到村上春树这样的“棒球时刻”,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验。”

罗伟章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2000年8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中午,单位同事们都回家吃饭了,天很热,只有罗伟章一个人在办公室,“盛夏的阳光照进室内,照在桌子上,那个斑点显得非常寂寞。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罗伟章,再不写作,你就老了!”这个声音如此清晰,以至于像命令一样,吓了罗伟章一跳。“我马上就写了辞职报告,下午交给领导,第二天就走人了。”

这一年,罗伟章33岁,当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写小说了。为换个环境,他全家搬到了成都,爱人也因此辞去在达州的教师工作。“当时在成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儿子才5岁,没有户口,连幼儿园都难找。”

20多年前,严肃文学创作没有此前那般火热了。一个已是而立之年的人辞掉工作,全职写作,这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做到的事情。罗伟章能如此坚定,理由很简单:“我真是太想写了。那个催促我的声音,我不能无视,也不想再给自己找借口不写。”

他也不是没有自我怀疑过,“到大街上看,什么都不真实。觉得大街不是大街,只是大街的影子。”没有固定收入,家里实在缺钱,他在成都又找了个工作。工资不低,但上了半天后,他又觉得不对劲,心里一直在讨伐自己:“你来成都不就是为了好好写作的吗?为什么又来上班了?这里上班比在达州还忙呢,与其这样,不如不辞职。”半天后,他把自己骂回了家,继续写作。

就这样,罗伟章把自己变成了“专业作家”。几年后,他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多处发表、广为转载。有一年,《小说选刊》就转了他的4个中篇小说。2005年,达州市作协创作办公室将他收入编制,成了真正的专业作家。一年后,他被调入四川省作协,成为巴金文学院的专业作家。后来,他被调入《四川文学》杂志社,现任社长、主编。

【对话】

罗伟章:文学大于文学奖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

他的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曾获人民文学奖、凤凰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梁晓声青年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周刊》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他是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封面新闻: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文学随笔集《透过窗户》中写道:“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小说更能阐释并拓展生活。当然,生物学也能解释生活。传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力学和生物心理学也能解释生活。但所有的生命科学都没有小说来得高超。小说告诉我们生活的终极真理:什么是生活,我们如何生活,生活何为,我们怎样享受和珍视生活,生活是如何走入歧途的,我们又是如何失去它的。”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

罗伟章:巴恩斯说得非常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小说是最具张力的文体。”这里的“张力”,不是就文体本身而论,是指小说能够呈现的宽度。生命科学是给出唯一解释,是消除可能性,小说正好相反,是挖掘和发现可能性:我们有怎样的可能,又是怎样丧失了那些可能,走上了一条逼仄的路;我们遭遇过怎样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又是怎样在克服困境中奉献了我们爱、勇气和牺牲精神,或者怎样在臣服于困境中显露出我们的脆弱与无奈;我们怎样被实用主义深深捆绑,又是怎样超越实用主义看见了美与大义;我们经历过痛苦,承受着痛苦,因而我们有理由呻吟或歌唱……这些,既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热爱小说的原因。

封面新闻:您在读大学时的文学氛围很浓厚,能否谈谈您的亲身体验呢?

罗伟章:那真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文学年代。我们年级两个班,百来号人,大部分同学不是在写诗就是在写小说,仿佛不这样,就不配读中文系。别的系从事文学创作的也非常多。

每到周末晚上,我们五六个特别能谈得来的(其中不只是同年级的,还有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就拎着水壶,去学校草坪上,就着路灯,把自己的新作念给大家,念了就听批评。批评得毫不留情。当然也可以辩解。一批评,一辩解,就形成争论,这样往往就是一个通宵。

封面新闻:除想象文学那种外,就算是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也似乎存在两种类型的作家( 这两种都出了很好的作家):一种是比较多的依靠自己的人生、生命经验写作,会写一个故事,让人一看就能知道,这件事离他的生活很近;另外一种是不太依靠自身的实际生存经验,而是靠一个想法,虚构一个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人和事件,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包裹起来。我觉得您属于后者。您觉得呢?

罗伟章:倒不那么泾渭分明,某些时候经验的成分重些,某些时候想象的成分重些。但不管怎样,作家的生命体验都会成为文学最独特和最光彩的部分。生命体验具有轻和重的两种特质,重的是人生,轻的是想象。也就是说,提到生命体验,就自带想象。如果只有经验,文学少了翅膀;只有想象,文学没有根。所以我们不谈经验,谈体验。体验能力和感受能力,是最重要的。许多时候,深入生活之所以无效,原因就在于只是“看见”了,缺失了体验和感受,更没有把看见的与自身命运联系起来。

封面新闻:您得了不少文学奖,也入围了一些文学奖,怎么看待文学奖?

罗伟章:文学大于文学奖。但我们的具体现实是,文学界关心文学奖,远远大于关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