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四川小说创作年度报告

四川省作协小说委员会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2021年都可以称作四川小说创作的收获之年，也是四川小说创作的振起之年。如果要用一个关键字来概括的话，“丰”字是最为妥洽的。具体而言，四川作家群中，小说创作方阵老中青三代相互激励接力，呈现出浩荡充沛的小说创作元气；小说创作围绕重大主题、时代脉动和个人记忆，展现出深广丰饶的创作类型；小说作品不论篇幅长短与叙事深浅，都体现了深刻丰盈的思想内涵；此外，在对抗网络语言方面，小说作品呈现出汉字丰赡博雅的质地。试从上述“四丰”分别阐述如下：

一、元气丰沛的小说创作群体

四川是一个地理资源丰富、地情资源复杂、自然生态系统多维的地区，或雄奇、或温润、或瑰丽、或奇绝的山情水态，滋养着不同面貌、性格和气性的人们，文学也因不同的地理风俗而呈现出不同的创作方阵和创作个性。而小说作为文学洪流中一股明显而巨大的主流，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种群气象。这种地理种群气象经过岁月河流的不断洗涤和冲刷，已经渐次清晰。进入2021年，随着全省各市州作协组织的全面构建和日益完善，以大区域、大河流、大山脉等方式命名的文学创作种群越来越突出，而作为这种文学种群下面细分的小说创作方阵，也受地理因素、风俗因素和气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具有相当识别性的小说创作种群。

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生活主场都迁徙到了如成都这样的中心城市，但由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主场又常常驻守于上述大区域、大河流和大山脉，也因此他们仍可归属于这种小说创作种群范畴。如罗伟章、卢一萍、李一清、谷运龙等（笔者注：小说家李一清在2021年6月26日辞世，这是四川小说家方阵的一大损失）等人的小说创作，都显示出了非常明显的地理属性。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了四川小说创作群体庞大广博的整体气象。某种程度上，这种地理种群气象也给所在区域的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浩荡丰沛的元气，是一种发掘母地、母题和母语等综合文化的现实驱动。从2021年四川小说创作的综合文化背景来观察，我们注意到了这种驱动的力量以及形成的综合效应，以及对未来四川小说创作走向可能的影响。

另外，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四川小说创作在2021年的一个可喜现象：即整体向上面貌下老带新、老激励新的代际接力。此中所言“老”与“新”，非特指年龄数据的老年人与青年人，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下的较早一批小说创作者和新近崛起的小说创作者的特定指代。当然，从年龄层次看，我省小说创作队伍也包括已经成名的50后、60后，如四川小说创作领军人物阿来以及逐渐在全国引起关注的罗伟章、何大草、马平、卢一萍等，此外，“70后”中坚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如骆平、杜阳林、王棵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省小说创作队伍中，“80后”、“90后”新生代作家以“一出手就不凡”的气势和影响，证明了新生力量的异常可观与可敬，如周恺、阿薇木依萝等，这无疑是四川小说创作发展的一大显著特质。

如果我们再观察一下四川小说创作者的性别构成，则会注意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存在一种“女性小说家与男性小说家分庭抗礼与等量齐观”的可贵局面。事实上，四川小说创作一直存在一个男性与女性并驾齐驱、双峰并峙的传统，“老”一辈的裘山山与中青辈的袁远、骆平、章泥、格尼、王甜、阿薇木依萝等，皆以其具有个性的小说创作，成为四川小说作家阵营中的半边天，相对于男性小说家，她们在2021年的小说创作中，也交出了不遑多让的成绩。她们和男性作家一样，也保持着一种丰沛绵长的创作元气，她们以独特的女性小说创作者群体，和地理种群概念下、代际概念下的小说家，汇成了四川小说创作的时代洪流，在2021年的中国小说创作整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四川小说作家群的不容低估的实力。

二、类型丰富的小说创作题材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有三种基本可能性: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即便是最为先锋的小说家，在面向更广泛而大众的读者群时，也应该会承认，讲好一个故事作为小说的轴心价值已经无可置疑了。但菲尔丁、福楼拜和穆齐尔可以作为小说家的三种代表，对应出三种小说写作的类型化，或者题材的类型化。基于四川地大物博、小说创作人才涌起以及小说创作者个人经历多样这些事实，这也就注定了2021年的四川小说题材取向的丰富性和多维性。

马平的长篇小说《塞影记》自2021年1月在《作家》杂志推出，随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以来，就一直备受国内评论界的关注，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部作品讲了一个好故事，同时，作者在这个好故事里投入了自己对时代、对人生命运及其价值、对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等系统问题的深入思考，当然，其中更隐含着对百年中国苦难与辉煌的热情礼赞。百岁老人“雷高汉”形象的确立、作家探求灵魂气息与生命价值的意图以及读者强烈的时代参与和情绪介入，都使《塞影记》毫不争议地成为四川小说在2021年的最大收获之一。

何大草的长篇小说《拳》（2021年4月）带领读者重返“武侠世界”，试图在这个文字时代重构武文化的内涵。小说的主题取向是逆时代的——但小说言说的时代谁说又不是主流关注的时代，事实上，小说故事发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恍如昨日。他用《拳》讲了一个武的故事，把对武的理解，化在了对武学大师的寻找过程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何大草在《拳》中写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的市井风情，颇有向李劼人致敬的意味。看起来，“武侠”只是一个伪装的表面，作家个人的记忆和青春怀旧，仍然是小说写不尽的主题。

罗伟章在2021年向中国小说界贡献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谁在敲门》（2021年4月），小说写大巴山孕育下的回龙镇许姓一家四代人的命运变迁和四代人目见与感受下的乡村生态、秩序与文明嬗变，具有时代隐喻、社会隐喻的“敲门”主题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小说流水一般平静无波的日常叙事下暗藏了惊人的主题阐释能量。小说出版至今，便赢得评论界的关注和一致好评，不仅登上《中华读书报》及中国小说学会发布的长篇小说排行榜，还入选2021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作品，并被评为“2021年度十大文学好书”之一。有一种评论认为，《谁在敲门》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正在于展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下的乡村政治运行的“清明上河图”，它和对大时代下集体人性的叩问共为这部小说的两翼。《谁在敲门》通过对乡村政治学的细密演绎，再现了强人治理在乡村的瓦解过程，超越事无巨细的乡土叙事而有了宏阔幽深的政治学气象。

和罗伟章的乡村主题叙事略为不同的是，作家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2021年7月）虽然继续以乡村为主场，但主题却侧重于乡村青年的成长。小说以川北农村少年凌云青的成长史为主线，以“密不透风”的苦难叙事和随处可见的年代记忆，细腻呈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早期这近十年间，中国农村大地苦难下的人物群像和时代演变。鉴于《惊蛰》投射了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它选取的主要人物的典型性和叙述历史时段的代表性，有评论认为，《惊蛰》和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代表作《在人间》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互阐关系：对苦难的态度以及对苦难的救赎，少年凌云青的精神面貌和少年阿廖沙的精神特质具有某种耦合性。这部小说自出版后，以反复重印的姿态迅速占据了各种图书销售榜单，国内一线评论家参与了对这部小说的研讨会，充分证明了小说界对这部小说高成长性的准确预期。

和杜阳林同为“70后”中坚力量的王棵在2021年推出了同为乡村苦难叙事的长篇小说《桑田日暖》（2021年7月），属于典型的重大主题作品。小说和《惊蛰》有着一致的时代背景，但和《惊蛰》不同的是，《桑田日暖》聚焦的是位于东海边的何家园，这显然是王棵第一次通过小说回到故乡。这部小说当然也可以列入四川小说叙事的方阵，它细腻而刻骨入画地呈现那个时代下的乡村众生相，呈现那个“让我们心疼的真实的中国存在”，意在积聚“日暖”的生活向往和能量：超越于苦难之上的小说主旨，使它和《惊蛰》在2021年的四川小说方阵里，又有了某种微妙的互阐关系。

李明春的《川乡传》以艺术的方式，讲述基层扶贫干部的生动事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故事，入选中宣部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等。目前已售出包括英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俄文在内等7个语种的外文版权。这部作品接地气、通民情，更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痛痒息息相关，更能切中中国乡土大地的脉搏，也更有能力真实可信、诚恳忠直地记录和展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为时代存照。

省内其他小说创作者在2021年度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羌人六的中短篇小说集《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入选黄河出版集团“我们的时代”丛书，如刘甚甫的长篇小说《鬼门》（2021年9月），书写川东北风物志，极富古典韵味及老派故事品质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思想丰盈的小说创作取向

不是能讲故事的小说写作者就可以称为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家需要秉持人类良知，揭示深刻的人性。是以小说的思想性建构显得异常重要。

从小说的思想性建构角度来考察四川小说创作在2021年的成就，上述典型作品和部分中短篇小说尚有言说的必要和空间。小说超越于“故事好看”之上的价值，就在于它需要在讲好故事之余，让读者有“掩卷思考”的自觉性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越夜越徘徊”的触动性：即小说故事线、人物线统合起来形成的思想线对读者内心、或者说灵魂世界的深度触动，这可以概括为“思想的魔力”与“思想的价值。”

作家裘山山在2021年推出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保卫樱桃》。在这部由十三篇短篇小说构成的作品里，继续着她自觉的现代叙事意识，展现着她较为成熟的叙事能力。无论是《野草疯长》中向往爱情、却三次为情所伤的女主人公，还是《瑞士轮椅》中那个身残志坚、不愿意卑躬屈膝换取优渥生活的残疾青年，抑或是《琴声何来》中长相丑陋、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却充满人格魅力的吴秋明，裘山山在短篇小说狭窄的空间里，密植了她对现实生活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模式，也曲尽其妙地传达出了她借助人物故事一再想要触及的丰盈思想：反映当下社会现实，揭露人性中的善与恶。从裘山山个人在2021年的小说成就来看，所谓四川小说创作的“半边天”，裘山山当得起领军人物的使命。

在女性小说家方阵中越来越具影响的骆平在2021年推出了她的长篇小说《我用一生奔向你》。小说在《小说月报》2021年第七、第八期长篇专号上连载。小说聚焦成长主题，充满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思索，更多反映了骆平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忆和投射，在日常生活的平铺直叙中引出了诸多的悬念，这些生活中非常态的存在反映了成长过程的另一副面孔，也因此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建构。

从2021年国内主流文学刊物发表情况也可管窥四川小说创作的年度力量。作家卢一萍尽管在2021年没有推出单部长篇小说，但却在《作品》第二期推出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的短篇小说《罪与罚》。小说是卢一萍谙熟的军旅题材，通过对“团长女朋友陈木槿参与七连连长林慰南所读图书政治问题的审查”这条叙事线的全过程白描，呈现了他在长篇小说《白山》里一贯的让人惊讶的荒诞和难以置信的真实，丰盈的思想在小说里一览无遗。在另一部中篇小说《大震》里，卢一萍将地震现场所产生的特殊情境推至极致，让人物在特殊而短暂的极致情境中释放人性复杂而丰富的纠葛和冲突，从而完成了小说的人性实验和伦理追问功能。作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中的一部，《大震》作为一部单独出版的中篇小说，其所讲述的一个死囚犯在汶川大地震中的“逃往与回归”，以及最后完成“人性的救赎”的故事，带给震区读者的心灵震动，是其作品思想丰盈的最好证明。

“80后”新生代女作家阿薇木依萝的短篇小说《原路返回》发表在《天涯》杂志2021年第一期。小说讲述了一个彝族姑娘远嫁途中“反悔”回家的故事。新娘远嫁路上的所思所虑，是最早“促成”她反悔并“原路反悔”的动因，寓言和童话式的写作，使这部叙事空间有限的小说展现了作者高超的题材及思想驾驭能力，小说高于生活的价值，即是小说思想张力所在的宽容、悲悯和爱。在相对弱势的短篇小说方阵中，《原路返回》是2021年四川小说作品中的一个意外和惊喜，值得标出之。

2021年，马平分别在《人民文学》和《雨花》推出了两部短篇小说：《五世同堂》和《活水公园》。从这两部小说里，可以明显看到马平小说主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迹象。他善于在那些习焉不察的人际关系和乱麻一般的日常生活里发现隐伏的人性之光和明灭闪烁的思想暗线，高度自审和精炼的文字使马平的小说叙事渐臻成熟。

小小说的文字体量在短篇小说之下，但并非不承担思想流动的价值和传播的功能，它需要在更小的叙事空间里呈现思想的价值和力量。近年来，作家李永康一直坚守着小小说的创作，说他是四川小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2021年，他在国内文学刊物发表了多篇小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发表于《北方文学》的小小说《奔生》。作品以人所共知的英雄“小萝卜头”的自序展开故事和场景，着力通过心理描写，打开人物群体光明磊落、自信坚定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部“微缩的《红岩》”，李永康在《奔生》的终章显志，解答了“奔生”思想的深刻性和动人性：“我虽然离开了渴望过的世界，可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妈妈都还活着。我们活在《红岩》一书的第二十章中，活在了读者的心里呀！”

除此之外，省内作家唐一惟、甄明哲、熊德启、王棘、小乙、王刊、夏岚等在国内文学刊物也发表了量多质优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兹不赘述。作家骆驼的诸多小小说作品更是频频入选中学语文试卷，由此也可见小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类型在2021年的生命力和成长性。

     四、汉字丰赡的小说创作质地

汉语或者汉字书写的功能及其使命，就是要上承古典文学的典雅传统，下开当代文学叙事的崭新格局。小说作为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主力军，自然需要承载着一定的汉字书写使命。概言之，就是在承续典雅传统的同时，用汉语正字对抗互联网写作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取向，尤其是符号化替代汉字的低俗化和低幼化倾向。当然，作为网络小说的符号化运用以及网络语言的标志化使用，不在这种粗鄙化和庸俗化取向的讨论范围。

检视2021年四川小说创作的作品，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种可贵的承续和对抗力量。马平在《塞影记》的叙事里，以其高度的文字自觉意识和对文字的审慎态度，呈现了汉字丰赡的小说创作质地。在《塞影记》里，我们能读到汉字之美、之雅、之传统精神，并感受到恰如其分的汉字力量。在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杜阳林的《惊蛰》以及王棵的《桑田日暖》等作品里，即便有相当一部分方言叙事，但都从根本上没有改变汉字丰赡的写作质地，甚至从非遗角度代言了一种方言的阐释之美。这种方言，并非是从通俗意义上与语言贫瘠耦和，而是极尽文字的通俗阐释功能和通俗沟通价值。

袁远的中篇小说《自称树精的女人》里，投射了作家的经历和情绪。这与其说是一部分特别需要隐逸状态的人对生存理想的寄托，不如说是对传统汉字在写作空间被网络极大侵占下的一次宣言。袁远用这部作品，自觉抵制了网络文字、符号文字或者是粗鄙庸俗文字对传统典雅的文字书写的侵袭，也因此，“树精”女人或许指向着一种可贵的汉字传统书写的隐喻精神。

另外，我们在凸凹的短篇小说《姐妹记》等作品里，也看到了语言的诗化，这可能和小说创作者兼而为诗人相关。即便是在蒋林的《熊猫王》（2）以及贾煜的中篇小说《寻找费洛蒙》《龙门阵》这样的科幻类型小说里，我们也注意到了汉字丰赡的小说文字质地。尤其是主流阅读人群为青少年和儿童的小说作品，更应该主动担负起对抗粗鄙化、庸俗化和简单符号化书写的神圣使命。

2021年的四川小说创作，也还是存在诸多遗憾与不足。在面对影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学书写上，小说家们的行动力、介入度以及从疫情万象中抽丝剥茧、直击核心的思辨力都未见突出的表现，四川的小说创作者，至今也未交出一部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代言”疫情时代的小说作品。其次，从华文、汉字表达基础上进入到更宽广语言世界，也还欠缺一两部最具典范性和探索性的小说作品；第三，从文学评论界的反应来看，四川小说创作者在2021年的作品，尚未在小说叙事、结构以及语言表达等领域，形成争论的高峰：一边倒的好评和差评，都不足以形成争论，争论是作品价值衡量的一个标准，至少是引发关注的一个维度。现在，2022过半，小说家们在这个特别的年度，又将如何书写四川小说创作的年度传奇？让我们拭目以待。

 （执笔：庞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