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青年评论家、作家赵依的《物色》，这是作者近十年文学评论的梳理与总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视界·现象”围绕近几年的文学热点展开，对当代文坛现象表达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视点·现场”以文本为考察对象，分析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特点与流向；“视域·回望”则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是作者回到文学源头梳理中国文学谱系的尝试。其中《文学现象随感十五题》一章内容源于作者供职人民文学杂志社期间策划“圆桌派”系列讨论的主持人语，以及主持《当代文坛》“青年观察”栏目的主持人语，这些从文学现场中生发出的思考，是编刊读书之余的思想副产品，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批评的准备。经作者授权，中国作家网遴选此章发布，以飨读者。
《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赵依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一、“生命书写”的意义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各自颇具风格的创作中，已开始以青年视角思考生命、衰老以及人生的终极价值与意义。事实上，青年作家们实属年轻，一旦亲历死亡，将对他们冲击巨大。生命与衰老的主题也相应在某种生命意识的焦虑之中汇入青年作家们的文思才情，成为某种叙事策略。
尽管青年作家们已然开始对衰老、死亡和孤独等生命主题有所关注和追问，每个人多少经历了生命的坎坷和无可奈何，但是他们还难以发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他们对生命经验的诗意表达和对衰老的现代性凝思还侧重于“来路”，“归处”离他们相对遥远，他们的换位思考还不够设身处地，欠缺立足于“归处”的对“逆生长”的深刻渴望。
201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新作《天黑得很慢》，这是一部与生命和衰老紧密相关的小说。继《安魂》之后，周大新再一次试图就生命与衰老这样的重大主题展开救赎，这或许是作者又一次为真正理解生命意义所做的努力，也或许是对自我精神枷锁的又一次开释。作者在小说的时空关系上摒弃真实生活的惯常逻辑，创造出一种更为真实的“真实”。“万寿公园”的那七个黄昏，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不单单是小说外的真实生活的直接因果对照，更多的还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荒诞在文本内外和真实与虚构两端呈现出的空前一致性。作者通过内真实呈现内因果，以此反观和抵达现实世界的人和社会——生命尽头不能提前知晓，衰老进程本来习焉不察。小说的内部世界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更为真实的存在，读者由此得以确切体认主人公萧成杉已无来路只剩归处的生命困境，意识里关于死亡的概念被本能地、无意识地具象化了。
“方生方死”方可彰显苦难中生命的尊严、感恩值得珍重的人世，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早已成为一道温润的文脉。如何处理衰老、死亡这样恒常的生命经验，用作品烛照人心、进行终极关怀，对于青年作家而言亦是切近的文学课题。
二、军旅文学的时代感与现实性
中国古代就有战争文学，《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构成了春秋时代的重要特征。《左传》《战国策》的战争描写以事为主，战争形态真实详尽，记事中也夹杂一些人物随战事而流走的情形。其后的战争文学在集锦式的描写基础上将单独的将士作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典型的战争事件来突显将帅、英雄的风采与作用。而再往后的《三国演义》《杨家府演义》等作品则在浓墨重彩的战争画卷里凸显人物的智谋、胆略和风采。
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的军事文学作品则表现出了强烈的尚武好战精神。充满诗情画意的《荷马史诗》同时饱含对战争的无节制的纯粹的直观审美，《伊利亚特》中也有力与美的平衡，想象、比喻、夸张、移情等艺术方式的运用过度强调了英雄的强悍与残忍，这与东方文学对仁厚德行的尊崇有很大差异。
进入新时代，军旅文学创作格外强调时代感和现实性，在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审视中构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客观而生动地记录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一代代军旅作家的接续探索，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雄厚强劲而又切近的参照。这些珍贵的活的传统需要得到很好的传承，也需要在新时代有所超越。新时代的军旅作家置身强军兴军的现场，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体察与思考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职业理想与人生追求，张扬军人最为闪光的精神品质，也展现出强军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不同类别的军旅题材文学创作各具特色，创作观念不断更新，题材内容不断拓展，思想底蕴不断丰富，共同昭示出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强大的时代概括力和生活穿透力。
三、文学发生与“新古典性”建构
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强大的、直奔现实而去的内在逻辑，从作品、现象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的对应关系及其内部结构发力，生成某种推进文学发展的表面循环。而其引发的思考范围则更广：文学理论是否已被文学现场遮蔽，其自身在文学批评中是否还具备有效性？文学渊源及其理论的历史生成，在批评实践中是否只能成为一种尴尬的对应痕迹？如果说文学理论已不能直接作用于文学批评，我们如何要求批评的整体水平反映一个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维度？
若从文学发生学和文学史的意义上追问，范式与经验的转移存在某种必然，但在历史上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这种“转移”的性质却有不同，无论是传奇小说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嫁接，还是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古文论及其资源已经具体地进入当代写作。我们对文学传统的重视不单因其内容、形式与结构上的可借鉴性，而更可能在于其人文性的介入也往往催生内容、形式与结构发生改变——我们不得不追寻这种古典性的未来发展与学术增长点，寻求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又一昌明。
围绕古代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进行讨论，以期从文学的发生中建构“新古典性”，无不与当下的文学现场发生关联。全媒体时代,读者对文学的接受日趋多元，文本的限制被一再突破，图像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的兴起实证了文学正在走向自身的开放性，这自然说明了现代性对当下的观照比起传统和经典来说显得近亲，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和经典正经历着复杂挑战，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文学理论及其作用的诘问。现代性与古典性、传统性的并存交织，理应在长期的理论跋涉中成为社会、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血肉联系，并以此缔结文学理论的自生性，为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思想可能，进而为审美之上的社会价值努力。包括古代文学传统在内的文学理论，其作用到底如何，甚至已经超越文学理论的规定性建构机制，涉及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现代文学现场的建立。
四、融媒时代与文学生产的几副面孔
从“全媒体”到“融媒体”，昭示出一种从“总体性”观照到“可能性”迭代的新趋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体验、新感受不断发生，同时在文化、文学版图上渐显出其重要性，逐渐以可觉察的多副面孔形塑着文学生产的当下及其向未来敞开的机制和历史建构。
依托文学体制的创作研究、作家培训教育、门户媒体阵地和现代大学的学院学科批评系统，就文学生产话题的研究展现出话语鲜明的多义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关主体本职地参与了当下文学生产和文学史建构，另一方面由研究者的主体性焦虑延伸出当代文学正在经受的内在思想洗礼和外在实践渗透，诸多有待言明的可能性是否指向我们所期望的可被通约的文学的现代越界——在变动的文学关系下，坚守并抵达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自觉追求和中间状态。
就纯文学期刊与文学生产之互动而言，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审美风貌、文体规范等关键问题相继在纯文学期刊上呈现其探索与建构期，并在部分基础性层面为文学的基本形态“打样”。尽管文学创作与公众阅读之间不再以期刊作为必经的桥梁，纯文学的生产系统依然生产着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这是其他任何媒介无法替代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从期刊的个案研究来获得明证，例如，文学选刊与文学经典化在文学生产中形成的互相成就关系；又如，从期刊专栏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差异性”策展，呈示期刊策划对“可能性写作”的横向挖掘和可能性理解，这也促成纯文学期刊与当下多样态文学生产的互惠。
尽管文学创作被更多地视为个人行为，体制化的文学院模式作为文学生产关键一环，作家的培养——由创作主体、创作本身以及经由体制平台形成的良性循环，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促进中外文学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活力。若立足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本身，文学编辑与脑力工作共有某种工业化意味，但审美劳动相对松散的状态实际约束了其通过完全机械化生产而带来彻底解放的可能。有意思的是，作为人类智能衍生物的人工智能等，恰恰是在精神生产领域里不断尝试着要解放人类，因而对人类的本质持续产生着冒犯，同时显现出人类既有语言系统的某些风险。若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被科学技术及其所变革的媒介打破，文学的生命力将被引向何种创意和价值，连同不断生长的城市与未来，新的美学觉醒在何处？
五、“先锋”一种：科幻与现实
我们经由文学生产的几副面孔引出了一个或可谓由时代赋形的新的文学命题：当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受科学技术的广泛影响而发生变革，文学的生命力将被引向何种创意和价值，新的美学觉醒在何处？
我们率先从一种新的创作趋向中获得启发。简单举例，科技发达的当下，人工智能又发先声，AI写作已涉及新闻、简评、提纲乃至文学领域的诗歌和科幻小说创作。过去的科幻小说里有层出不穷的机器人写作桥段，如今，这些旧日的“先锋”早已过时为“现实”之一种，并由此衍生出科幻写作和现实主义二者从晤对走向接合。
关于这种“接合”，已有“未来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软科幻”等诸种命名的指称，其“硬核”所在仍被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之复杂关系的前世今生所囊括，因而显示出明显的“穿越性”：一方面，这种创作既有科幻文学的类型元素，又不过多指向一种未来时空或先进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其核心仍然是对“人”和“现实”的观照；另一方面，这种观照并不仅仅经由通往未来的单向时间轴来反观，而是出现了对“此时此刻”的平行世界以及历史的现实性乃至当下性的模拟想象和创造性复刻——其不可不谓先锋，亦不可不谓传统。
当传统文学想象力严重匮乏甚至落后于现实的变幻莫测，我们不妨以这种新的创作趋向重申文学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的不确定：在对全知全能和实证的痴迷之外，那些不可知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学要素经由“科幻”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交融产生相似性，并由此表达对人本身、对宇宙本身的艺术性思考。这种新的创作趋向在应对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着对现实世界的建构与解构，其关键性的人文精神和英雄形象塑造有赖于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而科技与人如何共生、如何维护和重建人文价值与人的主体性，如何看待以科幻小说为蓝本的原创电影，其中的科技观、时空观乃至更为深刻且广泛的“真实性”则应当与时代的进步、变化了的社会语境形成精神上的同步。
六、悬疑推理与文学创作
我们研究某文学类别的流变，必须考量时代因素对文学风貌的具体影响,即便是同类题材的作品，因时代精神气质不同，也大异其趣。与科幻元素类似，悬疑推理作为类型文学因子对中国文学最早的介入，应属中国古代的公案文学。
例如，唐宋文言公案小说的实录性质，既是出于艺术的切实需要，更是追求真实的时代精神之外化，史家笔法秉承社会生活中执法故事的原形原貌，所谓当世的故事，时代特点烙印其中；往后，文化重心下移，作为民间叙事的白话公案小说(话本)兴起，宋代白话公案小说增添虚构性，文学性也随之加强；元公案剧则依照本事、虚实相生，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丰满，意在托古言今。由此，唐宋文言公案小说重精察,宋白话公案小说重案情、冤情，元杂剧重社会公正，无不以时代风尚为先。
再如，晚明兴起的明代公案小说以清官决狱断案为主题，使用浅近的文言叙事，以状词、诉词和判词为结构，既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又有诉讼的实用功能；到了清代，公案小说的创作方式向民间说书回归，承接宋人话本余绪，同时出现了公案与侠义合流的公案侠义小说，将清官办案与侠客除恶相结合，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又与之不同；公案侠义小说在光绪年间极盛，书坊竞相刊印、续作迭出，掀起出版热潮；至维新变法前后，时局又新，困境反思与西学东渐导致社会、政治、法律等观念随之又变，在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和新小说的提倡等诸多时代文化因素影响下,小说创作开始发生重要转型，公案小说的新气象便是其中一例。
中国古代小说在清代有了实际上的雅俗分野，及至上述晚清小说创作的转型期，这种雅俗之分依旧存在。一方面，知识阶层在本土文学的沉淀和西方文学的浸润下，对小说创作进行全面革新，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主张被视为时代的主流，在某种程度上是雅的一类文人小说的延续；另一方面，民间白话小说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延续，晚清到民初，公案侠义小说的续作一出再出，部分续书逐渐偏离公案侠义合流的模式；与二者均有关系的则有，新小说的作家在创作时对西方侦探小说的借鉴，或插入侦探故事片断，或以新的手法改写公案小说，新的结构方式与叙事技巧使作品呈现出新的文本形态。
显然，从内部分析，这种创新是基于传统本位的创新。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学样式时，因专注于新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其中更为深刻的积淀，即那个潜在的对话者——传统小说。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的发生，经历了由译介、仿作到自创三个阶段，抛开本土文学的简单模仿已是可见的一条尴尬之途，公案小说如何找到它的活的日常态，如何在自创中实现它的当代生成，便不得不聚焦于这个潜在的对话者。
从外部环境看，在欧美文坛，记录人类法制生活的侦探犯罪故事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学。而1841年4月，爱伦?坡发表《莫格街谋杀案》，标志着侦探小说的诞生。侦探小说以犯罪题材推进，与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健全和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同样的在日本，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1980年代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译介了大量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中国读者从日本推理小说中对照由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犯罪故事中的相似之处获得的启发具有别开生面的时代意义。
中国悬疑推理等类型化小说的发生蕴含着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精神，而传统小说赋予的历史的精神气质沉淀还未重新显现。当下，悬疑推理等类型元素对纯文学写作尤其是纯文学小说的介入，有的是在神秘主义和陌生世界里造设谜团，尽管谜团不再是单一的案情，而是被转换为纯文学里叙事氛围的不确定性。有的则借用侦探小说手法，制造一本正经的预言和征兆，激发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好奇心……而此种介入不论对于类型文学还是纯文学，倘若缺乏审美意蕴、伦理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实现，关于“人”的一致抵达仍然难以被真实地确认。
七、青年形象变革：时空、想象与未完成
切近地看，城市气质和城市性格已作为重要的现实悄然替换着小说的叙事和审美。一方面，现代性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裹挟着过去宏大叙事所根植的乡土文明发生裂变；另一方面，城市力量的坚固与野蛮并置，城市空间以建筑物的高度、密度、拓展速率和醒目的单位面积价格所关涉的区位资源标识——文学史概念的变革，从来都发生在社会和历史的转折之际，小说中的青年形象也不例外。
城市与美学，文艺与技术，这些相关性极强的话题在中国独有的古典气息中映衬着小说的不同比重。就青年故事及其形象而言，“青年进城”这一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叙事类型，因文化纠结所生成的多元文化身份，在从乡土文明的深处走向城镇的青年形象身上催生出对乡土精神的创新表达，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城市新生代作为现代化的土著，集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的双重身份于己身，在精神层面有更多的诉求，并有意识地葆养某种理性的自律品格，而这种理性又暗含深切透彻的虚无性和无力感。青年本应是城市中极富活力的角色，却不乏在成长中无意识地坍塌和扁平化，诸多关于青年形象的文学想象都指向自我价值和身份尊严的确认焦虑，指向归宿性的情感、精神漂流问题。
青年身份已在城市生活写实中呈现新变，尽管阅读中不可遏制的代入感和映射而来的心理效应使我们对小说中的青年形象产生亲近和可言说之感，我们却仍然无法经由文学的现实意涵通约自身角色的疑虑，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则是青年形象发散于多重时空下的个体幻想和局部观照而缺乏整体性的建构，而这也实证着小说中青年的主体形象的未完成性：城乡结构认知是否只能通过既奋斗又失败的青年形象类型来确立？对于社会进程中的青年发展困境和成长危机，小说家在呈现痛苦之外提供了怎样的精神力量？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物质世界里，迷茫的青年形象一个接着一个，小说家则将这一世界命名为“城市生活”，不禁让人疑惑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否竭尽全力？已趋成熟的青年作家如何突破创作与批评的局限实现转型？
有必要关注的是，随着青年作家写作时间的延展，他们一方面开始以愈发饱满的文本形态捕捉同代人的复杂生活和切己的精神难题，形成了一种以对当下和历史的整体性的思考拓宽青春叙事的观照。另一方面，文学建构模式局限了青年作家作品的理论研究，信手拈来的几个既定的概念区块：校园、青春、城市、私语化——部分青年作家近年来的写作实际早已溢出这些约定俗成的方位并且不断走向纵深——这既表明批评的失语，同时也暴露了批评功能本身的限制性。
在自我的主体与历史、国家、社会之间建立文学性的联系，青年作家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创作选择要抵达极致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力量，或许是青年作家和作品中的青年形象接下来要面临的“破”与“立”。
八、成长小说的“长”与“成”
成长小说，其舶来属性早已被学界给定。莫迪凯?马科斯曾定义成长小说呈现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切肤之痛后，或改变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性格，或两种改变兼有，从而使他摆脱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步入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按照巴赫金的经典归纳，成长小说大约有五种基本类型——纯粹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与年龄保持着联系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传记型小说、训谕教育小说、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成长”被迫从本然的现实意义中抽离，演变成一种时代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既昭示此时代同彼时代之决裂，亦包含同代人与他者之间的断裂，由此，文学叙事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深邃的思想内涵引领了现代性的充分表达。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小说得以突破传统叙事，成长为现代主义文学。中国的成长小说,作为此种现代性话语分裂产物的晚期变体，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因承袭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叙事策略和批判精神而一往无前，却宿命般地在自我成长中遭遇了长成难局——时代新人的积极完型尚未完成，被过剩书写的成长阵痛却先验地导致反成长、虚无主义、自我放弃等模式的文学早熟。而中国的成长小说理论，尽管从冯至、杨武能等翻译家们最初的译序文章到近年来专门的研究著述已历经数十载，对于成长小说的探讨仍倾向依托于一个“类”字，其结果便是在“类成长小说”上长出“类成长小说理论”，缺乏本土的系统的成长小说理论建构。
关涉当前中国的成长小说，顾名思义，故事主人公经历一场身心的危机，方才真正长大成人，得到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定位和历史角色的自我确认，其中，成长是叙事过程，长成是情节终点。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道：“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此类心情固乃产生于现代学术本身及其与世道人心的碰撞，却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概括出了中国语境下成长的现代性内核——一种主张的建立——以对危机的克服来提供某种精神资源。
因此，中国的成长小说逐渐集中于一种固定的表达方式：在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中叙写成长。即便年轻一代的“80后”“90后”作家们极富灵性，他们也正面临将青春、成长等基础性生命体验转化为文本精神内核的重要时刻。他们戴着各式的镣铐起舞，或逆反或隐忍，小说里叙写的主人公们依旧表面正常，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一如往常。只是他们大多提不起劲儿，不太想活，也不太敢不活，因而也就不知成长到底为何，如何成长，又凭何长成。对于一部成长小说，我们并不欠缺成长的仪式，甚至仪式本身早已可有可无，我们真正缺乏的是构成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即一种对“永久性”的确认——文本需要内在判断依据来显现某事件、变化、经历等对主人公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是“永久性”的——缺乏内在判断的成长往往难以被认定为主人公的长成，尚未完成的成长也就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中国成长小说的个性彰显，恰恰依赖于文本中对于这种“永久性”的具体生成，个人的成长史终归是要表达个人精神的存续。欲望面前的挫败、生存状态下的妥协、生活的静观疏离者，几乎都不通向最终的长成。成长所拥有的心智复杂体验和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待中国成长小说的更进一步。
九、文学，如何面对儿童？
如果按照一种对儿童文学的惯常理解，创作主体是成人，接受主体是少年儿童，那么就不能避免其与生俱来的困惑：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文化代沟及其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差异性应当如何处理？
于是有必要厘清儿童文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儿童观的问题。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经历了从五四前后鲁迅、周作人倡导“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到二三十年代郑振铎、茅盾提出儿童文学要帮助儿童认识社会和人生；与此同时还有“配合一切革命斗争”的儿童文学观；六七十年代，鲁兵、贺宜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及至八九十年代，以曹文轩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将儿童文学与民族性格的未来关联起来，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出现，中国儿童文学史由此从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到尊重儿童，反映出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如何看待儿童、对待儿童的根本观念也相应影响着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和作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创作。儿童文学作为一种颇具可能性的精神资源，对读者产生着持久的启蒙和审美意义，而儿童文学自身特有的艺术方式、写作立场和内容表达——以理性文明承载童年精神气质，培养对历史、人生、社会、人性等人类基本生存命题的感悟和洞悉——与其说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倒不如称其实质是为人类的。
当下，社会文明与儿童文学的联系已逐渐清晰可辨。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品蕴藏作家对现实的深度理解，作品中关于现代化进程里城乡复杂关系的表达，呈现出作家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儿童文学尽管在艺术方法上注重审美的理想和诗性的向往，作家在关涉爱、童年精神气质、自然等特定美好维度的基础上也开始侧重表达理想愿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属于儿童文学的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但根植于作品深处的语境、气质和审美等因子，也无不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切实地反映着现实。
正如我们在格林兄弟童话集和安徒生童话里可以觉察到现代社会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自觉，其内容也颇多现代的城市化题材和古典的乡村生活题材的相互掺杂，甚至在写作方法上，也与市民阶层的阅读习惯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里面也不乏意大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童话虽以幻想叙事，但仍是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再一脉相承地看，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城市的巨型怪物状态，《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对意大利经典童话《木偶奇遇记》的借鉴，《我们的祖先》与民间童话之类似，《宇宙奇趣》对科幻和童话故事的融合，卡尔维诺后现代作品里的这些童话元素，正是纯文学作家能够从儿童文学创作里获得有效借鉴的例证。
自“半译半创”的中国第一部“创作性”童话《无猫国》标志中国儿童文学的初步诞生开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已百年有余。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文体和样式的丰富性足见儿童文学对儿童的贴近；翻译方法上，有忠于原著的直译，也有便于儿童领悟的译述；装帧印刷方面也颇下功夫。如今，评价儿童文学好坏的标准也未发生大的变化，文学性、认同性、趣味性、教育性与美学性仍是其中应有之意，儿童文学作品虽以远观近、以小见大，其真实的观照面却在不断扩充，更多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及其所预留出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还有待儿童文学作家去进一步接受和创造。
十、“九〇后”创作：建构文学与生活的新关系
文学样本的丰富性与代表性，不仅将展现众多成熟作家在书写现实的征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还将指向一批作家身份尚未成熟的文学新人，他们正把对生活的热切与疑问诉诸文学的浩瀚。与之相适应的，有关文学个案的扎实分析是提升创作能力、发展理论水平的基础，对新生活的关注也有助于引导和反哺新时代的文学。
再优秀的创作也难以与作家身处的现实保持绝对合适的距离，“90后”作家作品透露出的别样的叙事策略，映射了青年文艺思潮的转折，为文学实践提供着未知的无限。他们或以深邃的视域察验生活本身，从家庭内部、父母关系、都市日常到爱情之虚无、城乡之错落、异乡人之挣扎，即便对于“90后”而言，生活尚且未知，他们却也在努力深入。
近年来，受新媒体影响，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以及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巨变。“90后”的文学与生活既有对文学的单纯体验与认知，又广泛联结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新样态，他们依赖新兴媒体技术与物质消费模式，对既往主流意识共有着静观疏离的文化症候，他们阐释“城市部落”“文化空间”“生活方式”等词语的新义项，并从中不断确认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文化身份。
以文学与“时尚”为例，显然，二者的关系必然是有限的。“时尚”一词的基本释义为“当时的风尚”，这里的“尚”应指一种被普遍崇尚的高度。与时尚相关的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后汉书?马廖传》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这番对当时长安市民着装打扮的描写可谓与当下小说里频频出现的“空气刘海”“半永久绣眉”“设计师品牌新一季高级成衣”等时尚元素异曲同工。《墨子》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西方历史上也曾记载无数的时尚经典，诸如洛可可时期那些假发堆扎起来的高耸发型、羽毛和假花装饰的帽子、精致的蕾丝面具与古典折扇……无一不是彼时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可见，社会历史变革、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尽管社会主体在性别、年龄、身份等方面存在个性化的差异，却始终能在追时尚、赶潮流这一具体行为上高度趋同。
文学“时尚化”之所以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其深层文化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和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两部电影毫不避讳地把时尚奢侈品牌嵌入电影名，影片中也充斥着与时尚相关的资本渲染，然而这两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原因并不在于以女神级演员呈现出一幅幅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极端兴盛的图景，而是这两部电影共同表达出一个良性发展的现代社会对建构完善的人文精神系统的迫切需要。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当“90后”作家作品里呈现出一些时尚的元素并受到广泛关注或好评，其原因一定不是其中的时尚元素单单只作为一剂兴奋剂给人以丰富的精神幻觉，而更大的可能应当存在于时尚成为某种文学质素，传递出真实、有尊严、有价值的人文精神信息。
大约在魏晋时期，这种对时尚潮流的“追赶”得以在文学版图中明确。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亦云：“时俗如此，安能独违？”关于文学与时尚关系的讨论逐渐丰富起来。而就当代小说创作的“追赶”而言，中国显然晚于西方起步，且伴随这种倒挂而来的是一些中国作家对某些西方文学案例的热衷效仿：在较早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学、西方价值范式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影响的显现就已发生了多元的分裂，一些作家背后不仅站立着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灵魂级的文学导师，还排列有颇具符号意义的作家，如马格丽特?杜拉斯与女性“小资”文学和“身体写作”，又如村上春树的忧伤与青春文学。对这类符号本身及其象征意义的崇尚一经发酵，时尚风格的写作便喷薄而出——这些作家们不仅开始把时尚本身作为写作的对象,更进一步把写作本身“进化”为一种时尚,以惊世骇俗的腔调书写惊世骇俗的生活，再把这种“惊世骇俗”彻底活成现实。甚至，一段时期以来,对这批作家作品的阅读竟也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一种品位的象征和站队。阅读本身被悬置，文学消费由此被完全“时尚化”起来。
因此，回归“90后”等青年作家的创作话题，新的生活审美趋向应当成为文学风格趣味的提升，培育文学的诗性和想象力，将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的原创力与时尚的美感和趣味进行有效融合。生活“时尚化”对于文学深层次的影响并不在于以时尚元素点睛，我们如今对街景、专卖店、灯光和阴影以及有关消费社会的一切描写已经能够保持客观态度，而越发精细的审美感知方式以及在唯美主义等时尚风格下蔓延出的小说叙事和写作观念的改变本身，才是我们必须保持强烈文学嗅觉的对象。
十一、地域因素与文学的关系
20世纪，伴随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和小说家得以在研究领域被进一步细化，相关的代际、职业、学术背景、生活经历等因素无一不被纳入考量，文明史根深蒂固的文化熏染、民族心理文化的嬗变也作为一种具体的区隔，命名出地域文化小说及其前世今生。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载：“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这既是中国文学“接地气”之天然，也是中国文化“究天人之际”传统的发扬，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以地域、群种、小说为基本标识，其中地域因素以其鲜明的历史和时间意义建构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话语空间双向吸引着文坛和学界的注目。
细数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其参与者众。有分阶段者，将20世纪地域文化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潮下重估本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第二阶段指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热”，作家写一方水土一方人；第三阶段则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地域小说异彩纷呈，既有人性批判之冷峻，也有哲理感悟之玄远，时而跃动时而悲悯，创作逐步走向辉煌。有将地域作为精神原乡者，与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建立联系。不同的叙述语言、描绘场景、人物图谱呈现出思想观念和美学风貌的个性成长，正如美国小说家赫林?加兰描述百年前的美国社会景象时提出，“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地方色彩”即“差别”的一种。事实上，中国乡土凝固的文化形态也正面临着裂变，都市的风景线作为新景观正在被广泛书写，然而，地域文化小说要从以乡土小说为中心转向以城市物质印痕为基点，如何在呈现差别的同时避免同质化，仍须反复思考。
此外，还有从地域空间划分出发把旅居海外的作家和华文文学纳入讨论范围者，茅盾《文学与人生》里谈道“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华文文学从故乡地域性书写转向如今的智性哲学书写，大致也经历了一番心随境转。同样，也有重点考察童年地域印象者，因着故乡、家庭、民族等作者早期的生命体验，童年记忆具有多重的深化和外化可能，为地域小说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原型和深层心理资源。再有，方言小说自9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一种“时俗”，本土化的方言叙事彰显现代汉语艺术，地域文化特色、民间立场也得以获得一种确立。当然，还有站在创作外围和相反层面的研究者，如地域文化因素对文学鉴赏的影响，小说中具体的地域文化形态、读者的学养和经验、阅读所处的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于批评鉴赏环节；又如，文学创作的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等特征对地域文化形态的消解，这种消解打破“出生地——地域——地域文化——作家——作品”的文本产生过程，甚至形成一种“反地域文化”的文学气质。
然而，无论是追怀、寻求般地向后回溯，还是“觉今是而昨非”式的继往开来，这些文学意绪关涉地气与民风，其指向还在自身记忆情愫以外的人文理想，独特文学地域世界呈现的是对生存发展的惜重和人性与生命之光的隽永。说到底，文学世界的根本还是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地域小说自有其场域下的魅与惑。一方面，地域因素为写作提供了一块勾连现实与想象的开阔地，另一方面，小说里对世界的假设不得不有所规约——当想象之门虚掩，一扇精神的窄门忽现。地域因素与文学的关系尽管耐人寻思，其基底仍是不受地域因素限制的普照式情怀，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多丽丝?莱辛的南部非洲、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的机村、苏童的香椿树街……刘勰所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其此之谓，优秀作家凭借建构专属的文学地理空间，获得灵感飞舞的自由。
十二、文学与“自然”
综观中国文论和美学传统的发展史，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对后世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观念，尽管广泛见诸历代学者在不同领域的著述，我们却始终难以在其传承和发展中找到如西方那般鲜明的理论体系。若作横向和纵向的理论梳理和综述性研究，不难发现这些观念存在着两端——一方面，其着重揭示了合乎某基本内涵的意蕴；另一方面，又在此意蕴外不断延展出某种统一的趣尚——且合二为一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创作论和风格论。这些重要观念中的一员，即“自然”观念。
概言之，“自然”观念涉及文与质、华与实、体与用、本与末等诸多文学命题，中国崇尚自然的美学精神、作者内在情感的真实自然、“直寻”“妙悟”“伫兴而就”的自然而然、从“味”“丽”“沉”“雄”到“气”“清”“远”“淡”的审美旨趣等特质无一不被其统摄，我们从中可以摸索出一条“自然”由纯粹的自然概念转入审美价值范畴的大致脉络。跟今天一样，自然和社会是古人的两大生活区域，从与自然的相生相克时期，到市民生活的兴起，再到无意于世俗生活时主体精神向自然的回归，“自然”观念的生成，得之于人对自然的认同性阐释，而文学正好充当起最佳的媒介。然而，等到通俗小说兴起，这种认同性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说以景观状态下的山水、城池、市井作为故事背景，又以诗、赋、词等文体对其作细致的描写，无论是话本阶段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清平山堂话本》还是《西游记》《封神演义》《韩湘子全传》等神魔小说，乃至《水浒传》等绿林文学和《警世通言》等世情小说，景观描绘层出不穷，还夹杂极尽铺排的骈赋化风格，工整的对偶和齐巧的句式再重以夸张比喻，“自然”之于文学仅以客观的描写对象为存在方式，或作为小说的环境描写，或成为渲染情节的艺术处理技巧，其艺术表达则逐渐脱离“自然”观念下的审美旨趣。
一脉相承地看，若仅把“自然”作为客观性的存在，现代社会及其经济的发展无疑导致其生态的巨变，同时在景观上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从浪漫主义对自然的歌颂到现实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嘲讽，再到现代主义对物质主义的拒斥和控诉，生存状态的变化相应导致人类思维的转向。当代小说创作中，不仅展现了伴随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疼痛与焦虑，还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或一环进行了或隐或显的观照。自然元素除了作为描写对象和叙事技巧出现，还在文学内部承担起生态意义——当自然逐渐退出城市，乡土和荒野开始与自然等同，甚至转化为一种关于本土和原乡的象征——相应的修辞和象征系统似乎是作家在尝试修复某种复杂的关系。
事实上，早在阿来等作家的作品里已有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以《尘埃落定》《空山》为例，阿来巧妙地以生态叙事的眼光将藏区独有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连同经济的快速发展、文明的消长以及人类心灵的迷失一一呈现，作者怀揣着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认同，呼唤修复人类内心深处的良知和善意。这种修复当然也是世界性的，美国威拉?凯瑟的《啊，拓荒者！》、英国多丽丝?莱辛的《三四五区间的联姻》、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浮现》《使女的故事》，无一不在对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叩问和反思——关怀其他生命即是关怀人类自己。我们不禁也要由此发问，我们今天关于文学的审美理想，能否也找到一条路径去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并由此重回和谐的“自然”之美？
十三、神话志怪传统的继承与新变
中国古代的神话志怪传统在当下小说创作中有着多种呈现。尽管神话、寓言、鬼怪传说之间有其区别与联系，然而不管如何定义，它们都试图解释世界和生命的起源、天体与季节的规律、万事万物的盛衰，所谓“诗的形而上学”和“诗的智慧”的结晶，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社会、哲学、艺术、文学等多重质素，既是信仰观念、价值取向，更是思维方式和层累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中国古代首部系统叙述神仙的《列仙传》，集中描绘了上至远古、下迄汉末的七十余位神仙，其中如黄帝、老子、吕尚、介子推、范蠡、东方朔等是真实人物，大多数则属无稽可考者，这类虚幻的神仙相较于《山海经》中西王母半人半兽的形象显然有所变化，但仍保持着神与人的区别。到了干宝《搜神记》，从神灵感应、妖怪灾异、物怪变化、鬼魅魂魄到历史传说、神仙方术、报应效验等，其涵盖之广，令人叹服，与之同时代的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也说：“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古典中国叙事史中出现了一个相当反讽的现象：人与神怪相分的时代难得一见，反倒是人与神怪相杂成为常态。鬼魅流窜于人间，似乎提醒我们某种现实裂变的未有尽时。
概言之，传统的神话志怪故事不仅以某种虚构和信仰为内核，更直指古典叙事中写实观念的流变。与神怪相连的叙述早在六朝就有高峰，其后数百年间又屡有创新，明清时期的“剪灯三话”、《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雨秋灯录》，包括通俗文学中的“三言二拍”等，尽管在世界观、风格论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频现以糅合神怪与世俗为能事之佳作，显示出探讨人神鬼怪之间虚实关系的复杂本质。时至现代，此一传统中道而止，现代的知识论加之以科学等为号召的文学指向，神怪被视为封建迷信与颓废想象。然而，等到80年代，此一传统又卷土重来，声势更盛且享有广大的传播市场，不可避免地发人深思：一方面，文学传统的继承并非单纯的外在，我们甚至更倾向于赞赏那些看不出形式意味且切实回归传统的作品；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小说出现恢复传统的趋势，这些传统却迟迟未完全获得其现代形式，对此中国作家也还有一种不肯罢休的劲头。就后者而言，当下小说的神话志怪写作或可谓也深受西方从志异小说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还包括后现代思潮关于历史和人文的诸多观念。
但我们仍要肯定，传统中国神话志怪的想象已经重焕活力，作家们在这一传统向度上发展时代情境之下的独特灵异叙述，不单是经典叙述模式的变迁，也更代表一代作家从文化源头、思想源头探究中国现实的文学例证。当下这种写作或是一种“新”，其中闪烁的内在逻辑则去古未远，正如晚明清初之叙述，不论是修辞还是观念，显示的仍是庞大的奇幻想象与人间世俗色彩的内在平衡。从学理上分析以神话志怪传统为滥觞的当下小说中的新兴社会表意系统，从小说创作实践里的奇观展览场出发，探寻这类写作中文明的罗列；关于神怪的想象和写实，既有批判，也有谑仿，如果将现实主义置于某种非实体的物质性中，真理、真实的源头是否可以如期获得？当下的神话志怪写作，是否还能导生出古典小说那样的强大感染力？又该如何从形式、内容、风格、叙事等方面完全营建起文本专属的情境与实感？换句话说，倘若读者感到一种完全的“无中生有”，“信以为真”则难以建立，小说指向的真实，不论是现实世界之“无”还是虚无世界之“有”，就都难以抵达。
十四、学养与写作：小说的品格
关于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学者们的视角触及了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学养”“才性”等深入中国文化肌理和文学创作主体的复杂观念，在当下文学研究中略显冷落。古人秉持天人合一、才学相须之论研讨文才，也有“读书而后能诗文，世莫不谓然。抑知惟能诗文而后可读者，则读者又乌可轻言乎哉”的思辨，从审美境界的本然需要、从主体成为真正作家的高度针砭。“学养”，多指某种可以被后天影响和习得的素养，既洞悉学力的限度，也关联才情、德行等意涵。
以当下小说创作为例，文本在讲述故事、再现经验的叙事性基础上，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和语言的创造，我们今天重申文学的精神创造性和审美的理想，便是在这一向度上自我展示的必要。同时，这也几乎构成中国当代小说的困境：当经验和叙事被悄然辨析，小说本身成为更加复杂的精神事务，我们需要作品中藏匿着的那个道德的我、理性的我、生命的我和真我。现在看来，“学养”在解决文学的艺术危机、价值危机等方面有着长期的精神效果——写作格局遏制消费主义的趣味，附庸于利益的煽情在气魄张扬的新精神下难以颠覆文学的抱负——在现有秩序中主动寻找新的创造，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
文学由此提供了一种“自觉”的可能性：对文学创作所依托的主体核心素养的体认与尊尚，构成自我重新建构的自性。所谓文学自觉，其根本不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自觉，而是创作主体的文学创作行为之自觉。这种素养是审美创作必须依赖的共同资源，其认定权利属于作家自省与文学理论的共识。例如，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与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都对创作主体的才性气质重视有加，追溯根源，所谓的“自觉”还在于创作者的自我认知，主体才性、学养的自觉及其对创作关系的明悟乃是重中之重。“文学自觉”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提出，后经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发扬光大。对创作主体产生空前认知与尊尚的魏晋南北朝成了文论兴起的时代，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自觉的发轫时代。发乎主体、见于作品的主体素养，也成为考量“自觉”与否的标准之一。
此外，传统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近代化转型使知识真正成了值得信赖的社会力量，这是人类不可须臾或缺的精神财富。这种“不可须臾或缺”的理性也应属于文学，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艺术归根结底是有意味的形式，学养的知识层面在文学作品中更应体现为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魅惑。这些知识的呈现，尽管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智力储备，我们仍难以容忍其在审美形式上的反客为主，优秀作家当然选择以某种经验来化解，而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仍暗藏着不可通约的矛盾。不管如何，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个人经验进行写作,而生活奇观、精神死角、极端叙事又使这种写作方式陷入瓶颈，我们由此寄希望于他者，而他者又该以何种姿态复归其中？在生活的边界、艺术的边缘乃至人类记忆的尽头，文学还将呈现何物？
历史上素有德本才末、德为才帅、德立而文明的思想，对学养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理性反思之余，我们还心生一种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的操守。直至今天，商业化、货币化、娱乐化所形成的市场交换原则不可避免地对道德约定形成了动摇，而这恰恰关乎文学发展的必由路径，此即人与文之间统一与否的关键所在。
十五、长篇小说与现实题材创作
已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的年均产量多达近万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不仅是学界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整体判断，在大众审美中也形成了类似“可读性差”的印象与共识。诚然，长篇创作出版现状交织着众多复杂成因，长篇小说自身体量和文本形态的表达优势、学界在当代文学评价体系中对长篇小说文体地位的推崇、作者建言立德的写作理想、出版和外部市场的各种可能性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于长篇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必须承认其中存在文学本质、个人梦想与商品经济的合理同盟，而对经典的怀疑、对高峰缺席的焦虑，则主要受作品在文学性上呈现的局限和难局所致。
当代长篇小说发展沉淀至今，在文本形态、叙述手法、艺术风貌、题材主题、思想格局和精神气质等诸多方面已暗含某种共鸣与朝向，以近年来茅盾文学奖评选所折射出的新时代文学和当代长篇小说的范例性为例，作品在处理历史、现实与时空关系、架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并行、发挥长篇美学特质、打磨文体尊严及长篇小说特有的辽远壮阔境界方面，各有优势。而围绕长篇小说产生的期许与焦虑，实际指向“经典”标准的分层，此即，与文学史高标相符的当代文学与大众的审美喜好产生了倾向性的分离。这既是以长篇小说为例的文学经典如何解决自身与社会建构的复杂关系的问题，也是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的困境。社会引力和消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一方面得以摆脱某种刻板印象，不断探索和呈现突破；一方面又累积着长期的内部不平衡，有待回归初心和艺术规律再出发——
长篇小说去向何处？将在何种朝向中生成时代的新经典？将长篇小说置于整个中国文化语境之中考察，兼具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如文体论、作家论、语言论、文学思想论、批评方法论，以及小说研究专论中的史诗性、叙述者、典型人物、小说的伦理与自由、语言与形式、小说心理学等。而文学的外部研究，如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批判性思考方式，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有助于探寻长篇小说及其对各种文学思想的自证向度。长篇小说中的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
中国的现实主义精神早已根植文学传统，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论：“在中国全部文学批评史上彻头彻尾，都不外文与道的关系之讨论。”儒家强调“文以载道”“诗以美刺”“劝善惩恶”和“审乐知政”等，传统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各种体裁的文学。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古代散文强调“文以明道”，韩愈、柳宗元乃至其后的桐城派，都注重对“道”的阐发。
中国古代小说，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到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无一不侧重社会功用，在史传传统上绵延出浓烈的劝诫意味。魏晋时期的《搜神记》，虽以志怪闻名，其实不乏传奇历史故事、传奇人物故事等现实题材故事，反映当时的社会民俗、人情、思潮等。陈寅恪先生曾以文史互证的方法推论唐人小说的现实内涵，将小说置于时事，探讨其复杂意义，从而探究小说中的真实与意图。史传传统重实录，这使文人为文更重“经世致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一审美标准，相反影响着文章自身的艺术表达和文学审美。及至中唐，小说趋于成熟，逐渐摆脱实录传统开始虚构，虚实之间，这些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不乏神异色彩和独特的观照方法，因而显现出别致的美学风貌。明清现实题材白话小说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神、怪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书写现实的外衣是否会削弱小说反映现实的力量感，是否会阻碍情节发生的逻辑与连续，是否会伤害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都是我们在今天的现实题材创作中仍可能面对的问题。
现实，既是自然、社会、历史和思想等实际存在的总和，也是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和规律。如果把历史小说作为现实题材创作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脉，作家从历史中挖掘与现实相呼应的精髓，反映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从上世纪20年代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铸剑》，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历史小说，到30年代茅盾、刘圣旦等作家的古代农民起义题材小说，再到四十年代孟超、罗洪等人的爱国主义题材小说，无一不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小说沟通历史和现实，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此外，现实主义的当代命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城镇现实题材小说中突显，我们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的启发下不断自省，现实题材创作在整体上容易出现的主题先行、艺术表现单一、情节设置雷同、美学底蕴不足等问题逐渐明晰。新时期以来，文学对现实的呈现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为代表，小说叙事的转向在情感基调、理性色彩、文化意蕴、写作策略等方面均有体现。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出现了勃发的态势，从题材观念到艺术风格均显示出更加多元的发展趋势，重新总结和研究现实题材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也就成了推动其创作的重要环节。
新时代的现实题材书写，作家需要将现实主义传统、重大题材、重要典型等纳入视野进行综合创作，这也是真实反映时代精神、提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关键命题。国家文学的兴盛，必然与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勃兴相伴，在这个文学领域中也必然需要一批经典作品和一支不断壮大的作家队伍。现实题材创作拥有繁荣的现实基础，而国家形象与中国故事紧密相连，如何在文学中树立与实际相匹配的国家形象，以文学形成积极的国家软实力，书写新时代，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和审美自觉——这是对新叙事的召唤，也是对新叙事的挑战。
近来，一些作家的现实生活题材小说呈现出艺术的嬗变，引发各界讨论。其嬗变的主要方面，说到底是作家从对生活的真诚写真转入功利化的媚俗表达，这虽是作家的艺术追求、创作意图和市场经济、影视业等合力作用下的结果，但也实实在在地昭示出提升作家使命感和引导大众审美的必要，而这对于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创作无疑也是一个深刻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