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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我已经决意将温情路线走到底
来源:文学报 郑周明 编辑: 浏览量:946 时间:202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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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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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秉持现实主义写作立场的作家,已然找到了书写“中国故事”的辽阔热土,他们从不同路径进入乡村和历史之中,寻找百年中国的精神底色,其中四川作家马平新近推出的长篇新作《塞影记》为这一书写打通了新的密道。

密道,不仅是其新作中重要的故事发生之地,也是马平借百岁主人公回望“中国故事”的叙事独特之处。正如他在和记者交流过程中表示,支撑起百年中国形象的,固然有不同的典型人物和个性气质,但更需要作家开拓不同的讲述方式去传递。他让读者相信,那个主角不仅充满了巴蜀文化的性格,也流淌在无数现代人的精神大河之中。


促狭的小天里也能走出长风浩荡的人生

记者:现当代小说里有许多人物形象是具有家国百年史象征意味的,现在多了一个《塞影记》里的主人公雷高汉,这部小说的写作缘起来自哪里?

马平:我们四川武胜县有一个宝箴塞,是一座集防御和居住为一体的建筑,“全国罕有,蜀中一绝”。几年前,我去那里采风,第一次跨进它那已开合百年的大门,就有了为它写一部书的念头。结果是,别的创作计划一再抢先,它被一再搁置。2019年10月上旬,我和夫人去了长春,紧接着又去了重庆,无论是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还是在重庆朋友的山间别墅,我都不时想起宝箴塞,并且让它有了“鸿祯塞”这个新名字。我知道,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把那座别墅请下了山,让它和鸿祯塞近距离相望。我想听一听,新旧不一的两座建筑会有什么样的对话,结果,雷高汉从大小不等的两座建筑里同时走了出来。

记者:小说里的鸿祯塞呈现出一个巨大迷宫的感觉,主角们在其中隐藏安身,隔绝了外部世界的纷扰,有一句话说“望哨楼不知挡住了多少星星,让天上乱成一团。”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大戏台,极具寓言化,读者仿佛是看戏中戏。

马平:我至今去过三次宝箴塞,每次都会到那个戏台上站一站。小说中的戏台和宝箴塞中的戏台一样,都在庞大建筑的中心位置,望哨楼高耸其上,它也是所有隐喻的中心。尽管我在写作不时会想到它,但我知道我不是要演戏。鸿祯塞确如迷宫一般,里面曾经住过很多人,但我只有一个机会,就是让雷高汉来说他自己的故事。这一点倒像是戏了,千军万马不能涌到台上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辜负历史和现实给我的馈赠。还有,那一座在岁月中一直朝下看过来的戏台,但愿我是看清了它。

记者:我看到扉页上用了叶芝的爱情诗句,整个小说的故事主线也是雷高汉回溯回望几段不同时期的爱情与亲情,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给人的感觉是被动等待命运的力量大于主动追寻的力量,这基本建立起了人物形象的可信感和真实感。

马平:“爱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这三行诗出自叶芝的名篇《当你老了》。雷高汉在《塞影记》中出场时已经107岁,他对我们诉说了他那即将告别的一生。他一生都在追寻,更是一生都在等待,用漫长的等待过程来刻画他那顽强的生命线。他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大人物。但是,如果我一味地让他朝着追寻的方向猛冲猛打,一味地脱离时代而拔高他,反倒会让他降低到虚假的行列中去。他拖着他生命中的那一段暗道,在一个促狭的小天里行走了一百年,却也一样走出了长风浩荡的人生。

记者:雷高汉的出场方式也很特别,小说的叙述声音有两种,一个是身为作家的“我”观察和介绍着鸿祯塞,一个是雷高汉回忆九十九年前的故事,两种真实与虚构的声音不断交织,还内置了多处悬疑解扣的方式,看得出你为了阅读节奏的明快细致考虑了叙事结构问题。

马平:《塞影记》共十三章,当下内容七章多于回忆内容六章,容量却是回忆大于当下。这些章节相嵌相生,我刻意让它们保持了一种庄重的对称。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过往岁月不过是主人公在今天的回忆。我在创作阶段有一个担心,那些悬疑丛生的回忆可能会让小说滑入某种俗套,或者直接成为某种戏文,所以不断回到当下去调控。我知道,再好的小说,也有可能被让人喘不过气的情节拖垮。所以,为了保持阅读节奏的舒缓,我让每一节的体量也维持在一个相对匀称的水准上。

记者:还想再多说一下阅读感受的问题,这部小说的语感是诗意流淌的,在新书发布会上,诗人蒋蓝说“马平通过一个很复杂的暗道,把地下的东西又放到了天上”。当然,诗意的句子也意味着地方方言的弱化,这之间你是如何取舍的?

马平:我在四川土生土长,却在创作之初就对四川方言有着某种警惕,因为年轻一代已经不再使用那些土话,把土话说出来写出来他们都不一定懂。方言过多过滥,倒有可能对真实性构成伤害。但是,那些一目了然而不需要注释的方言土语,那些生命力旺盛的方言土语,我也不忍割爱。我不是诗人,没有写过现代诗,但我常说诗歌是我小说的修辞。诗意,在我看来,几乎就是语感的同义词。干脆说,在我这儿,诗意就是语感,语感就是诗意。没有诗意,我可能不会写作而去干别的。所以,方言可以不要,诗意我却会寸土必争。不过,写小说毕竟不是作诗,而诗意就算是大个儿的萤火虫,也不是随便就能捕捉得到。


通过我的一笔一划,描摹巴蜀性格的大致模样

记者:雷高汉这样的人物身上有种幸运的幸存感,他没有主角的气质,身边都是一些有主角光环的人物轮番登场,到最后却是这个生于辛亥年的逃难孩子活到了最后,“我一再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这里面有一种辛酸而感佩的生存智慧。

马平:《塞影记》写了半年,但在酝酿阶段我就和自己杠上了,主人公一定不能让人似曾相识。事实上,我对“典型人物”一直穷追不舍,自认为《草房山》中的李安乐和《山谷芬芳》中的青云起都可以贴上这样的标签,还有《高腔》中的米香兰。雷高汉自己也说,如果是一出戏,他连一个帮腔都算不上,但我们看过了那些大戏,却还得回头对他高喊一声:“威武!”岁月总会亏欠一些人,也总会拉扯一些人,雷高汉虽然没有说过“吃亏是福”这样的套话,但凭着他说出了“一再被关照”这样的话,可见他的骨子里有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亘古不变的观念。他曾经让字逼进了另一条长不见头的暗道,但他没有说一句责怪字的话,相反,他说他不信命而信字。没错,这是一种在磨难中而没有泯灭的生存智慧。

记者:新作涉及到的地方志写作是这些年来被文学界所重视的,而且越来越深挖不同地方蕴藏的文化资源,小说里用了许多川剧和戏腔台词,之前脱贫攻坚主题的作品《高腔》也有较多体现,川剧的化用在你看来有哪些优势?

马平:我夫人生于川剧世家,因此近水楼台,我有许多方便接触到既受“冷落”又受“关照”的川剧。事实上,我对川剧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我不是有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去写《高腔》的,《塞影记》也一样,我是需要写它才又去做了功课。我的书橱里有一摞川剧本子,纸页早已泛黄,但这并不是川剧的本相。川剧不是已经埋在了故纸堆里,不是读读本子或是泡泡剧场就有了写它的底气。川剧我也就化用过两回,上回是《迎贤店》,这回是《翠香记》。我不敢说川剧化用起来有某种优势,只能说是赶巧了,今后还有没那个运气就不好说了。我倒是在写到川剧时想起过一副对联,那对联挂在成都平原的一座旧戏楼上,上联是“欲知世上观台上”,下联是“不识今人看古人”。我想,天底下不知有多少戏楼都挂着这副对联。

记者:借助一系列地方文化资源,作家笔下呈现的个体精神是不同的,陈忠实偏于苍凉,余华偏于冷酷,同是写巴蜀文化的作家李劼人、马识途也各有不同,我在这部小说里读到的是一种温暖坚韧的质地,这大约也是你的作品里一以贯之的。

马平:我曾经听到一个批评,说我对笔下的人物不够“狠”。我当然知道,这个批评没有恶意,但我已经决意将我的温情路线走到底。我在长篇《草房山》中还是有一点“狠”的,但到了长篇《山谷芬芳》和中篇《我在夜里说话》《高腔》《我看日出的地方》等作品中,我离那个“狠”字就愈来愈远了。我的成长经历,我的家庭背景,都只会让我释放更多的善意。还有,我的个性,我的见识,总会让我在岔路口拐上有亮光有歌声的一条路。我当然知道,这条路要走向人性或是生命的深处可能更难,但已经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从没有想过折身而返。我并没有要建立巴蜀人物谱系的雄心,但我试图通过我的一笔一划,描摹巴蜀性格的大致模样。我目力所及,或者说我想象所及,蜀地男人就是雷高汉们,蜀地女人就是米香兰们丁翠香们虞婉芬们。事实上,雷高汉一直在跟自己斗“狠”,那些好女人们也一直在跟自己斗“狠”。《塞影记》面世以后,我听到最多的赞扬,就是这个“温暖和坚韧”,还有“深情和大义”,这让我感到宽慰。

记者:小说中雷高汉的视角停留在去县城寻女儿的场景,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他的故事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后延伸,而是直接跳到了108岁?

马平:金海棠在戏台上那一个鞠躬,事实上完成了她父亲雷高汉口述历史的谢幕。“我”为雷高汉人生后面的三分之一做过一个总结:“务农,识字,读书,上网,看电视,写毛笔字,等待。”这并不是说,雷高汉人生前面的三分之二精彩纷呈,其后乏善可陈。事实上,他的故事虽然没有向后延伸,但在前面已经有了碎片式的交代,在后面也有零星化的补充,比如修路和识字,还有写信。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在后面的漫长岁月里,雷高汉的日子终于平静下来,坚持着他的等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不让雷高汉再诉说下去,这体现了年轻一辈对他的体恤。他还活着,他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强劲的信息,已经足以让我们凭着想象去增补他那不会塌陷的人生。

记者:如今普遍在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实则面对的都是如何处理一个个具体细节的文化资源,如何呈现一个个典型人物的时代性格,从《草房山》到《塞影记》,你对书写“中国故事”有哪些感悟?

马平:《塞影记》面世以后,我留意到一篇题为《回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评论。文章里说:“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终于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塞影记》传达的就是一种这样的精神文化的回归。”我理解的“中国故事”,无论新和旧,无论传统和现代,都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根脉。当然,每个故事并不会因了一个笼统的文化观照而显露单一的面容,具体说来,《塞影记》所传达的“情义”二字,就更需要独一无二的故事去支撑,更需要雷高汉这样站得起来的人物去支撑。说到底,“中国故事”只能靠中国力量来支撑。我还想说的是,尽管雷高汉有着不容混淆的面影,但是,他又有着千千万万中国男人共同的面影。  (本报记者  郑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