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映山红把一座山开得亮堂堂的，五月的阳光也好得没法说。可我大嫂却在这一天走了。我先去的是二哥家，今年轮到父亲跟二哥住。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正在扫地。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我站在门口喊他，他将左手握成拳头，反过去顶住腰部，再把腰像折尺一样慢慢打开，然后才看见是我。他说幺儿呢，你回来了？我说爸，我回来了。我进屋放下行李包，包很轻，不过就是给父亲买的一瓶酒，给大嫂买的一袋冰糖，但父亲还是过来帮忙。在他的心目中，我还是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弱小，而母亲去世已经三十年了。

　　他把行李包从我肩上取下来，才以理怨的口气说，夏至呀，你为啥不早一天回来嘛。

　　我这次回来，并没事先通知，也不是什么节假日，我以为早一天晚一天是无所谓的。

　　父亲说，你大嫂今儿个走了！

　　那时候我正给父亲递烟，烟抽出来一半，就落到了地上———在我们那里，这个“走”字含义丰富———我说大嫂她……去哪里了？

　　去广东了。

　　唔……大嫂去广东干什么？她是去找清明吗？

　　父亲说不是，她是去挣钱。父亲说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能送送她了。

　　大哥呢？

　　在家里。你大哥很焦心，你去看看他吧。

　　我把烟盒扔到傍壁的小桌上，叫父亲自己拿，随后我就出了门。

　　大哥家在岩畔底下，有半里路程，下一坡松林，再下一坡竹林，我就看见大哥了。他穿着一件孔孔眼眼的背心，把门敞开着，屁股对着门外摇筛子。腾起的麦壳和尘土，把他整个人裹住了，也把门封住了。听见狗叫，大哥转过头，在烟尘中又惊又喜地笑了一下，立即将筛子放进地上的簸箕里，搭了根条凳出来。外面坐，他说，屋里乌烟瘴气的。

　　大嫂走了？

　　天不亮就下了河。大哥低了头说，现在多时到了县城，说不定都坐上火车了。

　　大嫂这一辈子，从没出过清溪河流域。我们住的那匹山，名叫老君山，是川东北一座巍峨的大山。山下就是清溪河，流程很短，上游是普光镇，下游是宣汉县城，总共不过六七十公里。

　　大嫂只在河上坐过汽划子，连汽车也没坐过。

　　她去广东，没先跟谁联系？

　　没有呢，大哥说，她直接去佛山找胡贵，胡贵肯定要收她。

　　胡贵是河对面杨侯山的人，二十年前就把家甩了，据说现在成了大老板，在佛山搞建筑。

　　我说大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三月间就满五十了。

　　大嫂比你还长三岁呀！

　　大哥听出我在责备他，紧着脖子咳肺里的痰。他很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时常胸闷。他去检查过几次，没有结核病，可就是呼吸不上来，痰也咳不上来，咳的时候空空空的，把脊梁都咳弯了。每次去检查前，大哥都说，要是结核病就好了，晚期最好，我就用不着医治，自己绑块石头在身上，跳进清溪河喂鱼，也免得家里花钱办丧事。其实他舍不得死，他跟大嫂的关系很好。大嫂叫陈美，大哥人前人后都把她叫美，叫得有盐有味。他也没资格死，他小儿子清华去年九月才进高中一年级。

　　我说大哥，你不出门也就算了，我知道你身体吃不消，不能出门，但你也不该让大嫂出门，她那么大年纪，又贫血，还搞建筑呢……我给她带了包冰糖回来，哪晓得她走了。

　　大哥的眼圈红了。他的眼睛本来就红，是被麦芒扎的，现在像要浸出血来。

　　不出门……大哥艰难地说，清华要用钱，不出门咋行？不是她出门，就是我出门，反正要走一个。

　　每当说到钱，我就总是无地自容。我跟大哥的年龄差距很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大哥十八岁，我才四岁。九年后大哥结了婚，因他身体不好，家里全靠父亲和大嫂撑持，后来父亲年迈体衰了，就靠大嫂一个人了（二哥脾气古怪，是靠不住的），在饭也吃不饱的年代，我能够念完大学，没有大嫂是不可想象的。每次回家，我即使没钱买更多的礼物，但给父亲和大嫂的却少不了。可是一点菲薄的礼物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嫂需要的是钱，她小儿子清华在县中读书，书学费贵得吓人，她还想让清华读大学呢，她把丈夫的弟弟供成了大学生，总不能不让自己的儿子读大学，何况清华的成绩那么好。我知道大嫂最需要的是钱，但我没有钱给她。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所学校教书，后来去了一家报社，没干两年，我又从报社辞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在城市里混着，连自己的嘴巴也糊不拢。

　　大哥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为我解围，说要不是清明，家里就不会这么紧了。

　　清明是他们的大儿子。

　　我说清明最近有消息没有？

　　又是大半年没信儿了，大哥说，让他死在外面算了！

　　大哥的嘴角滚动着两条蚯蚓似的曲线，那是两条无奈的蚯蚓。

　　清明是被大哥惯坏了的。大哥在农村算晚婚，头胎生了个儿子，他就当成金宝贝，生怕儿子吃了亏。下点毛毛雨，只要他没时间把儿子背到两里外的村小，就不让儿子上学，他说下这么大的雨，上啥学呢！言毕把儿子装进背篼，带他一道上山，他割草，锄地，儿子就捉蝴蝶，或者捡石头打树上的鸟。大哥跟大嫂后来吵架的时间很少，但那几年吵得多，都是为清明的事。大嫂没什么文化，但她懂一句古语，叫耕读为本。她说在农村，能读书的就一定要读书，不能读书的就把田种好。话虽如此，其实她心里明白，在我们那样的大山区，种田只不过是吊命，唯一可靠的出路是把书读好。清明不去上学，她就拿使牛棍打，棍子还没落到身上，清明就扯破了嗓子嚎，大哥听到哭声，必然迅速冲过来，一把将清明搂在怀里，龇牙咧嘴地朝着大嫂发狠。清明见有人保他，就哭得更加理直气壮，逃学也更加顺理成章，每次考试语文数学都得鸭蛋。那时候清华还没念书，大嫂把清华夺进怀里，对大哥说，你毁了一个，可不能毁两个，清华将来上学，由我看管，你要是再插手，我们各走各的路！

　　自从嫁过来，大嫂没说过这么决绝的话，大哥果然不敢再娇惯清华了。

　　在大嫂的心目中，有一道遥远的光，而大哥的心里没有这道光。大哥只能看到眼下的生活。

　　清明村小毕业，就去普光镇中学念书。镇中学是住校的，脱离了母亲的视线，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课本发下来，最多一个月，不是撕烂了，就是弄丢了。老师知道他成不了器，对此基本上不过问，他不进教室听讲，照样不过问，这样，清明把学校当成了客栈，与镇上的公子哥儿去开设在镇政府底楼的游艺室打台球，或者去清溪河钓鱼；一群人今天这一派，明天那一派，彼此结交又彼此仇视。结交的时候，去镇里最好的酒楼赊账吃喝，末了就进那酒楼的包厢里看录像，玩游戏机；仇视的时候就打群架，打别人也被别人打，从而练就了一身好力气。

　　那些日子，大嫂赶场，常常被酒楼老板拦住。酒楼老板是个花枝招展娇娇小小的年轻女人，全镇人都知道她叫倩儿，也知道她是跟镇上某位领导睡觉，才拉来那么多吃公款的食客，也才敢于大张旗鼓地放学生进去看录像打游戏，因此对她又鄙夷又畏惧。倩儿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认出大嫂是清明的母亲，她摇摇曳曳地走到戏楼底下（现在那里已无人演戏，每到赶场天，坝子里就拥挤着卖山货的乡里人），走到大嫂跟前，居高临下又和颜悦色地说，你家清明又欠我一百多了。大嫂本来是蹲在自己背篼跟前的，那背篼里装着土豆或者谷糠，这时候站起来，跟倩儿一般高地站着。倩儿那么白，那么好看，像是从戏楼上走下来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大嫂的脸色黄不拉唧，散发着山风和太阳的苦味，头发虽然在出门前特意梳理过，还系了两根辫子，这时候却显得灰暗又凌乱。大嫂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她被那个庞大的数字堵住了，她还被周围好奇的目光堵住了。倩儿说，你倒是发个话，啥时候还我啊？大嫂这才说，二场，二场我还你。倩儿走了，大嫂又蹲下去，像石头一样沉默着，直到有买主走到她面前了，她才醒悟，自己是来卖货的。卖了这点货，才能买盐回去，或者买农药回去。这么一惊醒，她才恢复了一些活力。

　　普光镇两天一个场，回到家，大嫂就马不停蹄地把谷子从仓里撮出来，去当门的石碾里碾成米，把谷糠筛掉，碎米筛掉，第二场背到街上去卖。她要卖一百多斤米才能抵儿子欠下的债。老君山的土地瘦，收成薄，种出的粮食仅够吃而已。大嫂做着这些事情，心里充满恐惧。

　　由于大哥干不了重活，那一百多斤米，到时候也是大嫂背到街上去卖的。

　　大哥种下了苦果，由大嫂来吃，但她已经不再跟大哥吵架了。有一回大嫂对我说，清明成今天这样，我这个当妈的有责任，我当时不该由着你大哥。

　　大嫂每次去把钱还给倩儿的时候，都向她交代：以后不要让清明来赊账了。倩儿当时是答应的，可过不了多久，她又到戏楼底下找到了大嫂。那么好看的一个人，在大嫂的眼里，却比毒蛇还让她害怕。她不等倩儿靠近，双腿就情不自禁地弹了起来，直打哆嗦。当倩儿又说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嫂到底忍不住了：我不是叫你不让他赊吗，你自己要赊，你去找他，我不管！倩儿翘着嘴角说，你咋这么不讲道理呢，消费前他也没说赊账，我怎么知道呢？再说那么多人一起来，我开始也不知道是谁买单啦。倩儿看到有那么乡里人带着欣羡和敬畏的目光望着自己，就禁不住滋长了一点儿骄横（平时，她的骄横只在骨子里，皮面上却总是温柔和气的），话也越说越难听了，她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

　　这句话把大嫂击垮了。她干涩的嘴有气无力地翕动着，仿佛晾在坡地上的鱼。她想跟倩儿吵一架，可是，倩儿的来头她知道，她拿不准吵一架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她用目光向周围的人求助，结果周围的人全都在帮倩儿说话。他们说，吃了人家的玩了人家的，当然要给钱哪，自己教出了那么个东西，怪谁呢。大嫂觉得，她的脸真是丢尽了，如果还为这事吵架，那就只好把屁股当脸了。她抹一把额头上急出的汗水，又低声下气地给倩儿许诺。倩儿离去后，大嫂心里闷得慌，想哭。但她没哭，她冲进学校，把清明的桌子拖出来了。镇中学的学生桌，都是自己按规定尺码做好背去的。大嫂的意思是再不让儿子读书了。

　　每当这时候，清明就哭得昏天黑地，并给母亲下跪，表示以后再不赊账，再不逃学，总之是好好读书。大嫂的心软了，她想，说不准他是真心悔过的，又把儿子的书桌放进了教室。

　　清明只是不想离开镇上的环境。他已经对这有吃有喝有玩的环境产生了连血带骨的依赖。

　　大嫂一次一次地受骗，直到清明初中毕业。清明没考上高中，自然而然就回了家。他磨皮擦痒地混满了年岁，就去考兵。玩耍和打架练出的强健体魄，让他一考就中。

　　清明出发的那天，大哥和大嫂去镇上送他。大嫂千叮万嘱，说我的儿啦，你去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锻炼。清明不住地点头。军车开动了，大嫂开头没事，当漫天尘土遮没了儿子那张稚气的面孔，她终于泣不成声。

　　两年后复员回来，清明长高了些，但身上的恶习一点没改。部队发放的近两千元复员补贴，他从大连到四川的路上，就花得一干二净。他在家呆了不到半月就出门打工了。行前，他对正放假回来的弟弟说，清华，你不要跟哥哥学，你要好好念书，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不就是钱吗，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个月，我就给你寄一笔回来，以后我按月寄给你。

　　那时候的大嫂，就像有人帮她打开了一扇从没开启过的窗户。大哥那些天一直在空空空地咳嗽，听了大儿子的话，他突然间不咳了。

　　清明一去就杳无音讯，差不多过了半年，他才给村里的张老师打了个电话。张老师在重庆唱川剧的儿子为他买了部手机。清明问了家里的情况，对他自己，却不透露半点信息。他用的是公用电话，显示出的区号没有人知道是哪个地方。张老师问要不要他爹妈来接，清明说，不用了。张老师说你爹妈都愁死了，还是让他们来听听你的声音吧，清明说不用了不用了。

　　从他出门到现在，已满一年半，没回来过，也没寄过钱，只打过两次电话，而且他爹妈都没接成。

　　决心送小儿子读书的大嫂，靠我靠不住，靠她大儿子也靠不住。

　　她只能靠她自己了。

　　大哥问我，你说说，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如果说有用，我至今也还是村里唯一读过大学的人，可我不也跟那些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混着吗？而且我还没有很多农民工混得好，大多数农民工，都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往家里寄钱，但我做不到，我连养妻儿都困难，更不要说跟胡贵比了。胡贵压根儿就是个文盲，可他却当上了老板，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到了广东，还把亲戚全都带过去发财了。不仅如此，他还为对河两面山上的人做了许多事，凡是杨侯山和老君山的人，只要愿意去他工地上，他一律接纳，而且从不拖欠工资。他允许别人欠他的钱，决不允许自己欠别人的钱。从那边回来的人都说，胡贵在广东很吃得开，连城里人都怕他。我知道，村里有人常常拿我和胡贵对比，对比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不送孩子读书了，最多初中毕业，不管成绩好坏，都赶到外地的工厂或工地上挣钱去了；有的人，才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花钱办张假身份证，去遥远的他乡当童工去了，每天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地干活。

　　如果说没用，我又无法想象自己没有知识的生活，那会是多么黑暗……

　　不过，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来关心大嫂是否应该在五十三岁的时候外出打工，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大哥见我沉默，说，你现在干些啥呢？

　　主要在家里面写作，没钱花的时候就打点零工。

　　大哥说，写作就是写书吗？

　　我说是。

　　写书能挣钱不？

　　有时能挣点儿，有时是一堆废纸，总体说来是挣不了多少钱。

　　既然挣不了钱，你为啥还写？你是读过大学的人，脑瓜子咋就这么不够用？

　　我又被噎住了。

　　大哥说，你要是回到以前的那家报社，他们还要你吗？

　　我说不会要我了。

　　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回去。那是一家娱乐报，每天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明星的绯闻，以及某女明星顺利产下了三胞胎之类的话题。编这样的报纸，不需要实地采访，只从网上下载，或者从其他报纸上改头换面地抄录就是了，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下了班就跟同事出去喝酒，更多的是打牌。那是一个难以抽身的漩涡。我们的报纸隶属于某局，局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约报社的人打牌。他给了报社一点特殊政策，就是部分广告收入可以不报财务，而是用来发奖金，于是他认为自己对报社有恩，同时认为报社的人都很有钱。报社一共只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女性，局长从不跟女人打牌，他说跟女人打牌坏手气，这样一来，我不去也得去了。我不想得罪同事，更不敢得罪局长，就跟他们通夜通夜地耗。局长从头天吃罢晚饭就上桌，打到第二天早上九点，被人从桌上叫下去吃了早饭，还能在大会上讲一天半天，而且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做局长的本事。我就不行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往深渊里坠，我觉得大嫂含辛茹苦地送我上了大学，结果我把学来的知识全都扔到粪坑里沤烂了，我太对不起大嫂了。

　　于是我干脆辞职走人，不跟他们发生任何关系。

　　我想对得起大嫂，结果是更加对不起她。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必然先去镇中学找到清华（那时他在那里念初中），给他一些钱，这样，大嫂就可以很长时间不为儿子的生活费焦心了（清华跟他哥完全两样，他从不乱花钱），自从辞了职，我就再没给清华拿过钱。

　　我给大嫂买袋冰糖什么的，对她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即使我给她，她也舍不得吃，她会背着我去卖给村里人，村里人不要，就拿到街上去，找熟识的百货店帮她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大哥说，我怕清华将来读了大学没用，现在又把你大嫂累垮了，那就划不着了，可你大嫂是个死脑筋，总是听不进油盐。

　　我嗫嚅着说，读大学也不是没用……

　　我看就是没用！大哥断然地打断我，要是有用，你就不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在家乡人看来，特别是在家乡的亲人看来，我一定过得很惨。

　　想想吧，一个没有工作在城里混着的人，怎么不惨呢？

　　大哥又说，其实，家里没有谁指望你支持钱，你大嫂多次对我说，千万不要找夏至要钱，她说看起来城里人手头随时都有钱，乡里人不卖粮食，不卖鸡蛋，就一年半载见不到钱，但城里不比乡下，城里上厕所都要钱，过日子不容易。我们从来没想到让你支持钱，可你要把自己当人看，不要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大哥的话触到了我的一些痛楚，我低下头，说我知道。

　　一凡（我儿子）该读三年级了吧？

　　我说三年级了。

　　现在还是小学，听说一年就要交好几千？以后上了中学，看你拿啥去供他，你总不能跑去给校长拍手板，校长就答应给你儿子减免书学费！

　　大哥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紧。这些事情，我在城里也经常想，主要是躺在床上，把书一放，把灯一关，要睡觉之前想。但我没想得那么远。对生活上的困境，我从来不会想得太远，现在被大哥这么揭示出来，我突然觉得现实真是很严峻。

　　你这人，为啥总是跟我们想得不一样呢？大哥摇了摇头，好好的正事不做，辞了职在家里搞写作，要是写作能像胡贵那样挣钱也好，听你说来又挣不到钱，这不是胡闹吗？你呀，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写作的事说出去，免得让村里人听了笑话。

　　我说我不会说出去。

　　大哥很怜悯地看着我。

　　大嫂出发前，把张老师和我的电话都记下的，可四天过去，她既没给张老师打电话，也没给我的手机上打电话。我打电话到城里的家中，问大嫂有信儿没有，妻子说没有啊，妻子说你采访得如何啊？我怒气冲冲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这次回来，是想去看看老君山顶上的一座古墓，那墓里曾埋着一个在清乾隆年间做过四川提督的人。“文革”中，墓被红卫兵挖开了，内棺里的水银全部倾进山涧里去了，被水银养着的那具庞大身躯，迅速风干，半小时不到，就缩成一堆婴儿大小的腐肉。不过，十多年前，当地百姓又照原样把坟墓修了起来。据说墓里的主人是一个嫉恶如仇心怀慈悲的好官，成都有名的文殊院就是他捐资修建的；做官之前，他曾是啸聚山林的土匪，身怀绝技，杀富济贫。老君山头，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传说，我本想把这些传说采访回去，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我甚至幻想这部小说能够改变我窘迫的处境。

　　计算车程，大嫂最晚在一天前就该到佛山了。

　　大哥急得捂住胸口咳嗽，好像他咳嗽不是用肺和喉咙，而是用全身，仿佛他的小腿肚也能咳嗽。

　　我们那里有种说法：娶一个好媳妇，三代人都有福。我们家离享福还很遥远，但这不是大嫂的责任。大哥知道大嫂的好处，大嫂应该有消息的时候却没有消息，他不能不急得小腿肚甚至脚指头都能咳嗽了。大嫂走之前，把家里什么都安排好了。虽然田地很少，但她怕大哥累着，把一半的田都送给了别人种，大哥舍不得送，大嫂说，一个人要知道轻重，要是累得把命都搭进去了，值吗？这样的话，大嫂对父亲说过，也对我说过，说不定还对别的人说过。至于她自己，从来就不知道累。在家里时，三伏天的午后，村里再勤苦的人也躲在院坝外的竹林或果木底下摇篾笆扇，大嫂还在阳光暴晒的坡地上扯草，或者锄地，现在，她满五十三岁的时候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搞建筑去了，那是男人也畏惧的活，她却不怕。在大嫂看来，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能累垮，就她一个人累不垮似的……大哥知道大嫂的好处。

　　父亲也来到大哥家里，坐在街檐的青坎上抹眼泪。父亲经常说，他这一生没有女儿，大嫂就是他的女儿。父亲说要是没有这个女儿，他这个家早就败了。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二哥下来借晒席了，父亲连忙站起来，对二哥说，永辉，你到杨侯山去一趟。

　　二哥说去杨侯山干啥？

　　把胡贵的电话问来。

　　老君山人去找胡贵的不少，但大多在山顶上（我们村从没有人去过），具体是哪一家也不清楚，与其瞎碰，不如直接去杨侯山胡贵所在的磨子村。

　　二哥说胡贵离家都那么多年了，谁知道他的电话？

　　父亲说胡贵离家那么多年，他家里面的人没走几年嘛；再说磨子村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去给胡贵打工，未必不晓得他的电话。

　　二哥咕哝了一声，说，我家的活路堆到颈子上来了呢！连晒席也不借，就回去了。

　　父亲恨着二哥的背影，他那样子好像在说，如果眼睛能把人恨死，我就把你恨死算了。

　　二哥比大哥小六岁，大嫂嫁过来的时候，二哥早已辍学，大嫂听说二哥念书时成绩好得没办法（他的成绩的确很好），就动员二哥再去上学。二哥是在初中二年级辍学的，这就意味着，他如果复学，也只能从初中二年级读起。二哥听到这话，像受到了侮辱，他说老都老了，还上学！他认为挺大的一个人，跟一群小孩坐在一起，太丢脸了。大嫂说，你才二十多点就算老哇，过去那些人读到六七十岁咋说呢？大嫂自己没读过几册书，可她不知从哪里听来那么多古人不计年龄和穷困发奋念书的故事。二哥说，你为啥不去读？你也可以去呀！大嫂垂下眼帘说，我是没你那个脑壳嘛，我要是有你那个脑壳的话……

　　大嫂没把话说完，脸上有些悲戚。

　　她并不是没有“脑壳”，之所以读几册书就不读了，完全是因为家里穷。她脸上的轮廓也是长得很好看的，之所以那么晚才嫁人，是为了照顾她父亲。大嫂的母亲有类风湿，生下她就不敢再生，因此大嫂是她爹妈的独苗。她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再过两年，该她谈婚论嫁的时候，不幸父亲又患了脑溢血，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坏的时候就像个植物人，拉屎拉尿都在床上。大嫂服侍她父亲，直到父亲病逝为止。当她把父亲埋了，才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成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这么多年来，她先把母亲送走了，又把父亲送走，她还没经意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段日子就过去了，远远地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村里的好心人在老君山上为她物色对象，终于找到我那一直未能成家的大哥。两人见了面，过一阵就结了婚。大哥有时给大嫂开玩笑，说要不是我，你就完了。大嫂也说，要不是我，你还不是完了。那时候，两个人的眼里都充盈着幸福的光芒。

　　虽然我从来没去证实过，但我相信，大嫂读书的时候，成绩一定也是很好的，而且她渴望读书，否则就不会收集那么多古人读书的故事。我说过，大嫂的心里有一道光，大哥的心里没有这道光，清溪河流域很多人的心里都没有这道光，这是大嫂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她见惯了病痛和死亡，一旦心里有了光，就紧紧地抓住不放。

　　大嫂同时还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真要去读书，谁供我呢？

　　她已是结婚的人了，有了人生新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