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四川文友皆知的文坛前辈、受人尊敬的李致叔叔，很早就认识了。给我们介绍、让我们结缘的人，正是李致的夫人——原四川省科委工业处处长丁秀涓。李致也因之成为我的第一个读者，在我的文学道路上，他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也算得上是一个贵人。我在下海经商继而当作家之前，曾在四川省科委工作过九年，在那里得到了很大提高。那时我有过许多顶头上司，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丁处长。她梳着一头短直发，穿着朴素，言谈爽利，精明能干。那时省科委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自由散漫，喜欢打扮，还不专心工作，偷偷写小说。对于我一年拿下三项国家级“星火计划”的科研项目，为四川争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美元投资，则不闻不问。丁处长可不这样，她非但不责难我，反而经常说她喜欢我，也挺欣赏我。当时处里还有一个脸蛋红润的漂亮小生，后来高升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丁处长也挺欣赏他，说他聪明能干，前程无量。其实丁处长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她这一说，闹得我跟那个漂亮小生一直在她面前“争宠”，抢着干革命工作，还不时去问她，到底最喜欢我俩中的哪一个？丁处长于是哈哈一笑，说我都喜欢，你俩并列第一！
后来才知道，丁处长的老公正是巴金先生的侄儿——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李致。得知我爱好文学，丁处长便请我去她家做客，由此结识了李部长，近而和他们成为忘年交。因我公公的关系（他曾担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又调往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我称李致为李叔叔。
我一直都是巴金的粉丝和书迷，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我也最喜欢《家》。一来是因为这部小说塑造了令我过目难忘、印象深刻的几个人物：觉新、觉慧、梅表姐、鸣凤……二来是我觉得，这部小说有点像我喜欢的《红楼梦》的写法，用一个大家庭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以及少男少女渴望婚姻自由，希望冲出封建家庭牢笼去获得新生的举动，来展现一个腐朽的即将灭亡的时代。更不消说巴老那篇气势磅礴的小说《团圆之后》，改编成的电影《英雄儿女》，在那个只有样板戏的年代里，我不记得自己看了多少遍？又流了多少眼泪？
认识李致后，我一直想问他一个问题：他父亲是巴金的大哥，是否就是觉新的原型？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巴金就是觉慧的原型嘛！但李致从没提起过，我也就不好意思问，使之成为一个谜。巧的是前不久，为了写那部民国题材的长篇小说《好雨知时节》，我又把书柜里珍藏的《家》取出来，津津有味地看了一遍，还是佩服佩服！据说巴金写这本书时很年轻，又是白话文刚兴起的时候，真是写得好！
而当时李致却在大力振兴川剧，他和丁处长常请我去陪同他们看川剧。我本来不太喜欢这个剧种，但是跟着李叔叔坐了几次前排，听他娓娓道来一些川剧的渊源；比如著名演员周企何男扮女装演一个老大娘，以丑角面目在《迎贤店》中出彩；还有他和巴金讨论过的川剧美学及文学性，竟使我渐渐神往；后来居然成了川戏迷，这个剧种便在我心中长盛不衰。毕竟喜欢文学，就有文化底蕴，我也曾发表过一些脱俗的意见，这一招使我在跟那个帅哥的争宠中，时时处于上风。
后来我又自学了服装裁剪。据李致回忆说，有一次丁处长在上海为他买了一件西服，穿上后袖子太长，我还帮他改过这件衣服。看来有文化和会技艺到底不同，终于使我在与同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得到李致老两口的青睐。
丁处长也确实独具慧眼，后来在其麾下，也只有我跟那个漂亮小生有点出息。关键是那个年代里，漂亮的脸蛋长不出大米，靓丽的人也经常会遭人非议。
再后来起起落落，从八十年中到八十年代末，我下海经商又浮出海面，决心实现自己小时候的理想，当个作家，于是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艰难的写作……
历经两年的辛苦创作，经过了七八次的修改，1991年秋天，我的处女作《高处不胜寒》终于脱稿，首先就毕恭毕敬地送给李致老俩口审阅，准备洗耳恭听。
那时丁处长已退休，李部长还在位。他很快看完后，就把我叫到他位于商业街的家中，半开玩笑又开门见山地说：“一个宣传部长看一个新作者的小说，居然要用新华词典……你的语言太丰富，换句话说，也太华丽了！”
这是委婉的批评，我当时却感受不到。我的处女作也一直被人这么垢病。
看我有点惶惑不安，李致又肯定和鼓励了一番。接着提出来，要把这篇小说送到上海他的堂妹，也即巴金的女儿李小林那里去发表。老部长风趣地问：“她是《收获》的副主编，在这个文学期刊上发表，应该不辱没你这篇处女作吧？”
我早就知晓《收获》这个文学期刑。记得在文革中，我才十几岁，正是长知识爱学习的时候，想读书想得要命！但到处都找不到，书们大多被焚毁，余下都锁在图书馆里不见天日。偶然在母亲办公室的一个角落，翻出一本破旧但挺完整的《收获》，立刻悄悄藏起来视若珍宝，偷偷看了好几遍。其中一个长篇小说不记得叫啥名？是农村题材，写一个母亲及儿女的故事，不怎么吸引人，但印象中却觉得好看，很有“嚼头”。其实是求知若渴，囫囵吞枣，就说这本《收获》是我的启蒙书也不为过。何况还是敬重的巴老之女在负责这个期刊，真是与有荣焉，应该受宠若惊才对！
但我当时中了魔一般，很喜欢《当代》这两个字，觉得很时尚很新颖又很超凡，非常符合我这部处女作的风格。于是我固执地不肯，却说：“我要送给《当代》，那是全国有名的文学期刊！”
老部长惊讶了：“《收获》跟它齐名呀！你怎么知道，《当代》就会给你发？”
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我就喜欢《当代》这两个字……”
李致大概想起我公公是中宣部副部长，肯定在北京有关系，就不再坚持了。
其实我决定独自闯荡，去北京投稿，是想见识一下那些大编辑部。原本我确实一心要奔《当代》而去。自然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是靠关系发表了作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文学才华？如何敢把后半生都拿来投入此道？
但是机缘凑巧，我却遇到了恩师——另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十月》的副主编田珍颖，在她帮助下，终于踏进了文学殿堂，并且一气在1992年的《十月》上连发两个中篇小说的头条，分别是《高处不胜寒》和《风从东方来》；又在北京和成都分别召开了这两部处女作的讨论会，也算大获成功！
田老师还专程赴蓉，参加四川省作协为我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四川文坛对我并不了解，这个讨论会也是田老师以《十月》的名义促成。与会人员对《风从东方来》评价较高，对《高处不胜寒》则褒贬不一。但田老师却很钟爱后者，她和四川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吴野老师据理力争，总算为我的处女作换来它应有的一席之地。
会后我陪田老师去上青城山，也谈及我的下一步创作路线该如何走？田老师对此早就深思熟虑，她提出让我一连写三部长篇小说，搞一个“商海言情”系列！
我永远记得她当时闪烁着智慧的眼光，和那高瞻远瞩的一番话：“你从商海来，应该写商海。很多人会在你的经历中看明白，什么叫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当你拿出这个系列后，很多作者也会紧紧跟上，所以你要快，要抓紧时间写出来……”
她又说，将会请文坛前辈、著名评论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荒煤给我写一篇序。作品不但在《十月》上发表，还要出单行本。但我跟荒媒的结缘，也因为李致。田老师说，需要李致出面，去请荒媒才最为妥当。我听了很不安，觉得有点突兀，不知道李致会不会同意？犹豫了很久，才专程去他家提出。不料李致竟满口答应，还说要给荒媒专门写一封信，来提出此事。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坏了！
荒媒老人家收到李致的信，也很认真，说他要专门拿出一段空档来看这三部作品。为了匹配他的时间，我必须在1993年5月中旬前，拿出这三部总计约为六十五万字的长篇。正值跨入1993年，我便静下心来，投入创作，在很短的五个月内，就拿出了《商海沉浮》《潇洒走南方》《大饭店风云》这三部长篇小说。
田老师看完全稿，没做任何评价，以致于我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在等候荒煤作序时，我竟自作主张，把《大饭店风云》的稿子也寄给《当代》。其实是心里没把握，更不敢相信荒媒也会认可我。《当代》编辑部很快给我回电话，说要发头条，选登十五万字，并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他们帮我申报“茅盾文学奖”。那时该奖还没现在这么火，但也是一个大奖，我很激动，这意味着《当代》对我的承认！但问题也出来了，他们只要这一部长篇，不要那两部，成不了“系列”！这时我的头脑才冷静下来，想到这个创作计划原是田老师提出来的，应该征求她的意见。
田老师听说这事儿可能很吃惊，但她并没表现出来，只说：“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荒煤已经看完了你的东西，正在为你写序，你说应该怎么办？”
这也是对我的委婉批评，我连忙承认过错，并坚决地向她表示，哪怕是放弃茅盾文学奖，也不会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别人。田老师也坚定地说：“我们以后也可以帮你申报茅盾文学奖！”这件事后来成为我俩的遗憾了，因为当时北京出版社只能评“十月文学奖”。我的“商战言情系列”是1993年获奖的唯一一部小说。
“商海言情系列”出版了，这套书各印了三万册，在当时也算很不错了。我的照片被印在书页上，等书拿到手里时，我又一次享受到成功的巨大喜悦！
荒煤为我写的序也是大力赞扬，《十月》专门登了这篇文章。他说：“当我提笔为莫然这三部作品写序时，却首先想到要向原四川省委宣传部李致同志表示感谢，是他向我推荐这些作品并特别约我写序的。许多年来，产生这种心情，真还是第一次。
“我已是八旬老人，因时间精力有限，已经多次宣称，要‘罢序’了……”
这次读罢莫然的作品，却感到非常意外，一口气读下来，难以释手……
“这位刚刚迈进文坛又刚巧人到中年的作家，真不愧是一位难得的闯将，她闯出了一条‘商海言情’的新路，而且闯得如此潇洒、勇敢、真挚、热情，既显出了她对此题材驾驭的能力和魄力，也表现了她挥笔作战的自信和自豪！”
这套书反响很大，不但获得当时几乎与“茅盾文学奖”比肩的“十月文学奖”，我还加入了中国作协。《文艺报》也登出一篇评论文章，誉我为“大陆梁风仪”。
不记得有没有专程去感谢过李致？但此后我就被选为四川省作协委员，成了李致的兵。由丁处长再到李部长，他们夫妇俩都领导过我，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但我那个自由散漫的毛病却非但改不掉，而且越演越烈。几乎每次参加文联或作协的会，我都暴露出一些类似的问题：不是在下面跟别人窃窃私语，就是中途逃会，想赶回家去投入创作。或者就是开会都开得不耐烦了，中途只好多次去上卫生间。但每一次，我都似乎看到了李致那严厉的眼神，这眼神竟然会一直追着我……
有一次逃会，悄悄走到会场门口，却碰上了李致——终于被他抓住了！
李致严肃地说：“我发现好几次了，你这样做可不应该。既然来开会，就好好参加嘛，不能在下面开小会，不能总上卫生间，更不该逃会！“
我有些无奈，只好撒娇，或者说是耍赖：“哎呀，李叔叔你观察得好仔细哦！但是丁处长以前可不像你这样，她对我一向很宽容的！”
“所以把你纵出毛病来了！”李致也忍不住笑起来，“我可是不允许！”
我只好点头答应：“好嘛，我以后尽量注意……”
那时丁处长已经得了重病，不久便撒手人寰。我听说后，心情很沉痛，但因在外地，没能去吊唁。只是依稀记得，自从丁处长病后，李致对妻子很好，一直在精心照顾她。有一次我上门，就正好碰见李叔叔在给丁处长梳头，那情景很温馨。现在妻子不在了，李致一个人的生活肯定很艰难。但我也能想象得到，李叔叔会一个人坚强地生活着，在书藉和文学的抚慰中，去自得其乐，渡过余生。
此前，他还陪同我去专程看望了文学巨匠马识途，我也跟他们两位拍了合影。不久荒媒因故来成都，我们又齐聚马家，分别合影留念。他们谈起我公公，言语间总是充满了好感，在他们看来，我公公不仅是高官，也是文化人。荒媒也认识我公公，但他给我写序时，还不知道这层关系。田老师可能是怕影响他对我作品的判断和评价，等我这套书出版后，才告诉了他。这次荒媒再见到我，就问我公公对我写作有啥要求？我说，他只问我是“歌颂”还是“暴露”？我说是“歌颂”，他就满意了。荒媒听后，也满意地点点头。我知道，他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有着共同的情怀，其实与政治无关，只要是爱国主义的或者忧国忧民的作品就行。当时的情景也因之而让人感动……
我这么说，是因为跟李致、荒媒、马识途，还有王火（我看了王火的“战争与人”系列，得知他因救人而眼睛受伤，仍然坚持写作时，也非常感动，又请求李致带我去拜访王火，在他家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这些文坛前辈，包括跟田老师在一起，都是气氛非常融洽，情绪非常激动，关系非常干净，言谈非常纯洁。感觉不到一点世俗、庸俗和低级情味，他们都是具备优良品质的高尚的人。而且对我们这一代文学新人，总是怀着大公无私的爱心，耗尽心血去鼓励去帮助去栽培，我很感谢他们！
此后若干年，我和李致却渐行渐远。一来是因为我的书都是在北京出版，我的电视剧也是在北京投拍，我经常去北京奔波忙碌，不觉远离了四川文学圈。巴金文学院不再聘我，我也因故而从此不再参选四川的文学奖，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二来李致叔叔也搬了家，我们居然失去了联系，就不再来往。
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也一直牵挂着他。直到几年前，我重又半回四川文学的圈子里，参加了一个散文学会，才听得文友刘小革说，她们经常去拜会李致，听他教诲。我当即兴奋起来，说你们下次去看他，可要带上我！
刘小革答应了，但新冠却又来袭，在漫长的与疫病作斗争的几年中，我也不能去看望已届九十高龄的李叔叔，只能祝他身体健康，保重自己。
直到前阵子，我突然看到李致写的一篇文章“名家专栏：像一朵白色花：纪念我的姐姐”。读了这篇文章，感动而惊讶。在这篇文章里，李致不但写到了他与姐姐的深厚情意，还提到了他与丁处长是如何相识，结为同心伴侣。简洁的文字，朴素的写法，深切的情感，都是看了令人感动。回想李致不但在文学界工作多年，一直有着严谨的工作作风，而且在退休后，仍然活跃在文学圈里，跟作家们一起谈文学，聊人生，顺便把巴老的文化精神传播四方，真是雨露滋润禾苗壮，恩泽后辈传万家！
如今他九十五岁了，还在文海里徜徉，笔耕不辍。真是令人敬仰！那一刻，我急切地盼望着去见他，真想跟他好好畅谈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
这次春节前终于跟李叔叔约好，过节期间一定要去看望他。初七那一天，他郑重地邀我去看他，并叮嘱我说，要带上自己的全部著作。我立刻翻检起来，这才有些为难，因为十九本的书太重了，我最近腰疼，都拎不起来。但拎不起来也要拎！谁让你这么多年都不去看望李叔叔？！欠了那么久的债，总要一下子还清吧！本想用家里的小车装这些书，不料书太重，竟把小车压坏了！又找来一个小箱子，才全部装上，也曾想过，是否只带几本书去？余下再用快递？但我理解李叔叔的意思：他是想检阅我这几十年来的创作成绩！毕竟那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是在他家里起步的！
打开房门，就看见了李叔叔亲切的面容：他头发全白，但整齐地梳理着，面貌和身材都没变，眼睛仍然那么有神……我立刻上前拥抱他，心里很感动！
时光悠长，匆匆流去，弹指一挥间，白马过隙，沧海变桑田……
韶华岁月今何在？但山河无恙人安好，真是何等幸运啊！
要说一点没变，那也不可能，毕竟几十年的时光磨砺。交谈中，李致的女儿李芹便递过来一副助听器，原来李叔叔眼神不太好，耳朵也快不行了，交谈有些吃力，还要靠李芹从中助力。李芹说她以前见过我，我却完全不记得了。但李芹一直说，我是她妈妈喜欢的人，所以待我很亲切，还说她也看过我的《大飞机风云》。
李叔叔赞扬我说：你可真厉害！出了这么多书！随后他又关心地问我，为何能写下这么多长篇小说？我答说，自己的创作速度很快，也在抓紧时间，甚至分秒必争，才能多出好作品。他这才告诉我，欲把家中的书全部捐出去，届时也会把我的书摆上书架。老人家很认真，又问我是不是把所有作品都拿来了？我说还有三本正在出版，还有三本是自传体的纪实文学。他忙说：只要是你的作品，都必须补齐哈！
然后我们提到了巴金的作品，我趁机问李致：他父亲是否觉新的原型？李叔叔肯定了这一点，还说《家》的书中，觉新妻子被迫去郊外生育的故事桥段，正是他母亲生育的真实情景，但那孩子没死，就是他姐姐。我们又提到丁处长，李芹崇敬地说，她妈妈特别能干，其专业是化学，想当居里夫人。我说，怪不得能当省科委工业处的处长！李致也遗憾地说，丁处长是受他拖累，五十年代在重庆炼钢二厂干得挺好，领导有意提她为副厂长，却因李致的工作调动，她要跟随而被迫转行。李芹又说：她妈妈也爱打桥牌，如知道我是桥牌爱好者，肯定会组织一个桥牌队。我却笑道，我是1994年之后才学会打桥牌。丁处长的这个爱好，充分说明了她是个聪明能干的理工女，回想当年她在省科委调度自如、指挥若定的飒爽英姿，心里更是佩服，也很温暖，并且十分怀念她。
我又因自己创作的谍战小说，而谈到成都解放的一些事，听李叔叔提及他当年参加地下党的经过，还有成都和平解放后，他参与的一些组织活动。我们也谈到马识途，李致的记忆力很好，他肯定地说，我们跟荒媒拍的那些合照，就是在马家所拍。李芹说，他父亲特爱整理老照片。其后他们翻出一张李致夫妇与我的合影，另有一人竟是英藉女作家张戎，当年是我陪她去李家的。张戎的父亲张守愚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跟李叔叔是老相识。我看了也挺高兴，说我还没有丁处长的照片呢！
李芹又说，她父亲每天都要跟马识途通一个电话，以确认对方是否安康？我听了忍俊不禁，说李叔叔身体如此健康，头脑又很清醒，肯定也能活到一百多岁！
我深切地感觉到，李致和马识途有很多共同之处：既是老革命，又是老作家，这双重身份都受人敬仰。此外他们的长寿基因和笔耕不辍，也使他们能在历史长河与人生道路上，比别人更多留下一些如苏东坡所说的“鸿爪”，春风雨露一般滋润后人。但李致却不同意，他说他跟这位110岁的“国宝”级老作家，差点成了师生关系。那是1948年，马老受聘为华西协和高级中学的英文教师，而刚加入地下党的李致，却因参加了学生运动被学校劝退，其实就是开除了，他们便因此失之交臂。但除了这层关系，当时马老是川康特委副书记，而李致是学生党员，他们也是上下级关系。我却说在岁月长河里，你们十五岁的年龄差距已经被拉短，如今都是国宝级的文学巨匠。李叔叔还是谦虚地不能同意，说他出的书哪有马老多！但他也承认，马老近年来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知我者，致公也！”他还对李致说，我叫你致公，就如同我叫周恩来为周公，叫夏衍为夏公一样，都是尊称。致公，致天下为公也！
更有意思的是李叔叔七十岁时，文联和作协的人请马识途吃饭，也请他陪伴。有人称李致为“李老”，马识途颇不同意，说在他心中，李致还是一个活蹦乱跳、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郎！马老确实很看重李致，再版他的全套文集时，他指定要李致的一篇文章作为序。原文名为“我知道的马识途”，却被他改名为“历经斧斤不老松”。文章开头写道：“马识途同志是老革命，又是老作家，他一生经历许多危难和坎坷，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是一个硬骨头的知识份子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与马老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是他的学生和朋友……”
我们就这样热烈地交谈，屋里的气氛很温馨，两个多小时很快去，我怕李叔叔太激动，就起身告辞。李叔叔也送给我四部厚厚的书，是他的散文和往事随笔之作品集，让我看了很惊讶，没想到李叔叔竟也如此能写！封面上的介绍更是缭人心怀：“李致的书写，叙事中见真情，平常中蕴伟力，细微处传递正能量，不求技巧花哨，难见华丽词藻，却具有直抵读者内心深处的强大穿透力。他的作品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在四川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回到家中，理应手捧宝书，认真拜读，好好学习。
我此前也怀着敬仰的心情，告诉过李叔叔，我想写写我和他与丁处长的忘年交。李致当即首肯，却又专门嘱咐我说：不可把我们叫做“泰斗”。
我说：那就叫做文坛“前辈”吧。
据说在有些国家，一提到这个词，总是要恭敬地给前辈们鞠躬。
咱中国不兴这些，但我已经在心里给他们鞠躬了！
我写下这些文字，也是为了一种传承和延续：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新一代是老一代的传承，历史就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谱写。如今我也到了古来稀的年龄，希望这些文字有一天，还能被下一代文学新人看到——这也算是我留下的“鸿爪”吧！
2024年春节
作者简介：
莫然，五十年代出生，当过士兵、工人，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系，曾担任四川省科委管理工程师，后下海经商。
八十年代末开始，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和影视剧创作，担任过编剧和电视剧制片人。至今从事文学创作30余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成都市文联委员
出版和创作长篇小说20余部（种）：《东瀛梦》《商海沉浮》《潇洒走南方》《大饭店风云》《男人四十》《爱在日本》《艳影》《夏娃行动》《盛世红妆》《守着承诺》《经典爱情》《当代风流》《女人潇洒》《倾城之恋》《市委大院》《聚变》《策反1949》《流金时代》《大飞机风云》《月渡迷魂》《中国金融家》《大唐秋妃传》《好雨知时节》。非虚构文学3部：长篇纪实《蓦然回首》上下两集、自传体小说《青年时代》。作品曾获“北京出版社作品一等奖”、“十月文学奖”、“四川省首届诺迪康杯文学奖”、“成都市首届金芙蓉文学奖”。已播出的长篇电视连续剧9部：《走出雨季》《府南河的故事》《倾城之恋》《西部的天空》《经典爱情》《红粉诱惑》《伏案在逃》《康熙秘史》《红槐花》（与人合作）。大型话剧2部：《聚变》《谍战川西》。后者获大学生文艺会演四项大奖。已公映的院线电影一部《追光》（与人合作，署名编剧统筹，获澳门电影节编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