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是报纸的眼睛，也是报人的“看家本领”。当然，这里的评论，主要是指时事评论，而非一般的文评、艺评、书评。

　　孙犁是文艺评论家。他“出道”进入文坛时，就是先以文艺评论而在冀中区崭露头角，曾被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见《陋巷集》第7页）。不过，他随即进入晋察冀通讯社，成为一个媒体人。此后，虽一度在学校、文联、报刊之间游走，却始终没有远离过新闻媒体。在战争年代，他创办过杂志，主编过报纸副刊。进城以后，长期担任天津日报编委和顾问。可以说，他是与新闻事业相伴始终的。
（一）
　　要深入研究“报人孙犁”，就必须关注他所写的时事评论。照理说，以孙犁在文艺评论方面的特长，转而撰写时事评论，应是手到擒来之事。然而，在搜集孙犁时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两大难关：一是孙犁的文学创作，享誉文坛，其作家之名远远盖过了报人之名，因而研究“作家孙犁”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而研究“报人孙犁”的文献资料则寥寥可数，更遑论对其时评的专题研究了；二是几乎所有报刊在发表时事评论时，依照惯例，都不署实名。这使很多时评作者因岁月推移而淹沦无考。孙犁同样如此，他在办刊办报的过程中，肯定写过不少时评，只因当时没有署名，后来也未能编入文集，半个多世纪后，后代学人已很难稽考。这很可惜，也很无奈。
　　因此，我们只能在杂糅着各种文体的选本和文集中，去寻觅那些带有时评特性的文字，据以管窥孙犁的时评风貌了。挂一漏万自是难免，但即便是这些存量甚少的作品，亦可看出孙犁先生作为一代报人，在关注文坛艺事之外，纵论时政、指点江山的文笔和风采。
　　目前，可以断定是出自孙犁手笔的最早时评，应该是写于1946年6—7月的两篇文章：《反对美国军事援蒋》和《怎样认识美国？》。依时推断，这两篇文章应该都是刊发在由孙犁主编的《平原杂志》上。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掠夺抗战胜利果实，我军民奋起反抗。恰在这时，美国又向蒋军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这激起解放区军民的震惊和愤怒。当此之际，孙犁适时写出这两篇时评，旗帜鲜明评骘时局。
　　在第一篇文章中，他一边释疑解惑，一边严正发声。这篇精悍锐利的时评，先是以冀中区农民的视角，向读者解释：为何昨天还是抗日盟友的美国，转脸之间，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接着，以慷慨激昂的笔调，表达了解放区人民的愤怒，进而宣示了我党我军在解放区人民的支持下，必胜的决心和美蒋反动派必败的下场。
　　孙犁的时评，语言是犀利的，多采用短促的、跳跃的句式。这固然是表达激愤情绪的需要，一改他写作《荷花淀》《芦花荡》时的行云流水风格。这是一套报人特有的时评笔法，在孙犁手里，可谓是运用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二）
　　另一篇短评，题为《怎样认识美国？》，是对前一篇时评的延伸和深化。
　　这篇时评所讲的道理，显然比前一篇更有递进和拓展，尤其是对解放区人民舍生忘死救助美国朋友的一大段论述，不仅讲理，而且动情，反衬出美国援蒋的无情无义和背信弃义。如此立论，不仅有利于为百姓排疑解惑，认清时事，而且对揭露美国援蒋的虚伪嘴脸和反动实质，更具有道义的力量。这种写法，无形中带出些许作家的思维特色，带出浓浓的爱憎分明的感情色彩。
　　“笔底常带感情”本是梁启超对时评写作的至高要求。对此观念，孙犁不仅完全认同，而且身体力行。他曾讲过：“章梁文体，实为后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界至巨。”（《买章太炎遗书记》，见《孙犁文集·续编3》，第98页）从这篇时评的立意和行文中，即可看出他笔端的感情。
（三）
从前面两篇谈论美国军援的时评中，可清晰地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战前夜的形势。几个月后，战火燃到了冀中平原——国民党军队对冀中解放区发起大举进攻。我军奋勇抵抗，并获得胜利。作为冀中区的刊物，《平原杂志》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地方政府组织大批民兵，支援前线，与正规军并肩作战，共同战胜敌人的侧面。
　　为此，孙犁饱蘸浓墨，写下题为《向英雄的民兵们致敬》的时评（1946年10月，载《平原杂志》1946年第五期）。
　　这篇时评，很像是后来报刊常见的那种评论员文章：为一个重大事件命题而作，并围绕这个命题展开论述。孙犁的论述层层递进，先评点事件的过程，亮明文章的主旨；接着分析取得胜利的原因，即军民并肩作战，亲如兄弟，互相配合，战胜敌人。第三层则阐述了“胜勿骄、败勿馁”的道理，并对迎接更大更艰巨的战争考验提出警示。通篇气势贯通，语言平实而犀利，偶尔也会带出几个抒情诗般的句子，如“他们的力量是暴风，谁能抵挡？是黄河的滚滚巨浪，谁能逃过？”使评论文字起伏跌宕，文采飞扬。
（四）
　　1949年1月，孙犁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创办《天津日报》。一个新生的城市，一张新生的报纸。办报的宗旨非常明确，那就是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新中国的崭新篇章。
　　孙犁在天津日报的主业是创办和编辑副刊，而当时的副刊同样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发出时代正声。在这种大背景下，孙犁的时评也陆续出现在报端。其中，尤以写于1949年1月17日、发表于1月22日的《谈“就地停战”》最为典型。
　　这是一篇新闻性极强的时评。《天津日报》1月15日创刊，孙犁在两天后就写出此文，随即刊发出来。在当时可谓“反应神速”，如及时雨一般，很好地发挥了驳斥歪理、以正视听的作用。
　　彼时，天津刚解放，反动报纸的舆论宣传阴魂不散。孙犁翻阅一两天前的《大公报》，发现上面登载着国民党“监委疾呼就地停战”“北方议长通电呼吁请双方无条件停战”，并称“和平未实现前，平津先休战”之类消息。这些无理的滥调虽已被解放军的炮火粉碎，但在市民中依然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及时澄清和驳斥。孙犁据此立论，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尖锐地批驳了这些所谓“民意代表”的荒谬无理。
　　时评的语言特色，在于逻辑严谨，论辩有力，语句铿锵，掷地有声。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孙犁的这篇评论，可谓深得评论文体的三昧真谛。
　　这一时期，孙犁还写了一篇介于时事评论与新闻述评之间的文章，刊发于1949年2月15日的《人民的狂欢》。
　　此时的孙犁，与狂欢的人们一道，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氛围中。他的激情在炽热地燃烧，他的思绪飞向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而他的目光也透过面前招展的红旗，投向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此时，他的文笔变得顿挫而洗练，他的文风也变得豪迈而粗犷。
（五）
　　今天，重读孙犁的这些时评文章，至少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如下三点：
　　一是孙犁先生的文章风格，并非总是行云流水、阴柔秀美。在他的笔下，也有金戈铁马、激扬文字。这是孙犁的另一面，我们对此尚认识不足，研究更是不够。
　　二是孙犁早期的文字，相当一部分都与时局紧密相连，是典型的新闻体裁。他的时事评论，无疑是报人文笔的集中体现。然而，这些作品，长期处于被忽视乃至被漠视的境地——单以我的粗浅寡陋的见闻，甚至从未见过对他这类时评文字的哪怕是片段的评述，更遑论系统的研究了。这是亟待改善，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的。
　　三是孙犁以报人身份所写下的文字，充满了时代感和阳刚之气，与其在小说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清新细腻、温婉多情的文字风格，构成了他的文章阵列的两翼。我们以往偏重于研究其文学之翼，而忽略其报人之翼，这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只有“两翼齐飞”，才能构成一个真实立体的孙犁艺术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