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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行走在城乡之间
来源:《十月》杂志 编辑:邓青琳 时间:2017-06-28

我先认识格尼,然后读她的小说。第一次读,便诧异于她的文字和人,风格迥然。记得那篇作品叫《上山》,发在《山花》杂志,行文大刀阔斧,很有些莽汉的味道;而格尼却是个文静女子,披一头长发,人也如长发般安静,即使朋友聚会,也不怎么说话,喜欢亮了眼倾听。后来知道她是内蒙古人,在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乡村,家门前有条河,叫格尼河,由此成了她的笔名“格尼”。格尼写小说的时间不长,发在《山花》的那篇,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处女作,大抵是;此后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她以勤奋和执着,创作并发表了众多中短篇,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马兰店》,中篇小说集《和羊在一起》。

格尼走过的路,表面上没什么特别,成年后,离开草原,出门务工。这期间,姻缘相系,远嫁四川,最终落脚于川南的南充市。南充乃四川重镇,物阜民丰,但对格尼而言,这些暂时还说不上意义,她的意义在于:从此,她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不仅从方位上,而且从身份上;她必须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界,安身立命。因务工时在餐馆干过,到南充后,便依己所长,开起小餐饮店。起步总是艰难,恰恰是这份艰难,激发并锤炼着她的韧性。经过数年努力,日子小有润泽,生活稍显安定。这时候,另一个格尼苏醒过来。这是一个渴望表达的格尼。她的话嘴上不说,但心里想说。这是埋在她骨子里的情结:文学情结。这才是最真实的格尼,是她最深的自我。一个人的抉择,就是一个人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她走出餐馆,走出生意,回到家中,开始创作。这当然是一次冒险,一次精神与生存间的博弈。仅靠纯文学稿费维持生计,谈何容易,何况那时候的她还寂寂无名。偶尔谈及此事,她的回答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我没法离开小说;第二句是,我只想写出自己认为的好小说。我不以为这是自信,而是一种自我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于自我要求的不同。事实证明,她的呼唤和坚毅,得到了回报。务工期间,她除了在餐馆干过,还做过公司文员、报社情感类栏目记者,接过众多情感倾诉电话,回答过无数离奇古怪的情感问题,这些都成为她的营养。然而,她最深厚的营养,来自生养她的草原。

从格尼河到格尼,这是一条回家的路。一个写作者,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其实都是在寻找一条返回本源的道路。格尼目前的作品,主要有两种视角,首先就是对乡村的偎依、守望和审视。这部分作品,集中在她的短篇集《马兰店》里,小说多以节气命名,诸如冬至、大寒、霜降、大雪等,描写乡村在城镇化背景下的固守、变异和不适。大千世界的晴朝雨夕、沧海桑田,个人无能为力,但世间的每一种变化,都会在人心留下投影,格尼就执念于那种投影。《啃春》即是如此。啃春是她家乡的风俗,在立春这天啃萝卜,意为唤醒春天。小说中,村民都顺应潮流,但凡有点力气的,都外出打工挣钱,唯独田万方一家按兵不动,他们深信,身为农人,就得守住土地,土地之外,别的都靠不住,都是宿命。这家人的固守,在变异的村庄中显得突兀,甚至锋利,以至于人人都看不顺眼,也觉得扎眼,所以彼此都想改变和影响对方。这机会在立春时到来,那些外出务工的,荒废了土地,而这年又因城市所需,萝卜价格攀升到令人眼红的地步。村民都羡慕田万方赚了,可田万方看到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忧虑立春这天村民没有萝卜可以啃春,因此他根本没卖萝卜,而是早早准备着,把萝卜送到每家每户;他也掌握着啃春的准确时间,在这个村子里,已没人再记得啃春的准确时辰了,田万方那声“时辰到,啃春喽!”的呼喊,便成为一块界碑,界碑以里,是传统,界碑以外,是当下。活在当下的村里人,眼中所见的萝卜,不是萝卜,是钱,大沓大沓的钱,他们啃了田万方家的春,并不如田万方想象的那样,简单地回归老路,而是心怀好意,希望田家人能明白事理,跟上时代,把萝卜卖掉,否则真是糟蹋了钱。许多人上门劝说。田万方经不住劝说,决定退一步。事实上,这是田万方内心的矛盾和妥协。卖萝卜的那天早晨,田万方和儿子起着小四轮拖拉机,怀着某种不安驶向城市。然而,途中坏了车轮,是天意还是人为,已无法知晓。城市依旧在远方。城市所代表的冲突物,依旧在远方。田万方在冲突中回避,在妥协中自省,但这种自省是否有价值,留给读者去打量。总之他们就这样,以一种脆弱的方式,守住古老的信念。这个结局,可以说是格尼内心的某种愿景,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力。无力,是文学与现实碰撞的真相。

格尼而今住在城市,且生活有年,因此她不放弃对城市的观察。只是,在她以城市为背景和视角的小说中,依然贯穿着那三个关键词:固守、变异、不适。中篇小说《末日黄花》集中展示了这种纠结。颜小菊和江师傅从乡下进城来,想挣了钱回老家结婚,他们在餐馆里埋头苦干,江师傅掌厨,颜小菊做服务员。如果仅仅这样,事情倒也顺利,偏偏颜小菊不仅人来了,还带来了乡村的贞操观,认为处子之身圣洁、高贵。她周边的城市人最初不信,都什么时代了,还如此老套。她却一次次要证明自己,上演了一幕幕既荒诞又辛酸的闹剧。这种表达,其实已很难说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这是一种跨界。人心深处,必有幽微的通道。格尼想找到那条通道。颜小菊的固守,引起了另一种不适,不适本身,就证明了通道的存在。颜小菊让通道那边的人,看见了自己内心隐藏的小蛇,跟乡村里的田万方一样,用力回避,回避不成,就希望尽快让颜小菊成婚,摆脱处子之身。为此,无论是餐馆老板还是工友,都毫不惜力地投入到婚礼的筹备之中,到婚礼结束,送入洞房,仿佛整个城市都在等待,等待一个神圣的时刻:将不适之感尽情抛弃的时刻。这荒诞又疯狂的等待,像守候最后一只濒危物种的灭绝。这种锐利,是格尼作为作家的锐利,是她文静外表下的内心,难怪在她想说话的时候,会说很多,想喝酒的时候,也会喝很多。

近年来,表现城乡进程的小说到处都能看到,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格尼有其独特的一面。她捕捉微妙世相的敏锐,乡村与城市并存的经验,以及来自大草原的宽度、隐忍和倔强,让她在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从容游走。对于小说,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到达这样一种境地:超越显著的时代标志,超越符号化的城乡、民族和国界,成为人人皆能体味的人性书写。(罗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