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土文学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与丰厚的美学积淀。在20世纪文学史上,乡村叙事随着时代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嬗变。进入21世纪,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现实的乡村,目之所及多是荒芜的土地、破败的村落、留守的老弱妇孺等。同时,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正在被现代城市文化渗透和改造,古朴的乡间风习日渐消逝。在此背景之下,作家们普遍对现实乡村失语,真实摹写乡村风貌的创作日渐寥落。

进入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刷新了乡村气象,也构成了乡村叙事全新的时代语境。乡土叙事因此拥有了新的书写对象和创作主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题材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坛上一股新的叙事潮流。

贺享雍“时代三部曲”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家对乡村生活极度熟稔,加之深入乡村生活肌理的创作姿态以及与乡土社会血脉相融的叙事情感,其小说“是与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贴近、最没有距离的”①。由此,贺享雍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化风格,体现在“时代三部曲”中,即用现实主义笔法对乡村变革进行本真化书写,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力求逼真呈现新时代语境中乡村社会朴实、自然的原生风貌,并站在开放包容的叙事立场上重塑土地伦理和乡村情理的价值。因此,“时代三部曲”的乡村变革叙事不仅充满了真实、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内涵,而且具有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文的温度,从而真实、立体地构建起新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学形象。

一、新时代乡村重大变革的真实书写

就中国乡土文学的叙事经验来看,要真实再现乡村社会的宏伟变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毫无疑问最为恰当。“时代三部曲”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不过,这是一种极富包容性的现实主义,既包括视野宏阔、长于反映重大时代主题的宏大现实主义,也融合了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意识。借助这种现实主义的整体性视野,“时代三部曲”作为摹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重大现实题材小说,既成功避开了“图解政治”的叙事窠臼,也超越了浪漫化的写作模式,还为当下的乡土叙事注入了鲜活生动的现实气息与时代精神。

此外,贺享雍是新时代中国乡村脱贫、振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时代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和在场体验写成的,这种在场感更进一步强化了“时代三部曲”的写实品格,将现实主义“写真实”的叙事伦理提升到新的高度,也赋予了乡土小说生动别致的风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经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②

(一)乡村振兴实践的秉笔直书

《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分别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乡村建设者“青春之歌”的礼赞、对“山乡巨变”的重新书写和对农民“创业史”的全新演绎。“时代三部曲”致力于全面展现中国乡村在产业、生态、组织等各个层面的振兴实践,细致描写了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风貌:精准认定贫困户并进行精准帮扶;发动农村妇女整治乡村环境卫生,种花种草重建诗意田园,修复乡村生态;修桥筑路、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民生,让乡间百姓过上与现代化接轨的幸福美好生活;用真情重铸乡间世态,举办全村团年宴和“村晚”,呼吁农民返乡创业,集聚乡村人气;吸收年轻有为的乡村建设骨干加入乡村基层组织;因地制宜探索乡村土地流转模式,帮助返乡农民发展特色种植、特色产业,实现农民世世代代的幸福美好生活梦想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就表达乡村变革的宏大时代主题、贴近中国乡村现实、展现真切生动的乡村变革图景而言,“时代三部曲”与《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可谓一脉相承。不过,由于时代语境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都保持宣传国家政策的主观创作意图,因而多少存在“工具论”色彩,叙事也普遍带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时代三部曲”则有所不同。它在叙事中既没有简单地图解国家政策,也没有对川东大地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理想化、浪漫化书写。事实上,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如果作家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浪漫化、简单化书写,那么就必然会极大地削弱作品的真实品格。

可贵的是,“时代三部曲”面对川东乡村现实秉笔直书,全面且真实地揭示了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贺家湾脏乱差的生态环境、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认定、贺大卯等村民令人震撼的贫苦生活景象、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乡村土地的流转方式、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顽固钉子户、非贫困户对贫困户享受政策红利的愤懑不满、偏远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返乡农民创业和致富的出路等问题,都构成了“时代三部曲”中乡村振兴的巨大困难与严峻挑战。其中一些问题几乎是现实中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这就让“时代三部曲”对新时代乡村变革的叙述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高度注重让叙事严丝合缝地对接国家政策话语而相对缺少问题意识,对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独立且深入的理性思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时代三部曲”的叙事完全符合国家政治话语。但是,作家又不是机械照搬和简单诠释国家政策,而是在肯定和颂扬乡村变革成就的前提下,立足乡村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对乡村振兴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合理质疑、深入思考与深刻揭示,并试图提出解决路径。在《燕燕于飞》里,驻村第一书记乔燕废寝忘食好几天才将所驻村贫困户的信息录入省里的数据系统,平时还要根据不同主管部门的扶贫任务和要求填写各种烦琐的表格,填表工作之繁重和劳累超乎想象,以至于驻村的女性第一书记们戏称自己成了“表姐”。小说从乔燕的视角对这种形式主义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与其填写这些五花八门的表格,不如多抽出些时间到田间地头帮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在当下乡村,土地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流转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振兴乡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当下的乡村振兴,还关系到乡村未来的发展。贺享雍在小说中从乡村实际和农民利益出发,对土地流转模式、流转土地的经营模式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都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思考,并批判了土地流转中一些罔顾乡村现实、牺牲农民利益的官僚作风。《土地之子》中,县委和乡镇领导为了政绩,出于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作风,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考虑贺家湾的实际情况、农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根本利益,坚持大资本下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要求将贺家湾的土地大规模流转给外来资本。乔燕则强烈反对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她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返乡农民通过小规模土地流转经营家庭农场才是符合贺家湾实际的土地流转方式。小说还借助一个产粮县的土地流转个例严厉批判了外来资本参与土地流转的形式主义问题—外来资本将流转的土地转包给农民,同时套取政府给予的高额补贴。

“时代三部曲”正是在对上述现实问题的揭示中显示出了现实主义可贵的问题意识与批判勇气,接续起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让所叙述的新时代变革实践更为真实、更具有思想深度。当然,无论是揭示问题还是批判不良之风,都是为了让国家战略在乡村实践中取得实效、真正改善民生和推动农村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时代三部曲”的问题意识与国家政治话语是一致的。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立体书写

下沉贫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公务员们,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者、推进者。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全新的人物形象,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贺享雍“时代三部曲”超越了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高大全模式和概念化窠臼,着力书写平实化、生活化、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富有烟火气息和浓厚人情味、真实可信的新时代英雄,开辟了一条新的时代新人塑造路径。

在“时代三部曲”中,第一书记具有多重身份:在国家政治话语层面,她们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乡村的具体实施者、阐释者;于农民而言,她们是乡村社会的外来者,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干部;在家庭层面,她们是妻子、母亲、女儿或孙女。“时代三部曲”就从这些不同维度切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第一书记们的形象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呈现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品质,而是具有了更为丰富饱满的内涵。

“时代三部曲”没有因为第一书记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性维度,就把他们塑造成无比崇高甚至带有神性光辉的时代英雄。在小说中,第一书记始终是平实的英雄。她们踏踏实实从一件件实事做起,将乡村振兴由蓝图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实践和真实美好的生活图景。乔燕发动村民整治村居环境,动员村民在房前屋后栽花种草建设美丽乡村,多方联系为贺波争取创业扶持资金,全力帮助村民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协调解决搬迁安置的建材问题。乔燕时时刻刻把村民的事情放在心上,切切实实为村民解决各种难题。她积极联系学校帮助贺峰复学,对贺勤扶贫又扶志,帮助贺大卯更正户籍系统中的姓名。不只乔燕,“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书记们都为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甚至生命。周小莉在去村上时被大水卷进了乌龙河。张岚文历尽千辛万苦为村民找到井水,自己却因劳累过度而牺牲在工作一线。在叙事中,第一书记们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既源自目睹乡村现实后油然而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也源于对贫困农户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

在“时代三部曲”中,作家注重将第一书记们放置在具体、现实、典型的乡村生活环境中去表现他们出色的工作能力。列入贫困户所带来的现实利益让一些农民弄虚作假,争当贫困户,而个别真正的贫困户却因为不符合具体的政策规定而无法得到扶助。乔燕在开展扶贫工作时既能够深入实际,甄别真假贫困户,也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变通地运用政策,为真正的贫困户提供扶助。贺端阳起初忙于自己的承包生意,不能真正配合乔燕开展工作。经过坦诚沟通后,乔燕理解和体谅贺端阳在外承包工程的行为,但对贺端阳在工作中的掣肘也给予有理有节的提醒。这种将典型人物放置在典型环境中进行塑造的方式,一改以往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书写的概念化、模式化流弊,让人物容纳了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

不仅如此,“时代三部曲”还描写了第一书记们工作中的委屈、烦恼和他们在委屈、烦恼中的坚守与成长。乔燕面对农民的不理解和阻挠,对土地流转看法与上级领导不一致等各种工作困难,曾惶惑、委屈、痛苦和迷惘,但更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接近人性本真的书写方式非但没有遮蔽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光辉,削弱其思想深度,反而让其更接地气,也更为真实可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乡村变革题材的小说经常将类似第一书记的乡村社会外来者塑造为乡村的启蒙者。启蒙者往往站在居高临下的立场来审视、批判和改造农民和乡村社会。“时代三部曲”则疏离了这种叙事模式。一方面,从民间视野描写第一书记对乡村人情伦理的尊重。在小说中,第一书记们在和乡间百姓的日常交往中没有显示出丝毫文化与身份的优越感。她们入乡随俗,理解、尊重并遵循乡村伦理与习俗,尊重农民的感情和处世方式,能够与广大农民平等对话。在日常工作中,乔燕亲切地称呼农民为爷爷、大叔、婶子,凭着一颗为农民办实事的心赢得了广大村民的认可。张岚文春节时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翻山越岭步行去农家赴宴,从而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获得了农民的认同。对于“等、靠、要”的贫困户,乔燕们不是站在启蒙的高度单纯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严厉说服教育,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从他们的诉求出发,以共情的方式扶贫扶志。这种平易近人的工作方式、与农民平等对话的文化姿态、真心实意为百姓办实事的工作态度,让第一书记的形象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儿,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审美魅力。另一方面,“时代三部曲”从政治和启蒙双重视角将具有思想高度和文化优势的第一书记塑造为乡村文明的引导者。例如,乔燕通过引导农民使用文明用语和鼓励乡村女性化妆来提升村民文明素质。这样的先进人物形象既符合建设文明乡风的国家政治话语要求,又与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

“时代三部曲”还将第一书记作为普通人放置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多重家庭伦理关系中进行塑造,表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他们的夫妻情、母女情、祖孙情,描写他们在工作与情感之间的两难,从而赋予他们鲜活的人性血肉,让他们的形象容纳丰富的生活、情感与伦理内涵。

总之,“时代三部曲”对第一书记们的平实化、人性化和生活化书写,有效矫正了当代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常见的模式化积弊和扁平化缺陷。

二、乡土本色的原生呈现

(一)乡村日常生活的精细描摹

新时代的中国乡土社会不但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而且有普通百姓家长里短、人情往来、生儿育女、田间劳作的琐碎日常。以精细的写实笔法描绘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现实主义叙事的必然要求。不过,在一些乡村重大变革题材的小说中,乡间的日常生活虽然无所不包,却因为整体上的琐屑、平淡和凡俗而时常被各种宏大话语遮蔽,常常是作为乡村变革叙事的点缀而存在,较难得到完整、充分的书写,其质朴、丰富的原生风貌无法得到展现。“时代三部曲”则成功将国家政治话语与乡村日常生活话语深度融合,致力于重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原生风貌。

乡村振兴战略原本就与乡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然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贯彻落实,其成效必定体现在乡村日常生活日新月异的改变。因此,乡村全面振兴的故事就是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故事。“时代三部曲”的三部作品—《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都将国家政治话语与乡村日常生活话语融为一体,讲述日常化、生活化的乡村振兴故事。在叙事中,乡村振兴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政策,而是生动具体、幸福美好的日常生活景象与细节:整洁的村容村貌、房前屋后美丽的花草树木、宽敞明亮的扶贫搬迁住房、返乡农民的田间劳作、发展特色种植后的丰厚回报,等等。《村暖花开》中,扶贫叙事始终围绕着贫困户的日常生活展开。如,在乔燕和乡亲们的热心帮扶之下,王秀芳、贺兴义这对贫困病残夫妇不仅解决了衣食住等生存问题,还顺利生下了女儿,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这个日常生活故事同时也是国家政治话语层面的扶贫故事和乡土民间温暖人心的情义故事。“时代三部曲”这种寓时代主题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改变了日常生活在重大变革题材乡土叙事中的边缘化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乡村变革叙述方式,让乡村变革叙事具有了接地气、暖人心的美学特质。

“时代三部曲”极其注重对乡间日常生活的全面、生动再现,既显示出现实主义宽宏的整体性视野,又流露出日常现实主义深厚的细节写实功底。无论是《燕燕于飞》《村暖花开》还是《土地之子》,都深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肌理,以精细的写实笔致描摹朴实、自然、琐细的乡间日常生活细节,还原乡村日常生活场景,塑造新时代日常生活中的乡土中国形象。人情伦理、家长里短、田间劳作、邻里纠纷、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在作家笔下都呈现出自然鲜活、平实质朴、恒久悠长的本原面貌,流露着恒常、安稳的乡村生活本体意味。

除了生动展现真实朴素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时代三部曲”还接续并发扬了地方志传统,着力于书写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乡村风习,从而强化叙事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时代三部曲”描绘的川东乡村风习包括“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等,“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③。乡村风习,包括产妇不满月不能随便串门等落后习俗,“贺享雍既没有对此进行局外人一般的猎奇式渲染,也没有进行居高临下的针砭批判”④,而是根据叙事需要极为自然和妥当地融入故事讲述中,凸显乡村生活的原生质感。如《村暖花开》里写到的贺家湾“月母子情”习俗,乡邻们提着红糖、鸡蛋等礼物去探望产妇和新生儿,表现了乡土民间的淳朴人情,营造了浓郁的乡村社会生活和乡土文化氛围。整合在文本叙事中的久远的地方风习,既赋予“时代三部曲”古朴深长的传统乡土文化韵味和厚实的地域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小说独特的审美个性。在乡村人口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常态、地域文化碰撞交流频繁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传统地方风习在各种现代观念、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正在逐渐改变和消逝。当此情境,“时代三部曲”对地域文化风情的审美再现不仅具有保存传统乡土文化记忆的意味,而且“不失为抵御同质化的现代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⑤。

乡村自然风景也是建构乡村形象的重要元素。在贺享雍看来:“其实村庄除人以外,房屋、花草、树木、河流、田野、农具、牲畜等物以及各种自然景象也是其一分子,它们和人一道共同构成的关系和发出的声音,组成了村庄斑驳的色彩和嘈杂的喧哗,从而让一个村庄活了起来,丰盈了起来。”⑥因此,在“时代三部曲”中,乡村的广袤田野、花草树木、四季风光等都是必不可缺的叙事构成要素和独特的美学存在,是乡村变革叙事美学魅力的重要源泉。贺享雍在文本中经常用丰富生动、无比感性的细节,描绘如诗如画、动静交织的乡村自然风光。《土地之子》中有几处对于贺家湾春日景象的描写,凝结着作家长年累月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生动诠释了何为田园诗意:“连续两天的寒风,竟然将村里山坡上、地坎边的油桐树给吹开了喇叭似的紫色花朵,密密匝匝地挂满了枝头,满村子飘散着一股浓郁的让人迷醉的芳香。”“昨晚上下了一场春雨,细如发丝,却又一丝一丝清晰可辨,淅淅沥沥,不绝如缕。……再看看路边的油桐树,树枝上最后几朵紫色喇叭花被昨晚那如丝一样的细雨给打落在地上了,从油桐树上长出的嫩叶带点儿浅红的颜色,十分鲜艳,又像是另一种花朵。地上细密的野草在渐渐滋长,远远看去,大地不是变绿而是变青了。”⑦《村暖花开》这样描写乡村的秋日风景:“天上明净无云,像是洗过一般。太阳虽仍将大地照得明晃晃的,阳光沐浴在人身上,却丝绸般柔和温暖。树上的叶子也还透着浓绿的色调,像是还沉浸在夏日的梦中。鸟儿们忙碌而快活地歌唱着,声音婉转而悠扬。沟渠畔和村民房前屋后以及树林中的野菊花,开始性急地长出淡黄色的花托,准备竞相绽放。”⑧在这种细致的描述中,乡村的天空、阳光、草木、鸟兽,都展示出鲜活灵动的生命质感,并作为一种迥异于城镇景观的、朴素自然的存在呈现出独特的美的情致与内涵。这就让“时代三部曲”塑造的乡村形象更为具体生动,也增强了小说的乡土韵味。

在整体上,“时代三部曲”精细描摹的乡村景象赋予乡村变革叙事厚实的现实生活底蕴、鲜明的乡土品格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再次证明了日常写实主义的恒久魅力。这或许也是贺享雍在当下中国乡土叙事中的独特之处。他将乡村的时代巨变与恒久日常完美融合在叙事中,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稳固了乡土叙事的乡土性特质。

(二)方言土语的精当运用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要描写乡村社会的生活,讲述乡土民间的故事,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无疑最为贴切传神。“地方方言作为一种地域化的交流工具,不仅凝结着地域的文化风情,同时也可以显露出为当地人所特有的性格气质,在文学作品中适量融入有助于展现为当地所独具的情感内涵、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心理。”⑨相较之下,文雅精致的知识分子话语和标准化的书面语言都无法准确、生动、逼真地描摹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

贺享雍有着高度的语言自觉。他娴熟自如又极其恰当地将川东地区乡村社会的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融入“时代三部曲”的人物对话和叙事语言,写人、状物、叙事都极为自然、妥帖和生动,达到了语言与其表述对象的和谐统一,活画出乡村生活和人物的本原风貌。

首先,生活化、口语化的小说语言赋予“时代三部曲”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燕燕于飞》中写鸭子:“须臾间,从小路下面冒出一群摇摇摆摆的扁嘴毛货来”,可谓惟妙惟肖。贺端阳夸奖乔燕讲话水平高:“没想到你才是乌龟有肉在肚子里,短短几句话,便把事情弄清楚了。”比喻极为贴切。《春暖花开》中,乔燕去看贺世富老汉,见面时说自己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两挂生姜”,意思是“空着两只手”,这个比喻是贺家湾人常用的,形象、传神地凸显了川东农民幽默风趣的地域文化性格。《燕燕于飞》中,吴芙蓉形容自己孤儿寡母的生存状态是“墙上挂团鱼—四脚无靠”,贺端阳批评吴芙蓉无理取闹,说她是“秤砣掉进鸡窝里—故意捣蛋”“冬瓜藤爬到葫芦架上—胡搅蛮缠”。这些来自川东乡间的歇后语既朴实又形象,极为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情态,取得了书面语言难以企及的精妙传神效果。

其次,“时代三部曲”中,农民的语言都是地道的方言土语,高度贴合其文化身份。并且,小说在自如运用方言时做到了“人物性格与其个性化语言的统一,以至浑一。什么人说什么话”⑩。作家经常通过方言土语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个性。贺端阳得知乔燕在爷爷刚刚去世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驻村工作,马上大声叫嚷起来,并承诺一定办妥村民土地流转的事情:“我要办不好,见一个贺家湾人就磕一个头。”这既符合他作为村支书的职责,也显现出他通情达理、重情重义、一诺千金的性格。而吴芙蓉知道自己家没有被评为贫困户时,呼天抢地地大叫:“天啦,这是一笼鸡啄我一个人,欺负我孤儿寡母,叫我怎么活呀。”这样的语言非常贴合吴芙蓉的农村妇女身份,也极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她的泼辣性格和悲愤心情。

最后,使用日常口语宣讲国家政策。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宣讲国家政策精神,若使用规范的政治词汇,可能会与他们产生隔膜,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如果结合生活常理,用日常口语进行表述,就能达到通俗易懂的实效,如:“真是贫困户,大家都帮助。想当贫困户,肯定没出路。争当贫困户,永远难致富。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怕当贫困户,小康迈大步。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

贺享雍虽然重视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的运用,但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原样照搬,而是根据叙事和表达的需要去粗存精,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提升,剔除了其中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的成分和粗鄙成分,保留了其中原汁原味的精粹,使之通俗而不鄙俗。同时,他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既精当又非常有节制,绝不在文本中随意堆砌。这些都为当代乡土小说的话语表达提供了范本。

三、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

从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来看,中国乡土文学常常在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城与乡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框架中展开叙事,启蒙、政治、乡土民间三种叙事立场必择其一。

贺享雍不是乡村社会的外来者,而是乡村社会的一员。他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的认知、理解与情感是从其乡村生活经历中生发和提取出来的,这就使他能够超越以往乡土小说单一的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以更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立场来书写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因此,“时代三部曲”的叙事中交织着国家政治、乡土民间与文化启蒙等多重维度的辩证思考。这种复杂多元的价值立场让“时代三部曲”的乡村变革叙事具有了多重意义指向和独特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也更具有现实主义力度与深度。

(一)农民与土地伦理关系的重建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源,或者说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承载着农民的生活希望与人生梦想。土地决定着农民的生存方式,塑造着农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精神气质甚至思维方式。因此,中国农民对于土地充满了无比深厚的感情。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土地深沉的热爱与依恋就形成了20世纪中国乡土叙事中非常重要的土地伦理叙事模式。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城市化和商业化浪潮改变了农民的生存方式及其原本稳定的身份认同。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奔赴城市寻找新的生存可能性,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对土地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于农民主动疏离土地甚至逃离土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乡土文学中仅仅有零星书写,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乡土文学中却写得比较普遍。在21世纪不少乡土小说中,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土地对于很多农民来说不再是生存的根本依靠,他们对土地再也没有《创业史》中梁三老汉那种纯粹深切的热爱与近乎执拗的眷恋。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过是他们在城市奋斗无果后的无奈退路,是一个与市场价值、金钱收益紧密相连的资本符号。

贺享雍曾经当过农民与农村基层干部,对土地问题体会深刻,因而在作品中对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进行过认真深入的思考。在他的“乡村志”系列小说中,土地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土地是不曾缺席的叙事元素。到了“时代三部曲”,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贺享雍从三重维度表达对土地与人关系的思考,着力重建土地伦理。

首先,通过第一书记与上级领导乡村建设理念的分歧,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和乡村发展出发深入思考土地与人的伦理关系。在“时代三部曲”中,镇、县领导作为地方层面土地流转方式的设计者,力主以大资本下乡的方式实现土地的规模化流转。这种乡村建设理念与资本逻辑密切关联,注重农业发展的速度和立竿见影的绩效,忽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本质性关系以及农民的根本利益。乔燕则站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科学分析大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模式的利弊,反对将土地资本化、市场化,主张农民回归土地,恢复土地对于农民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时代三部曲”在这两种土地观念的矛盾冲突之中无疑是倾向后者的。

其次,通过返乡农民的创业致富故事重建农民对土地的依存关系。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于无法在城市实现安居乐业梦想的农民们来说,返乡创业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客观上也符合乡村振兴的需要。《土地之子》通过讲述返乡农民立足土地创业致富的故事恢复了土地在新时代乡村的本体地位,重建了土地生存伦理。在小说中,贺忠远、贺兴林、贺小川、贺小琼、贺小琴、刘勇等贺家湾村民重返乡村,再次将生存的根基牢牢扎在了土地上,将致富的希望深深种植在土地里,土地再次成为农民赖以生存和致富的根本性物质基础。

《土地之子》虽然赞同一些农民回归土地,但是并不认同传统的农耕方式,而是在叙事中以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理念丰富了传统土地伦理的内涵。在小说中,贺小川、刘勇这些返乡农民虽然回归土地、恢复了土地的生产功能,却没有回归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贺小川使用起垄机、插秧机等现代化机械来耕种土地,再次激发了土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重现了乡村土地上生气勃勃、热闹红火、饱含希望的劳动场景。不仅如此,这些返乡农民还通过发展小规模特色种植,如无公害蔬菜、菌菇种植,实现了土地种植的产业化、特色化和专业化,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益和经济价值,他们在土地上的辛勤劳作最终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农民与土地再次建立起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土地再次成为农民生存的根本和牢靠的民生财产。

最后,通过老农民对土地的坚守阐释农民与土地的血肉相融关系。在“时代三部曲”中,留守贺家湾的农民特别是老农民,始终坚持朴素的农本思想,坚守着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春种秋收的传统乡村生存方式。他们热爱土地、珍惜土地的价值,所以贺家湾的绝大部分土地并没有抛荒。贺世富老汉这样的种田能手年轻时就喜欢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到了老年仍然注重改进耕种方法,提高土地产出。这些老农民和土地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土地是老农民们生于斯长于斯也终老于斯的家园,土地决定着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而土地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守才一直保持着生产的活力。

(二)乡村传统情理当代价值的体认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传统的人情事理是否具有当代价值,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20世纪文学史上,启蒙立场的乡土文学往往以现代文明作为参照,将传统情理视为封建落后的因素和乡村现代化的阻力进行深刻省思和严厉批判。贺享雍的看法则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有所不同,他说:“换个角度看乡村,也许过去被我们否定的或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或者会变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稀有资源。”⑪

在“时代三部曲”中,贺享雍就坚持从乡土民间的立场,也即从“乡村内在视点”深入挖掘和清楚揭示乡土社会传统人情事理在新时代存续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维护乡村社会生活秩序方面的积极意义,提供了对乡村人情事理传统的反启蒙观照视角。这样,贺享雍就把传统乡村的人情事理从启蒙文学的批判话语里解放出来,转化提升为一个乡村传统情理参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的新故事。或者说,贺享雍在“时代三部曲”中是从新的视角看待乡村的人情事理传统,深入发掘其服务基层治理的有益价值,是对原有启蒙话语的纠正和创新,开启了一种新的启蒙维度。

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也是人情社会。在中国乡村,人情起着调适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保证乡村正常运转的重要作用。对于乡间百姓,动之以情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书记们作为乡土社会的外来者、国家政策的执行者、象征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没有站在居高临下的启蒙角度和政治立场去批判和改造乡间人情礼法,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自觉尊重、遵循民间朴素的人情传统,释放和激活了人情传统的积极作用,让乡村人情转化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她们通过和当地百姓拉家常了解民生;尊重老百姓以请吃饭表达情意的方式,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去吃杀年猪菜、“喝汤”“喝开水”,拉近了和农民的距离。正是由于尊重乡村的人情传统,这些外来的第一书记才迅速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赢得了民心,真正融入了乡土社会。

在“时代三部曲”中,乡土社会的人情传统还转化为第一书记们化解村民矛盾、解决繁难问题的制胜法宝。周小莉热心帮助坚决不肯流转土地的老人解决现实难题,替他销售土鸡和土鸡蛋,老人深受感动,同意把土地流转出去。小说借这个故事表达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在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时,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远比尖锐的批评、强烈的指责和堂皇的说服教育有效。在《村暖花开》中,吴芙蓉与贺勤重续前缘的故事则充分说明了传统人情法则在新时代乡土社会的有效性与存续的合理性。吴芙蓉要改嫁贺勤,遭到了公婆的强烈阻挠,阻挠的原因是难以割舍与孙女的血缘亲情,也担心自己老无所养。这是人之常情。乔燕在深谙乡土人情的爷爷的启发之下,依照贺家湾的习俗和乡土社会的情理,让贺勤倒插门给吴芙蓉公婆当“陪儿”,承担赡养责任,合情合理、圆满周到地解决了问题。此外,村民们帮助贺兴义夫妇等众多关于人情的乡土故事,都深刻揭示了乡土社会传统人情事理的当代价值:它是构建新时代和谐乡土社会的重要资源,促成了“村暖花开”的乡村温情图景,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秩序维护机制,即依靠传统伦理道德约束的机制。相对于现代法治,这是乡村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贺享雍依然从乡土民间的视点展示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在当下乡村社会的效用。在《村暖花开》中,贺勤倒插门给贺世通、建琼奶奶做陪儿并承诺给他们养老送终,贺老三认为不需要写协议、办公证,只要吴芙蓉、贺勤当着湾里人的面给两位老人磕头叫爹妈即可。相对于法律,老百姓更认可人伦和乡村舆论的约束。乔燕敢于把贺家湾二十多户村民的户户通公路工程交给贺端阳,正是因为他和这些村民都是一个湾的人,路修不好会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贺享雍笔下,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道德能够有效维护乡村生活的日常秩序,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就超越了纯粹、激进的启蒙立场,让小说的价值话语更富有包容性。

将“时代三部曲”放在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其个性化叙事的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将重大政治主题与以往揭示现实问题的叙事范式、日常现实主义叙事深度融合,提升、深化了乡村现实主义文学“写真实”的叙事伦理,在描写新时代乡村变革和乡村生活的丰富度、深刻度、精准度等方面抵达了新的境界。其对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对方言口语的娴熟运用则彰显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时代三部曲”是真正回归乡村的乡土小说⑫。同时,国家政治、文化启蒙、乡土民间的多元化叙事立场,让作家对土地伦理和乡村情理价值的理解与表达更具包容性。这些对于当下中国的乡村叙事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示范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①舒晋瑜:《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③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2页。

④曾平:《坚守农民身份与本土传统的乡村微观史写作—评贺享雍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

⑤贺仲明、田丰:《转型中的乡村图景—贺享雍<乡村志>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⑥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3页。

⑦贺享雍:《土地之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108页。

⑧贺享雍:《村暖花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页。

⑨贺仲明、田丰:《转型中的乡村图景—贺享雍<乡村志>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⑩雷达:《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土地上生长的作家》,《文艺报》2018年2月28日。

⑪《“乡土作家”贺享雍:记录自己亲历的时代》,《读者报》2019年7月25日。

⑫贺仲明:《让乡土文学回归乡村—以贺享雍<乡村志>为中心》,《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