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1]百年乡村现代化叙事与百年乡村现代化建设具有明显的同构性。21世纪以来，乡村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乡村由被动的“他者”角色向“主体”角色过渡。贺享雍作为乡土中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继十卷本“乡村志”系列恢宏壮阔的志书式书写之后，再一次敏锐地捕捉到了新时代乡村现实。新作“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以“当下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对中国乡村的精准扶贫政策予以共时、本真的实录性书写。在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贺享雍深入乡村肌理，展示新时代乡村物质生活、精神风貌、农民心灵之变，与当下乡村现实形成审美共振。小说将日常生活叙事与现代创作技法相融合，艺术地表达当下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新现实，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当下现实主义”叙事策略。“时代三部曲”不仅赓续了百年乡村现代化叙事传统，而且对推动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叙事嬗变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现代化：百年乡土叙事的内在逻辑

百年中国文学史表明，文学已“被赋予了表现或组织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责任，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中国文学都参与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它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自身”[2]。晚清以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仁人志士的共识，乡村和农民逐渐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中被“发现”，并不断走向中心位置。对乡土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记录、摹写、设想，成为作家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成为百年乡土文学叙事的内在逻辑，乃至构成一种文学传统。

20世纪20年代，鲁迅以思想启蒙为核心，以乡村社会和乡民为载体，挖掘阻碍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乡村规范和文化心理，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连同他们褴褛的衣着、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3]。五四时期，《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以其独有的“现代”品格，开中国现代写实乡土文学之先河。鲁迅和早期乡土文学作家，对封建传统意识桎梏下的乡村进行了最广泛的文化批判，发出乡村现代化叙事思想启迪的先声。30年代的乡村现代化叙事主要反映更具社会意义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4]。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聚焦乡土中国复杂变动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激发的源自农民心理(本能)的革命诉求”[5]，展示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的悲情命运。

20世纪40年代的乡村叙事在不同的政治割据下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其中，解放区乡土作家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启了“农村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双重叙事路径，创作出《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表现农村、农民变革的重要作品。特别是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人的作品，直接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解放区农村政策具体落实过程，塑造了一批新的中国乡土文学地标和新农民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更进一步调动民众投身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成为乡村现代化叙事的重要议题。作家们普遍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切入点，真实、细致地展现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6]。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农业合作化小说《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此后，乡村现代化叙事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实践属性，特定的价值立场、思想内蕴，成为新中国初期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时期之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新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乡村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乡村现代化叙事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新经济制度得到农民拥护，同时受到了作家的广泛关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等作品不约而同地绘制了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形成了“改革文学”创作潮流。90年代，乡村现代化叙事主要呈现为“三农”问题的书写，代表作家有河北的“三驾马车”、贾平凹、赵德发等。在《年前年后》《大雪无乡》《九月还乡》《乡关何处》《浮躁》《缱绻与决绝》等作品中，作家们立足于乡村现实语境，重点叙述城乡之间的巨大裂隙、农民沉重的负担、农民生存的痛楚、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局。

21世纪以来，随着取消农业税等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三农”问题不断改善，乡土中国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21世纪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巨变，缩短了乡村经验的更新周期，加之乡土作家大多已远离乡土，在城市中凭借记忆或者间接的媒介“想象”乡村，导致乡村想象与乡村现实之间出现了隔膜。“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对乡村现实的书写，似乎有意漠视乡村情形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一方面选择性地忽视成长的乡村，遮蔽乡村之生机与活力的维度;另一方面则渲染、放大乡村的衰败与凋敝。大多数作家笔下的乡村成了一片萧然的‘悲惨世界’。”[7]在贾平凹的《秦腔》、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等乡土叙事代表作品中，乡村或成为作家抒发个人情感的载体，或成为作家批判现代性的靶子，这样的乡土叙事遮蔽了乡村现实的多元维度。郜元宝将这种现象称为“脱节”，直指当下乡土叙事“未能全方位地追踪和面对农村社会不断发生的惊人的变革”[8]。对此，贺绍俊也指出:“人们似乎普遍对当下的乡村表达并不十分满意，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当下的作品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新的叙事，与这个已急剧变化的乡村情景不大谐调。”[9]显然，单向度地聚焦于“乡村衰败”的乡村叙事，割断了与正在发生着的乡土现实之间的血脉联系，真实地反映新时代乡村现实的乡土叙事显得极其必要。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正在这个语境下显现出独特而深刻的价值。

二、精准扶贫实录性审美书写

当下，如同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地位一样，中国以及中国文学越来越在全球化语境中凸显出自己的地位。“中国当代作家一直以来盈盈于怀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在新世纪以来已经转换成‘中国故事’的讲述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不妨表述为‘中国经验’如何被文学化地传达。”[10]精准扶贫是时下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际，是新时代乡村的“中国经验”。面对乡村现代化的时代变革，贺享雍选择以小见大，从“微观社会学”视野出发，将精准扶贫这一主题的文学表达聚焦到贺家湾，从空间、多元主体、实施过程、问题困境多个方面，对精准扶贫进行实录性审美书写。一幅外延广阔、客观深刻的“精准扶贫微观图”被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时代三部曲”首先从空间和多元主体两个方面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精准扶贫场域。就空间而言，小说以贺家湾居委会为中心，向外延伸出参与精准扶贫的各个部门，如镇政府、县扶贫局、市扶贫局、老干部局、审计局、群众接待中心等。贺享雍看似无意，实则精心编织了精准扶贫的“大背景”。在贺家湾内部，贫困户的住宅、黄葛树小广场、沟渠、堰塘、易地扶贫搬迁地等空间是精准扶贫要具体改造的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景”。这些“前景”与“大背景”互相衬托，形成了一幅由远及近的精准扶贫轮廓图，隐含了精准扶贫自上而下的政策性质。贺享雍设置好精准扶贫的空间框架之后，开始置入精准扶贫的多元主体。镇里的罗书记、县扶贫局长、县委孙书记、市扶贫局长组成精准扶贫的领导序列，第一书记乔燕、村干部贺端阳等组成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队伍，民间企业家陈仁凤、蒲名毅组成精准扶贫的辅助力量。此外，还有精准扶贫的监督系统以及看不见的抓手——扶贫检查组等。众多主体中，人数最多也最重要的是贺家湾村民，他们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心，如吴芙蓉、贺勤、贺大卯等代表的贫困户，贺老三、贺四成等非贫困户，农村企业家贺兴仁，外出打工的贺小川、贺兴林、贺忠远，新青年贺波、郑琳等。随着乔燕扶贫工作的展开和推进，整个精准扶贫系统被点亮，多元主体不但构成了精准扶贫的巨大网络，还暗示了精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仅有精准扶贫网络显然还不足以凸显政策实施的动态性，贺享雍以极其细腻的文笔，通过第一书记乔燕真实、细致、鲜活的行动向读者展示精准扶贫在贺家湾的具体开展过程，不失为精准扶贫的“现场直播”。乔燕上任的第一天，骑着“小风悦轻便电马儿”进入了贺家湾，扶贫之战打响。自从乔燕到了贺家湾，她的行、住、坐、卧都被贺享雍一一“记录”下来。在工作开始前，乔燕先要解决吃住问题，她“先去买了一床蚊帐，一只枕头，一床可折叠的双人竹藤凉席，又买了一套洗漱用品”[11]。为贺兰募捐到衣服后，乔燕骑着电动车亲自去拿衣服，看到衣服很多，“乔燕去单位对面的杂货店买了几根尼龙绳，将口袋牢牢地绑在了电动车上”[12]。推行垃圾分类时，为了调动村里妇女们的积极性，乔燕和贺波去城里批发店买东西的对话也被贺享雍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小到为吴芙蓉找鸭子，大到治理村里的环境卫生、带领村人去其他脱贫村学习……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细节，建构了相当真实的艺术世界，使扶贫过程变得真实可感。

贺享雍作为“乡村问题作家”[13]，没有仅停留在精准扶贫的表面，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地对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揭示。在贫困户确认阶段，出现了信息漏报、失真，识别标准与实际情况冲突等复杂情况。在易地搬迁阶段，一些贫困户因传统思想和经济利益而不愿意配合。小说中叶青容因过世的老伴葬在自己家屋后，坚持住在偏远的山沟里;贺仁全因想获得与其住宅相等的面积，宁死不搬;个别非贫困户不患寡而患不均，百般阻挠搬迁工作。在土地流转和产业扶贫阶段，贺世东因为与贺小川爷爷有过节而不愿将土地流转给贺小川，贺小川的有机蔬菜销售也屡次碰壁。针对精准扶贫政策本身，贺享雍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症结:由于扶贫工作安排不科学，第一书记们“几乎每天都在长时间地连续加班工作，‘5+2、白+黑’成为工作常态，不是在村里走访、调查、登记，就是填表、建档等”[14]，超负荷运转使扶贫干部不堪重负而倒下。政策之间的冲突也是精准扶贫的一大问题，如环保评估工作的“一刀切”使已经脱贫的杨英姿、余文化返贫。最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农民利益，与企业联手，从中获利，罗书记力争大面积土地流转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

乡村现代化叙事承载着历史，只有深深扎根于大地的、与乡村变革相连的乡土叙事，才能体现新时代中国乡村的特点，才能重新建立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贺享雍对精准扶贫的实录性审美书写，继承了柳青、赵树理、关仁山等作家扎根乡村生活，追踪乡村变化的写作姿态，补充了近年来作家们仅从文化的层面思考乡村的不足，连接了新的乡土经验与新的乡村叙事，赓续了百年乡村现代化叙事的文学传统。

三、新时代扶贫政策下的乡村新变

针对90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有学者曾指出:“传统的乡村虽然在现代性的裹挟下已经风雨飘摇，但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5]，乡土中国依然在“超稳定文化结构”[16]中存续。现今，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乡村强有力的政治文化符号，以其强烈的针对性嵌入乡村现代化建设，已然给乡村物质基础、生态环境、农民心态等层面带来了革新性的变化。“时代三部曲”不仅是一部精准扶贫微观史，更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政策下的中国乡村演变史、农民心灵史。小说不仅体现了深刻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内蕴，还生动地呈现出乡村现实的当下性和趋向性。

“时代三部曲”中，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介入，贺家湾越来越呈现出“后乡土中国”[17]的特征。首先，贺家湾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拔地而起，“村子不但变得干净了起来，而且也变得美了起来”[18]。其次，在乡村物质基础提升的同时，贺家湾农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贺波将自己的家改造成了环保、美观的生态农家小院;老黄葛树下的空地，变身为“贺家湾村聚缘文化广场”;村庄的女人“不但比过去漂亮了许多，而且更多了一种气质”[19]。再次，在土地流转和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刘勇的蘑菇棚、贺忠远与贺小川的有机蔬菜、贺波的养鸡场等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应运而生。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还使乡村出现了新的基层治理角色和治理方式。第一书记作为新时代乡村政治新人，不断为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带来新的质素，新的政治生态和政治伦理也相继产生。一方面，现代化管理理念、方法渗透进乡村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小说中乔燕开展每一项工作都秉持着合理规划、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公正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第一书记们将现代城市文化建设要素引入乡村文化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乔燕找专业人士为村中妇女进行美妆、舞蹈教学，组织“千人年夜宴”，加强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些都是村支书贺端阳从未做过的事情。

精准扶贫政策对乡村的革新还在于，它直接推动了贺家湾打工者从“向城求生”到“回归新乡土”的心灵之变。贺家湾已经取消的农业税和正在兴起的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准备与物质支持;乔燕还在“千人年夜宴”和“打工者座谈会”中，对打工者返乡进行真情感召。物质条件和情感的双重建构，破除了打工者“双重他者”的身份困局，重新激活了打工者的家园情感，重塑了“乡里家人”的自我意识。贺家湾的打工者不再像王六一(《寻根团》)和大宝(《我们的路》)那样面对充满荆棘的返乡路。相反，他们对返乡不但不排斥，反而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意愿。在开完打工者座谈会，听乔燕介绍扶贫政策以及乡村创业的可能性后，贺忠远果断找到乔燕表达了自己想留在家乡做职业农民，经营家庭农场的想法。贺小川、贺忠武、贺小琴，甚至公司的管理层贺兴林等打工者也决定返乡创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后乡土中国”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传统乡村文化被取代，甚至消逝，而是乡村在不断加深的现代化建设之中调适自身，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并行不悖、相互融合。贺享雍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点。小说中，传统乡村伦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手段，为乡村现代化治理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解决吴芙蓉与贺勤的婚事问题时，乔燕通过农村特有的“陪儿”办法，让两人终成眷属。另外，乡村血缘纽带和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正在成为农民在新型生产关系中的精神支柱与安全机制。“那些全家外出打工的人，一般不把土地流转给城里‘大资本’下乡来发展的所谓‘项目’，即使每亩给五六百元的高价也不行，却乐意不要钱或象征性收一两百元，把土地流转给亲戚，尤其是给同宗同族的弟兄子侄种。”[20]这种流转方式，不但成为农村新的代际分工模式，还连带建立了在土地联结基础上的人情互惠，形成了新的“家庭共同体”和“村庄共同体”。

“所谓‘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本质上是重建我们自己的个体生命和脚下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们的精神联系，是我们自己——作者和读者的‘寻根’。”[21]“时代三部曲”对乡村内部现实整体性嬗变的呈现，离不开贺享雍对乡村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敏感透视，更离不开他“为乡村写史，为时代立传，为农民发言”的乡土情怀和文学理想。

四、乡村现代化“当下现实主义”叙事策略

在贺享雍眼中，“扶贫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而已，不仅仅应该在内容上对文学产生作用，还应该在更加深入的层面，比如小说叙事形式上，都产生影响”[22]。“时代三部曲”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当下性，即一种“当下现实主义”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叙事的运用、多种异质文体的融合、古典小说叙事技巧的继承和转换。

近年来，《经山海》《海边春秋》《乡村第一书记》《战国红》《驻村笔记》等作品，均从不同角度生动地书写了“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显示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这些作品在叙事安排上大多倾向于从宏阔的视野之中反映乡村的现代化变革，如《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驻村笔记》中的“第七小分队”，他们克服了一个个难以逾越的阻碍，演绎了一个个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英雄传奇”。宏大叙事尽管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磅礴的气势和史诗般的体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本真的生活形态的疏离。

“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实现的，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23]贺享雍运用日常生活叙事策略，使精准扶贫书写与正在进行着的乡村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小说一开头，乔燕进村看到的第一幕是肮脏的乡村环境，第一次听见的声音是吴芙蓉与贺勤的争吵，这些日常生活便是精准扶贫工作的“伏笔”。随着乔燕工作的不断深入，贺家湾的精准扶贫在家长里短、街巷堰塘、田间地头等乡村日常生活场域展开。在乔燕和村民的努力下，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精准扶贫不断地发生作用，不但贺家湾旧貌换新颜，村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呈现出一个川东地区真实存在的动态的贺家湾。由此，“乡土小说里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造:日常生活诸因素变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情节的意义”[24]。第一书记看似日常的、细密的、琐碎的生活单元，被贺享雍自觉地赋予了超出个体活动本身的时代性意义，建构了精准扶贫的“微观世界”。这种当下性日常生活叙事，既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又是贺享雍“将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当下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精神向度的一种体现。

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时代三部曲”，不但在内容上展示了新时代乡村的特点，还在形式上写出了与传统乡土文学迥然有别的个性。在“当下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影响下，作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需要突破文体的习惯性禁限，允许不同文体间特征、手法的互渗”[25]。贺享雍用拼贴的方式，在小说中嵌入了调查数据、调研笔记、工作日记等多种非文学性的异质文体。在乔燕开展入户调查时，《入户调查歌诀》使读者仿佛置身扶贫现场;张岚文的工作日记帮助乔燕妥善处理村民邀请自己吃饭的问题;周小莉的三篇新闻报道——《苦藤上结出的苦瓜》《大山的女儿》《情系贫困户，热血写春秋》，不仅再现了第一书记精准扶贫的过程，还突出了第一书记的美好品质。除了这些异质性文本，还有乔燕开展工作时做的笔记、调研资料、分析文本在小说中不断穿插出现。在访问贫困户时，乔燕将贫困户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住房、致贫原因等一一记录下来，形成笔记。在分析农民工返乡情况时，乔燕以“A.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B.贺家湾在外打工者状况及回乡意愿分析”“C.仅仅改变户籍身份无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等六个标题，对打工者返乡的必要性、心理预期以及可能的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分析。贺享雍将众多的非文学异质文本置于一处，打破了乡土文学“三画四彩”的叙事模式，使“时代三部曲”感性与理性并存，一种强大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冲击力油然而生，彰显了贺享雍扎实的文学功底、前瞻性的眼光和紧贴新时代人民性的艺术气质。

贺享雍作为农民中的一员，对农民的艺术趣味、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同样熟谙于心。“时代三部曲”中，贺享雍对古典小说中的单体式结构、大团圆结局、传奇叙事等传统叙事技法进行了继承和转化。在谋篇布局上，“时代三部曲”以乔燕扶贫的故事结构全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贺享雍将带有传奇意味的命运内嵌到主人公乔燕的身世和身份之中。此外，贺享雍还有意识地借鉴了古典小说的“大团圆”模式。传统叙事技法的继承与转化使作品既具有真实感又不失趣味性，这种继承也充分透露着乡土文学创作向本土的回归，张扬中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自信，丰富和扩展了当下性现实逻辑。

结语

“时代三部曲”的出现，与中国乡村现代化叙事的偏移、新时代乡村现实的感召、“当下现实主义”美学的艺术追求有深层关联。贺享雍以“当下现实主义”的叙事理念为根本推动力，立足精准扶贫的“新乡土经验”，以全新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续写新时代乡土中国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时代三部曲”的“当下现实主义”美学在于其直面当下乡村现实，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对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具有示范性意义，也为乡土叙事文学形式创新提供了新的认识和启迪，这是值得提倡的。然而，乡村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因素，书写当下乡村现实不仅仅需要智慧和勇气、知识和技术，更需要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多维度审视和思考。新时代乡土文学面对乡土社会的“新变”，如何有效地呈现、艺术地化解盘根错节的当下乡村现实纠葛，是当代作家面临的共同议题。小说在处理乡村发展问题时未免过于理想化，如主人公乔燕的形象刻画有些用力过猛，个别矛盾的解决略显简单，这些都是“时代三部曲”还需要完善的问题。

注释：

[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

[2]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4]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5]彭维锋:《“三农”中国的文学建构:“三农”题材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6]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7]雷鸣:《新世纪以来小说“乡村衰败”书写的症候式分析》，《学术界》2019年第11期。

[8]郜元宝:《评尤凤伟的<泥鳅>兼谈“乡土文学”转变的可能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9]贺绍俊:《接续起乡村写作的乌托邦精神——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10]顾广梅:《“中国经验”文学叙述的难度与策略——理解张炜和他的<刺猬歌>》，《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

[11]贺享雍:《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8-29页。

[12]贺享雍:《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页。

[13]贺仲明、田丰:《转型中的乡村图景——贺享雍<乡村志>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14]贺享雍:《时代三部曲•土地之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

[15]孟繁华:《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6]“所谓‘超稳定文化结构’，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世风代变，政治文化符号在表面上也流行于农村不同的时段，这些政治文化符号的变化告知着我们时代风云的演变。但我们同样被告知的还有，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见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7]“后乡土中国”是指乡土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土性”的特征，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等等。见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23页。

[18]贺享雍:《时代三部曲•村暖花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3页。

[19]贺享雍:《时代三部曲•村暖花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3页。

[20]贺享雍:《时代三部曲•村暖花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页。

[21]钱理群:《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李伯勇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序》，《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22]丛治辰:《开出一条大路来——漫谈扶贫题材的文学作品》，《文艺报》2020年1月10日。

[23]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2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

[25]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ADZ27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19ZWB100）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