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总是处在交替与变轨中给社会以机遇与发展，给文学以书写与彰显。互联网e时代的迅猛发展，促进网络化平台的建立与应用，行业资源被整合进行新的合作分工。外卖送餐是继快递业后而生的新的群体。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都会见到外卖小哥奔忙的身影。抢时间，拼速度，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霜雨雪，这些外卖小哥用最好的服务挣最辛苦的钱。《跑单儿》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的一个母亲对曾遗弃的女儿进行相认的故事。

时代呈现给文学的不仅仅是故事，还有时代的脉络与印痕隐含于故事内部，给人以体察与思考。紧随时代发展的文学，以雄健的身姿与壮阔的胸怀，承载着人类内心巨大的不安，影响和改善着民众的传统观念、意识与心理接受，为社会与生活的进步提供了思维变式与多种无限可能。

正是基于多种无限可能，四川作家吴春华以她曾经的记者工作积累与对社会新闻捕捉的敏感度，从时代的洪流中，截取一朵小小的浪花，折射出作家对当下的深度思考与对外卖小哥人生命运深切的关注，熔铸于《跑单儿》（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第8期）这部中篇小说。作家以深情浓郁的笔触，透过普众个体生活原态，写出他们朴素的生活观和在时代变轨中所做的追求与祈愿、拼搏与坚守，常态化与不确定性共存的这样一种场域，值得我们关注与评析。

小说以“跑单儿”对主人公李菲进行多重隐喻的书写，展示了这位普通职业者离异后的逃离、婚史隐秘的设防、人到中年的打拼与骨肉相认的自我救赎与真爱的坚持。小说一方面囊括了对当下自主择业者进行行业大数据的占比与分析，及前新冠疫情初始背景下民众的自我防护意识的增强与对生死的淡定，凸显社会民众心理具备了更强的承压与抗击；另一方面透射出社会边缘化生存者在实现自我价值与被认同时，更以时代的不确定性和开放式思维变式与时代切合，给人以砥砺与希望。

笔者试图从“跑单儿”多重隐喻的书写和对时代的切合这两个维度，对文本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与评述。

一、“跑单儿”的多重隐喻——自我逃离、自我孤独、自我救赎和实现骨肉相认

小说开篇就以逃离作为切入点，给人以惊奇。

逃离？逃离什么？是门罗笔下《逃离》的女主人公卡拉的逃离吗？显然不是，但又有着相似的女性心理和要逃离伤心之地决绝的因子。卡拉是逃离父母，逃离丈夫，而《跑单儿》中的李菲，她所逃离的是她婚姻不幸的创伤，是她内心深处不得不放弃女儿的不舍之痛。

痛，是逃离的起点，又是躲开伤心之地重新燃起新生活希望的燃点。而当新生活和家庭成为李菲在省城成都的稳固家园并要遗忘曾经的痛时，痛再次戳向她已愈合结疤的心。

事实上，《跑单儿》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被伤痛碾压的李菲的情感部分。她对婚史隐瞒遗留的内疚，她对遗弃的女儿的突然浮出和如何相认而产生的情感纠结，以及面对可爱的儿子和以自己为轴心的心地善良的丈夫，如何启齿道出埋藏于心头二十多年的欺瞒和隐痛？李菲清楚当初隐瞒那段历史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她亲手埋下的一颗雷，而最终引燃这颗雷的还是她自己。这种自吞苦果和隐藏着多重的危机，都在她快要把故乡遗忘的时候，伴随着被故乡的熟人巧然相遇铺展在她面前。而最为关键的是女儿张婷的出现，撕开了她的伤疤，让她平静的生活航船触礁般地倾斜。这个时候，李菲在老庚胥娜的直言相告下才警醒，遗弃女儿，是她欠下的债，终要偿还。她的债，恰逢在她中年打拼做外卖“跑单儿”的时期莅临。这是李菲自己最初遗留下的重要的一单儿——骨肉遗弃，她要拼全力跑回这一单儿。然而，面对纷繁的现实情境，又是谈何容易？

第一，我们清楚地看到，李菲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人。为了生存，为了给儿子汪浩宇购置将来结婚新房，在与丈夫开店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去送外卖。虽然每日辛苦，却有着不错的收入。作为一位七零后人到中年的女性，无论就年龄和身体，李菲都无优势。但是，她有着不怕吃苦的精神和不被人嘲笑的坚强意志支撑。这是她的可贵之处。年龄上的劣势，客户目光的奇异，李菲都能忍。忍的背后，她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支撑，这才是她全部的爱与生活。然而，她隐瞒的婚史和遗弃的女儿，是她内心深藏的隐痛。她之所以逃离，之所以改名字，就是要与故乡彻底脱离。这种逃离是伴随着一种孤独，不能向任何人倾吐。只有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李菲才独自回味她的那份孤独和痛。

逃离，遗忘，孤独，构成她与现实生活和家庭隐秘的距离。虽然她的表象像是在没心没肺地生活，但是在表象的下面，却像埋着一颗雷，只等某一个时机的出现便会被引爆。

第二，从李菲过去的经历，我们知晓她原名叫李晓霞，嫁给地方上一个富家子弟，生了一个女儿后，遭到重男轻女的婆婆的严重歧视和丈夫的无能为力，不得已离婚并放弃女儿的抚养权，离开家乡到成都打工，并更改了名字，开始新的生活。她在工厂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汪博，开始恋爱、结婚、生子，组成了一个幸福的新家庭。可是，李菲却隐瞒了那段不幸的经历，从未跟丈夫及家人透露。本想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生活终老，却在她人到中年时被来城市的乡亲认出，并叫出曾用名，对她而言，仿佛揭开伤疤一样。尤其是一次送外卖，见到一位长相特别像自己的女孩张婷，让她想到遗弃的女儿现在也应该是这般的年龄，觉得张婷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儿，勾起她对女儿的思念。李菲的生活随之变得惶惑不安，她被巨大的内疚和伤痛所笼罩，确认张婷的身份和骨肉相认纠结着她。

第三，老庚胥娜的出现，让李菲有了可以倾诉可以求助的对象。作为知识分子和老庚，胥娜对李菲隐瞒过去，做出这样的概括：“这个秘密就是你从过去跑到现在遗落的一个单儿，你得把它安全地送到你的生活中去。”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秘密，是给未来的生活埋了一个雷啊，说不定哪天就炸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正是李菲纠结和担心的主要原因。

在胥娜给出分析和建议下，李菲先从儿子汪浩宇做工作。开始，汪浩宇接受不了，经过一段时间，他看到母亲为确认那位叫张婷的女孩而痛苦纠结，便谅解了母亲，支持认亲。后经汪浩宇加上张婷的微信，又在假期替李菲为张婷跑单儿做接洽，确认了张婷正是李菲遗弃的女儿身份。李菲在得到是自己女儿后，便开始关注张婷的生活。而张婷一直以来对自己被生母遗弃，抱有极度的怨恨和排斥，在得知李菲就是生母，却非常抵制不予相认。但在汪浩宇和同伴琪琪的劝说和关怀下，她慢慢地转变了态度，进而也换位思考李菲的不幸遭遇和迫不得已放弃抚养权的原因，原谅了生母李菲。

客观地说，母女相认，不是马上就能接受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心理准备过程。在李菲看来，与女儿相认是迟早的事。但是，在丈夫汪博这里，还有最关键的一道坎儿没有过。虽然一起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对汪博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可是，人性内部的隐秘是无法看得透的。这正如李菲自己，她一直以来隐瞒着那段婚史和遗弃的女儿，还不是没有告诉给汪博及家人吗？虽然李菲勤快、孝顺，是这个家庭的枢纽，可是一旦将事情真相讲出来，万一汪博受不住这样的欺瞒而和她闹翻，其后果很难预测。已经有过不幸婚姻之痛的李菲，她是不愿意再次经历婚姻家庭破碎的打击。但是，她埋下的这颗雷，还得需要她自己亲手来破解，她必须要为自己的过错买单。

第四，障碍的解决，小说高潮的突起。作家必须寄托一种重大事件，给出一个合理性环境，故事的矛盾和冲突才能得以消解。故事情节移至2020年春节的到来，前新冠疫情在全国爆发为背景，为母女相认的条件生成。同时，更是让李菲以此为契机，向丈夫汪博讲出事实真相，求得原谅，并促成骨肉相认。

因疫情，在成都的外地人不能回家过春节，都居家隔离。李菲便借助给张婷和张婷的同伴做年饭为契机，进一步增进母女的好感。春节过后，依旧居家不能外出，李菲便借用以找回初恋在望江楼喝茶时的情境，夫妻对坐窗前喝茶谈心，她讲出了实情。开始，汪博虽然也表现出一幅受惊的样子并摆开冷战，睡到儿子房间，却不小心感冒了。汪博误以为遭了新冠病毒，要独自隔离，却被李菲坚持拉回他们的卧室，以“要死就死一起”的坚持，悉心照顾，不久汪博病愈。最后，汪博彻底想通，原谅并支持李菲与女儿相认。这一戏剧性变化，完全出于李菲的预料之外。夫妻之间并未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场面，而是通过一场小小的感冒在李菲生死相伴的照顾下，危机得到解除，夫妻好如从前。汪博的朴实和性格中的温婉，是恒定的，对妻子也是爱如初。他的谅解与支持，把本以为对女儿认与不认都不重要的李菲，向爱与情亲圆满，推动了有力的一步。有汪博的力挺和爱的矢志不渝，这才是李菲幸福的最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撑。

可以肯定地说，李菲在认女儿这条路上，走得虽然在感情上跌宕起伏，但步履还是稳健扎实，没有出现太大的闪失。事实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对亲人的那份朴实和挚爱，取得家人谅解，化解了危机。尽管她曾有过过错，但她用真情自我救赎，修复她人格上的漏洞，以她的坚韧，用耐力、耐心、真心、真情，赢得亲人的信赖，完成人生最最重要的大单儿——爱与信任。她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有低谷，有高潮，最终绽放出绚丽的色彩，生活将原本属于她的美满和幸福，全部归还给了她。故事的感人正是基于此。同时，也是作家以饱含同情之心，塑造出李菲、汪博这样血肉丰满、感人的人物形象，既朴实又有厚重感，既亲切又常态化，是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却又有别于你我他这样一种形态。

小说以“跑单儿”送外卖为指涉，进行多重隐喻的书写：一是表现李菲具有挑战意识，转型做外卖送餐，中年时为生活打拼，是为建立幸福愿景的现实的一单儿；二是指涉李菲逃离过去，不敢面对故乡，为了遗忘，不敢与人诉说，是她内心自我孤独的一单儿；三是李菲完成了自我救赎的一单儿——婚史和遗弃女儿的隐秘，获得儿子、丈夫及全家人的谅解与支持；四是她跑回了自己的最重要的一单儿——那就是对遗弃的女儿相认，骨肉团聚，从此良心得到安宁，爱与亲情更加稳固，再没有什么困难可打倒和拆分她，她赢得和实现了她幸福的婚姻家庭与美好的生活愿景。

二、危机、亲情、友情和思维变式对时代的切合

如果说李菲生活中的曲折是来自逃离，那么发生逃离这个前提的主因是遗弃。遗弃是小说核心问题，衍生出李菲与张婷、李菲与前婚以及现丈夫汪博之间的一种纽带，或绑定，或缠绕，或断裂，互为不可脱离的关系，构成一种潜在的危机感。

遗弃在小说中暗含着多维度考量。成都作家徐清松对此给出这样的概括：李菲从不幸的婚姻逃出之后，有女儿被自己遗弃、自己被女儿遗弃、自己被社会遗弃三重阐释。按着这个阐释路径进行解析，李菲遗弃女儿是主因，另外两种的遗弃，隐藏于主因背后的个体与群体潜意识深处，对李菲的人格更具有一种杀伤力和挫败感。

第一，李菲从生活出发，她若不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对她是一个拖累，对女儿更是一种伤害，女儿就有可能读不成大学获得人生美好的开端，对李菲而言是失败，对女儿而言也是不幸。

第二，面对自己遗弃的女儿现正工作在成都，而且租住的小区也在附近，李菲要竭尽全力去认女儿，让女儿回到自己身边。可是毕竟多年，母女之间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如果不被女儿接受，无异于是被女儿所遗弃。这种遗弃，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彼此互相扯平了，但在因果论面前，李菲曾种下遗弃女儿的因，现在回报的是女儿要遗弃她的果，对人到中年完全熟稔世事的李菲，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人生是一种多么的悲催，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李菲被社会所遗弃，是在更大一种范围上对其命运的惩处：一是她的隐瞒事实，带有一种欺骗行为，丈夫、儿子、公公一家三口人都有遗弃她的权利；二是这种行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批判，大众的遗弃更会加剧她命运的多舛，她将彻头彻尾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被命运踏翻在地由不得她翻身。

在这多维的遗弃之下，骨肉亲情断裂，家庭婚姻再次夭折，人生自始至终的无意义，悲哀莫过于此。这是小说对于遗弃话语的外延，是主人公李菲与其命运多变可能产生的后果。尤其在这种社会性遗弃层面，隐匿于大众舆论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将会使得李菲的人格世界四分五裂，一败涂地。

但是，事物并不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站在时代多变的浪尖上，作家以人物固有的朴实和心地善良的本性来消解李菲的危机，给她以过错的补偿和自我救赎，回归到生活幸福本位。

作家以梦对李菲的危机进行消解。李菲对丈夫汪博吐露实情后，夫妻俩两天没说话，遭到冷遇，李菲的内心所呈现的焦灼通过梦境，将不可避免的危机与冲突演绎。梦境中的汪博冲着李菲吼，骂她是骗子，她吓得逃跑，汪博则在身后追。按荣格对人格整体论认为，个体潜意识下的情结是可以转化的。梦作为对人的压力的调节，是现实中的一种障碍的映现，可以借助对梦的自我创造和演化，进行转化，将障碍消解，内心获得平复。在历经前疫情爆发，人们对生与死已经变得淡定，包括认亲，李菲对于认与不认都不重要了，一家人都能安安全全好好地活着，比起其他最重要。在这里，亲情被认知和重构，成为李菲精神的聚合力和依托。事实上，李菲也认识到，她遗弃女儿的前提是爱情和婚姻先遗弃了她，她只不过是将骨肉亲情拉开了一段距离，她的内心还是没有放弃对骨肉的惦记与思念。那是一种血缘和脐带效应，无论人生到何种地步，都连接彼此，无法斩断。可是，在疫情和汪博面前，李菲还是将重心放在家人平安、生活平顺上，与女儿相认可以后延，或者汪博实在不能想通，李菲也不会强行去认，搞得家庭不合，产生重大危机。这样更符合现实，也更符合李菲朴素的生活观。

从写作层面，透过文本肌理，我们看到，故事展现的普通人的生活与朴素生存观，让亲情与友情更有质地和纹理。

第一，在成都生活打拼了二十多年，汪博已融入了本地，某种程度上也算老成都了。从汪博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老成都人那种安闲、慢节奏的生活姿态。他性格好，豁达、开朗、包容和温婉柔和。除去工作时间之外，汪博回到家基本都是围绕在家人身边，看电视似乎是他唯一的爱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活里却隐藏着一个他曾不知晓的秘密，或者说是对他的蒙蔽、欺骗，为他的爱情婚姻挖下了陷阱。如果换做别人，对李菲隐瞒婚史和所生女儿，一定会发生争吵，甚至动粗，即使不这样，冷战也会旷日持久，甚至演变感情破裂到离婚这一步。但在汪博身上，他仅仅是以不如儿子那样被信任而原谅了李菲，并支持骨肉认亲。一个善解人意、温婉的，或者用四川方言唤做“耙耳朵”的汪博，栩栩如生，亲切、朴实地立于人面前。汪博带给李菲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浓浓的亲情爱意，更是厚厚的忠义。

汪博的“耙耳朵”表现在他能细心捕捉到李菲心情变化，当李菲为认亲处于焦灼纠结，跑完外卖回家，饭不吃就回房间的举动引起他的注意。在不明真相的他仅是向儿子递一个眼色，就被儿子领悟去关心李菲。小说在此呈现了生活原态，汪博的内心世界通透明朗。在这个细节上，汪博递个眼神让儿子去关心，既让妻子能把心事吐给“暖男型”的儿子，之后她又能郑重其事和以诚相告给自己。细腻、温婉，善解人意，是汪博和儿子汪浩宇都共有的内在纹理与品性。

在帮母亲认张婷这件事中，汪浩宇以新一代大学生的聪明智慧，有条理，有耐心，不离不弃，专注，为争取母女相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事实上，作为长辈，是家庭的脊梁，言传身教于无形中影响着儿女，为儿女树立了榜样。也正基于榜样，勤劳而贤惠的李菲在家庭中有着中枢位置，不容家人忽视。爱与情亲，在李菲家庭中经历着生活的磨砺和历练，才会变得稳固、笃定。

第二，为李菲骨肉相认给出细致分析、积极鼓励和建设性建议的人是胥娜。以教师和记者双重身份的胥娜，在看待从小一起长大又是同龄的玩伴李菲，现在从事的送外卖职业和不幸的婚史及遗弃的女儿时产生的痛苦与纠结，她指出李菲为自己埋了一颗雷，做错了就要改，要把女儿这一单跑回。胥娜客观、理性地帮李菲分析如何要弥补过失，如何将隐瞒史先从儿子后到丈夫，做思想工作，用切香肠原理，一块一块切割，一个一个突破。并且在李菲遭受女儿白眼抵触时，心情处于低迷，胥娜鼓励李菲对骨肉血缘的不可放弃，让李菲对认女儿充满信心。在李菲把实情讲给丈夫汪博后，夫妻间出现短暂的冷战，胥娜在微信上帮李菲分析时指出：“每一个平凡的个体身上，都有看不到的惊涛骇浪。现在是你让汪博感受生活的大浪冲击了。这个命运的单儿，你算是送到该送的人手上了，是福是祸，等着吧。反正你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要怕。”小说中胥娜作为成都的“边缘人”和知性女性，客观、理性地帮李菲梳理亲子之爱和婚姻家庭之爱的关系，是李菲精神和灵魂的强力支撑者。友情的帮助，为李菲思想和情感铺平了道路，使得骨肉相认和做家人思想工作得以顺畅。

最先离开家乡和后来成为知识女性的胥娜，最初是考上中专，毕业后当了教师，结婚生子。又凭着写有一手好文章，跳槽到市里做了记者，接着举家迁居新的城市定居下来。女儿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胥娜在那家受互联网影响而不景气的报社辞了职，来到了成都，瞧准时机购置了一套房定居下来。用胥娜的话说，她是教书教厌倦而逃，当记者厌倦再逃，一生都在不断地逃，不断地跑。如果说李菲的逃离出于婚姻不幸和遗弃女儿，有着痛的决绝，那么胥娜的逃离完全如同90后一代年青人对工作的不满和挑剔，不断跳槽寻找合意的职业与环境，在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摇摆，存在某种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胥娜身上，还有过一段炒股经历。小说并未就炒股做过多叙述，但在作家另一篇小说《风口》中，也是同样的记者身份女性炒股，描述得较为详尽。而在本篇小说中只提了一下胥娜曾炒过股，点明她对财富的渴望，对未知领域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挑战，应和了这个时代人对自我价值诉求的自由和理想主义的个性化意识。

“边缘人”是胥娜给自己的一个调侃式的身份，这是一个带有时代意味的称呼。但胥娜对生活是务实的，更从现实出发，来成都先购房，稳定居所，再做职业上的规划。她是以成都“边缘人”向融入成都人一步一步迈进。而在做着传统建材生意的汪博看来，却是一个带有危机感的象征。因此，在前疫情爆发后人们都困在家里不能出门上班，生意关门歇业，汪博也或多或少理解了被“边缘化”，觉得在当下是求生存，而不是过生活。在汪博的生存观里，“不存在”的口头禅，道出了他将一切都看得淡化，有着豁达和通透。在为儿子努力打拼购置结婚新房上，他的观念是儿子还在读书，结婚还早，并且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大有儿子的未来生活由儿子自己打拼的意味。而妻子李菲却坚持要为儿子提前准备好，李菲的家庭观念和为子女操心相比较就非常强，她坚持“劳动就是生活的意义”，这是李菲朴素的生活观和对人生的总体认知。

疫情之下，李菲一家的自我防范意识增强，响应政府疫情管控，居家不外出，洗手都按官方宣传的做，按科学方法预防。这个时候的李菲是一颗心分成两下操，家里和女儿张婷那里。尤其是和汪博冷战的几日里，想到只要大家好好活着最重要，认与不认女儿，都不是最迫切的事情了。站在时代生发的大灾大难面前，人的胸怀和心理接受，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小说的时代性，往往都是随着故事情节进展而慢慢显露的，并非作家刻意书写。外卖服务业是随着互联网e时代的广泛应用而衍生的，从线上为用户提供了便利而又快捷的叫餐服务。小说从信息数据上，对外卖职业做了分析。一方面是以全国外卖职业从大数据对年龄、性别进行占比，另一方面以七零后女性李菲“她这个小哥，是七百万之一，也是七百万里挑一”给予精确化分析。自主择业，是传统职业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不断分流和细化发展的大势所趋。e时代网络化平台整合资源，为各行各业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人的观念也随之更务实和更从自我出发。李菲对儿子从小的教育就是做一个普通人，是基于现实，更是对生活的一种务实的态度。

事实上，李菲从自家个体经营不景气出来送外卖，就是对自我适应社会大潮的一个调整，一个挑战。胥娜的人生不断在否定中前行，也是如此。只是胥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的择业和对未来发展，跟李菲有所不同。但在观念上，都遵循适者生存法则，以不确定性面对社会的不确定性，由随心所欲到所遇由心这样一个思维变式应对时代的发展。

正是基于此，李菲、胥娜代表了对自我价值与认同，对命运与时代展开逃离与挑战，寻找适合自我的生存环境、自我的价值取向与时代切合。他们对命运的拼搏与重构，折射出了这一时代普众个体生存意识与思维变式，或强或弱、或粗或细地拓展，由生活原色到渐变，由社会单一性到多向度思考，获得各自实实在在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无疑已呈现或隐含地成为小说内部话语的一种暗合，引发人深思。

【作者简介】 蒙克，男，原名刘晨，原籍黑龙江省明水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表文学作品，后进京打工中断创作，与文学断裂二十多年。现重新执笔，作品发表于《北极光》《雪莲》《中篇小说选刊》等文学杂志。

吴春华，女，记者、作家，四川遂宁人，现居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在《芳草》《南方文学》《四川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刊物发表纪实文字、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有随笔集《不是爱情的约会》，中篇小说集《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