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说过：“人生的主题是孤独，而途中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有些人久一些，有些人无非一面。”（访谈《杨献平：文学是孤独的个人的事情》）而这么多年，我更为感慨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相遇、相识、相知的偶然性和命定性的成分。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离合以及心理距离又何尝不是天文学和光年意义上的，茫茫人海能够相遇是何等艰难，值得珍惜的当然更多来自没有被燃烧为灰烬的记忆。几十年间，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但是随着时光流转和人心向背能够成为你真正意义上朋友的却不在多数。
岁月总是像隔着毛玻璃，往昔的面孔和人世总是模糊的、变形的。已经记不清我和杨献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了，只是第一次认识时就知道我们是河北老乡——他是沙河人氏，所以自然比旁人多了一些亲悉感。多年来，杨献平的外貌形体几乎就没变过样，一直都是精健而偏瘦，保留了军人的风貌。每次见面他也总是戴着一个鸭舌帽，使他早年在大西北巴丹吉林沙漠被长期暴晒的黑红面孔又更多地处在了帽檐之下的灰暗过渡地带。有一年，在北京，当时我从北三环一家电影院看完电影散场出来，随着一群人黑压压地往外走，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吆喝“老霍。”目光拨开众人，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原来是杨献平，他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
我和杨献平每次在活动上见面各自说话并不多，我们对彼此的熟悉是心灵和阅读层面的，就如多年来我一直在读他聚焦于“南太行”的散文一样，比如他的散文集《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于我来说，是确指也是虚指，是一个人的中国北方乡村世界，我想做的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让‘南太行’成为更多人的‘此时此刻’的乡村，当然也包括普遍的人心人性”。（杨献平《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后记》）因为有着共同的乡村背景，我们在文字世界里更为亲近——更像是早年的玩伴，我在冀东平原，而他则多年来一直在抒写着河北平原西缘、太行山东麓的家族、风物和民间、乡野，他着实写出了个人以及一代人的乡村生存史、心灵史和时代变迁史。杨献平在散文世界是一个类似于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一个人越是处于忘我的境界，他所听来的东西就越能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多年来，杨献平一直深度凝视和讲述着乡下的亲人、风物、旧事、生存本相以及个人的精神渊薮和一代人的心灵史。这种叙述的真实性、生命感以及这种朋友间交往的踏实感正如曾经的土地伦理和大地共同体一样让人安心，尽管到今天土地伦理和大地共同体早已经破碎不堪甚至随时都会烟消云散，但是作为记忆的源泉部分，杨献平的“南太行”与我的冀东平原形成了精神共振意义上的对跖点，也必将永远如胎记一样牢固地维系在命运之中。但是，在分裂的现代性语境下“讲故事的人”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他要诉说、流泪，他要痛苦、撕裂，浑身都是暗疾和隐痛，然而难堪的是听他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能听懂这些故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杨献平是诗歌、散文和小说齐头并进的全能型选手，同时他又是被河北、西北和西南的时间和空间反复磨砺的凝视者、考察者和精神游历者——“功夫在诗外”在他这里有着非常显豁的印证。多年来尤其是他的散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是生命体、历史体和精神共时体的融合结构，是一个个联通了生命际遇和时间真相的缝隙、孔洞和通道。
我一直这样认定杨献平，首先是一位诗人，然后是散文家，或确切地说是“诗人散文家”。他的散文放置在同时代人和同时代写作的视域下仍然具有一目了然的个性、特性和文本特质，这要得力于他“诗人”的眼界、襟怀和突出的语言能力对散文世界的拓殖和扩容。我这里提及的“诗人散文”并不是泛指具备诗人身份而写出的散文，也并非等同于“诗人的散文”“诗人写的散文”，而是作为一种专有的特殊“文体”概念来强调的。也即“诗人散文”应该具备写作难度和精神难度。诗人写作散文不是个别的写作现象，而是特殊的文类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散文这里找到了区别于其他作家所写的散文不一样的质素，甚至找到了区别于自己诗歌表述的那一特殊部分。有意思的是，一个诗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散文，但是反过来的情形在文学史上却少之又少，即最初写小说和写散文而又转入诗歌的成功案例非常少见。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人与散文》广为人知，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如下这句话：“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写作实践证明了布罗茨基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诗人和散文是可以兼容的，甚至因为诗人的参与，散文的边界、内核以及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豁的变化。
时下的散文，充斥着琐碎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文化的贩卖、历史的解说词、道德化的仿品、思想的余唾、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心灵鸡汤……读任何文字，我一直认为只有能读出“生命感”的才是好文字、真文字，这首先涉及的是经验之真、生命之真和诗性之真，而这三点杨献平都做到了。
当读到杨献平关于环卫工人与自己“父亲”的精神对位的文字，我不能不为之动容，因为这正是命运的共通质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精神内里的深层观照和彼此洞开，“有一次，我下了地铁，从天益街往益州大道边上走，忽然看到一个佝偻着腰杆，穿着一身清洁夫工装的人，蹬着三轮车，很艰难地移动。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忽然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确实太像了，那位环卫工人的侧脸，和我于2009年去世的父亲严重雷同。我一阵激动，下意识地紧跑几步，到近前，看着那位和我父亲年纪相仿的老人，含在舌尖上的‘爹’差点脱口而出。尽管我很沮丧，但也欣慰。其实，这大地上悲苦的人，都是我们的父亲。看着那位环卫工人，我笑了笑，伸出手，在他装垃圾的三轮车后面使劲推了一把，算是帮他一下。他回头看看我，笑了一下。低头再上公交车，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写诗或者诗歌：“无物之极物”“无形之大形”》）
“诗人身份”和“散文写作”二者之间是双向往返和彼此借重的关系。这也是对“散文”惯有界限的重新思考与反拨。因此，“诗人散文”在内质和边界更为自由也更为开放，自然也更能凸显一个诗人精神肖像的多样性和写作向度的可能性。杨献平的散文显然不属于“美文”写作，其中容留了生命经验的异质感和复杂的乡村经验、历史经验以及地方性知识。杨献平的散文更具有自由性、跨越度、开阔感以及活力、生成性。关于杨献平的散文写作，我一直想到的是瓦尔特·本雅明提示过的三点要求：“写一篇好的散文有三个台阶：一个是音乐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组织；一个是建筑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建造；最后一个是纺织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织成。”（《单行道》）
文学有时候是回望和自审的产物。那是一个越来越迟缓的人对童年、少年和另一个我的隔着模糊岁月的重新对望，那一个个细节正是回忆和体验本身，那一点一滴正是生命本身。生命在损耗，时间在单向道中永逝，而只有文字能够重新走进岁月深处，能够重新用文字抚摸那些模糊的、磨损的事物。杨献平的散文写作再次证明了一个写作真理：无论任何文学，最终都可以落实为生命诗学，都是一个往日的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在文字世界的相逢或告别。具体到杨献平的写作则是一次次回溯到往昔的我、亲人和乡村的旧时光以及灵魂深处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精神世界。
再说一说杨献平作为诗人的一面。
与多年前人们视线几乎完全投向西方和异域诗人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诗歌的传统，这其中自然包括向杜甫致敬。此次，我又读到了杨献平的《拜谒草堂并致杜甫》，“最好的人为自己造像建塔 / 手持灵魂和骨骼 / 采集光照，用蜜汁疗伤，为众生揭开疮疤 // 肉身每天都在溃逃，时间喋喋不休 / 用快刀不断斩下，尽管它本就是一个哑巴 / 杜甫老哥，且饮三杯 / 夜雨剪春韭以后，明日隔山岳 / 茫茫尘世，我步你后尘 / 以繁华的落寞，孤独之冥冥暗色”。在“同时代性”层面对杜甫的理解和对话成为当代与传统相互往返的重要依据。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尤其是从“传统”“对话”的角度，“当代诗人”与“杜甫”的关系更令人感兴趣。很多年，李白和杜甫的名字是几乎等量齐观地出现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只是近年有所改观，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杜甫的正典位置已经越来越高，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之一”。
因为写作小说和散文的缘故或本身就先天具备的语言禀赋，杨献平诗歌对日常的塑造和赋形能力非常突出，他的诗歌写作没有回避或遮掩市井气和世俗化的性格，他一直在观察和审度——甚至携带着一个北方人特有的视角，比如留意那些窗口、车外以及街头巷尾的日常举动和人间形色，“我在市声中抽烟，与青天流云一起 / 心情漂游。市声于我是一只只黑色小麻雀 / 市声于我如无形之雾霭的洗劫与淹没”（《市声》）。与此同时，其间恍兮惚兮的白日梦氛围和心理分析增加了诗歌的间离效果和戏剧化张力。那些反常的、非日常的部分反倒是契合了诗人的幻想，这既是对日常的观照也是对日常过滤之后的变形和超拔，而最终指向的仍然是诗人最擅长的精神视域。是的，自我和自我争辩的才是诗。诗歌有时候就是对日常以及自我的“反动”和“不满”，怀疑、浩叹和诘问最容易成为诗人常用的口气，而“虚无主义者”本来就是诗人固有的面影。尤其是“中年经验”和时间不断加重的时候，杨献平抒发和叙述的重心必然会不自觉地转向内心和自我，回溯和当下就形成了对冲的力量，诗人的自我剖析就成为必然之途。杨献平通过诗歌最终找到的正是时间镜像中正在涣散的“自我”，不断流逝、分化、转向的一个个不同的“我”，“他在河中骑马做梦 / 此前一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本书 / 灰尘之后是蛛网。一个人一旦失去翻阅 / 便不再担心轮番的日光 / 孤独本就是宿命之下场”（《一个人》）。
隔着时间的毛玻璃，生存的碎屑和灰尘以及沙粒在簌簌落下。“故乡是灵魂的胎衣”，然而我们越来越成了时间的异己，成了地域的旁观者，成了故乡的陌生人，“四十岁之前，我似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离乡者，四十岁后，忽然发现，无论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还是在成都，我始终无法真正确认自己的身份。”（杨献平《作为故乡的南太行》）
人世飘萍，时移事变。隔着人群，我希望再有人高声喊我一声“老霍”，也希望我的老乡杨献平在蜀地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