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与我自己同样出身于条件比较艰苦的乡村有关，在阅读杜阳林的《惊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引文皆出此书，只随文标注页码)这部旨在关注描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某种亲切的认同感。但与此同时，却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的存在，那就是，小说快要结尾时曾经专门提及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主人公云青参加高考的前夕，细妹子的二哥突然从遥远的北京寄回来一本杂志：“‘你拿的是什么书?’云青用火钳归了归盆里的柴火，对细妹子带来的一本杂志产生了兴趣。细妹子正在剥扯红苕皮，示意云青自己翻开书：‘你看嘛，我折好那页，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是二哥从北京寄回来的，我昨晚看了个通宵，很让我感动，今天专门拿来给你看的。”(第311页)折页处的文字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第311页)对于打小就酷爱学习和阅读的云青来说，获得这么一本杂志，简直就是如获至宝。杂志拿到手后，云青同样用一个通宵读完了其中的一部小说：“他竟然一点都不困，浑身上下被一种激昂的兴奋与快乐包裹着。细妹子让他看的，是一篇叫《人生》的小说。看完小说的云青想到高高的野棉花山，对着天空痛痛快快吼上几吼。”(第312页)

我们都知道，对一代甚至数代中国青年来说，作家路遥和他的《人生》以及稍后的《平凡的世界》，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力。杜阳林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某种意义上，他是在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向路遥表示敬意。其实，即使杜阳林不以如此方式特别点出，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阅读《惊蛰》的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不止一次地联想到过路遥的如上两部作品。更进一步说，除了路遥之外，笔者还联想到了余华的《活着》，以及苏联作家高尔基由《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作品组成的“自传三部曲”。一方面，我的确一点都不了解作家杜阳林曾经的文学阅读经历，但另一方面，如果联系杜阳林如同云青一样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再加上作家少年时期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时也参照我个人(我的年龄比杜阳林要大五六岁)少年时期的阅读经验，就不难断定，少年时期的他肯定接触过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到了青年时期，则肯定少不了对路遥和余华的阅读。倘若如上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掩映于《惊蛰》之后的一个文学谱系，或者说文学传统的存在，就是无法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具体来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传统，既是一种乡村叙事传统，也是一种苦难叙事传统。这其中，需要稍加辨析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一方面，高尔基的自传叙事固然远离乡村，与乡村无关，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苦难的书写，还是主人公面对苦难时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态度，“自传三部曲”与《惊蛰》之间，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一脉相承之处。高尔基之外，如果说余华的《活着》更多地影响了杜阳林的苦难叙事的话，那么，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对杜阳林的影响(虽然《惊蛰》中的云青只能读到《人生》，但现实生活中的杜阳林却不仅可以读到路遥的这两部小说，而且它们还确凿无疑地影响到了杜阳林《惊蛰》的创作)，可能就是全方位的。极端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路遥对于杜阳林来说多少带有一点“文学教父”的意味。唯其如此，杜阳林才会在小说文本中专门提及《人生》，并以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向他致敬。不管怎么说，假如我们承认杜阳林的《惊蛰》的确称得上是一部专注于乡村苦难叙事的长篇小说，那么，它肯定应该被归入包括高尔基、路遥以及余华在内的一种文学传统(在强调这一文学传统的同时，我们更须注意到这三位作家之间根本差异的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研究者，都不会把这三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家归为同一个类型。我之所以不惜违背文学界的共识也要把他们归类为一种文学传统，主要还是考虑到杜阳林实际所接受的文学滋养)之中。也因此，一个可信的判断就是，如果没有作为潜文本存在的高尔基、路遥以及余华的相关小说作品，或许就不会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惊蛰》。当然，与这些潜文本的重要性相比较，杜阳林自身真切的生存经验对作品的内在支撑更不容忽视。很大程度上，《惊蛰》的生成，乃可以被看作这些潜文本与作家的个人生存经验激发互动的一种结果。

小说的标题取自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蛰”，小说题记“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也点出了这一联系，所谓“惊蛰”，就是春雷惊起大地之下沉睡已久的各种蛰虫的意思，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地上的万物，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开始复苏。如果把这个标题与小说的内容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惊蛰”二字其实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蕴。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的，整部《惊蛰》的故事时间是从1976年到1986年。我们都知道，从一种社会演变的角度来说，1976年在当代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以这个时间为转折点，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由于社会状态的改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也开始酝酿相应的变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出现在杜阳林叙事视野中的观龙村这样的川北山区乡村。很大程度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这种变化，完全可以类比于农历意义上的“万物乃复生”。而这，或许也正是小说标题“惊蛰”的象征意蕴之所在。说到文学作品对1976年之后乡村日常生活变化的艺术书写，何士光那篇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乡场上》，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在这篇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小说中，何士光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切入，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给农民的精神心理带来的影响。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偏远的山区梨花屯，情节比较简单，食品供销站罗会计的女人与民办教师任老大家的女人在乡场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时相持不下。值此关键时刻，一贯遭人欺凌的庄稼人冯幺爸被叫来当场作证。在经过了一番不无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从来都没有在以罗家为代表的乡场上层人物面前挺起过腰杆的冯幺爸，这一次终于下定了决心，毅然说出事实真相，勇敢地站在了遭受欺辱的任老大家一边。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何士光这种艺术努力，很显然就是企图通过这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细节，深刻地揭示出农民冯幺爸内在精神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至今犹记，在小说发表的当时，因为被认为“真切”地写出了时代的变化对农民的精神心理所造成的影响，《乡场上》的确一度广受赞誉。但现在看起来，何士光的想法很可能还是有点过于乐观。在既往的日常生活中饱受打压的冯幺爸，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那么迅即、简单地就把自己弯曲的腰杆挺起来。与过于乐观、浪漫的《乡场上》相比较，杜阳林《惊蛰》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在写出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惊蛰”确已发生的同时，更是写出了川北山区农人们日常生存依然艰难的状况。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一大痼疾，就是一种前后对比鲜明的“翻转叙事”模式。所谓“翻转叙事”，就是为了充分凸显某一历史关节点的重要性，而对这一历史关节点前后的社会状况做一种对比鲜明的描摹与书写。比如，以1949年为分界线的“解放前”与“解放后”，以1978年为分界线的“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与此紧密相关的一种惯性书写模式就是，“解放前”或者“改革开放前”的生存状况糟糕，“解放后”或者“改革开放后”，生存状况就发生根本的变化，如同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更进一步说，如此一种书写模式的背后，也还潜藏着某种类似于进化论的“时间神话”，即由时间给出某种关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承诺。“时间神话”带给我们的一种明显错觉就是，随着时间的自然推移，现实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也因此，如果说何士光的《乡场上》可以被看作一种典型的“翻转叙事”的话，那么，杜阳林的《惊蛰》就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反翻转叙事”色彩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惊蛰》中一个关于八毛钱学杂费的精彩细节。这一细节，发生在云青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这一年应该是1980年，云青八岁。那一次，因为迟迟未交八毛钱学杂费的缘故，徐秀英被赵校长喊到学校去接云青：“这八毛钱也不是我要收你，是学校有这个规定嘛，其实也不是学校的事，是上面教育局给学校定好的规矩。当然了，自古以来哪有读书不交钱的道理呢，你说是不是?孔夫子教弟子，学生还要割刀肉孝敬他呢。扯远了，我不是说割肉的事，说的是学费应该交，再说又不是笔大数，八毛钱嘛，你明天让云青带来好吗?全校就他一个人没交钱了。”(第117页)为了筹借这八毛钱，徐秀英曾经跑过好几家亲戚和邻居，结果却仍然是两手空空。到最后，全靠着采萍，才好不容易从小木匠那里借到了八毛钱，方才解了这燃眉之急。八毛钱的学杂费不要紧，关键在于，八毛钱的学杂费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在1980年，徐秀英依然会为八毛钱学杂费而心力交瘁。如此一种情形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徐秀英这样的川北山区的农民们在“惊蛰”之后日常生活依然艰难的事实。有了不止一个类似于八毛钱学杂费这样的生活细节，杜阳林的《惊蛰》当然可以被看作一部带有突出“反翻转叙事”色彩的长篇小说。

与《惊蛰》的“反翻转叙事”色彩紧密相关，杜阳林这部长篇小说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一种乡村苦难叙事。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主人公云青身上。小说一开始，云青正值年壮的父亲凌永彬便不幸因病亡故。“那一年的一月份，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村民们聚在晒场哭了一场。”(第3页)没想到的是，云青的父亲凌永彬，一个正当壮年的汉子，却也因病在这一年离开了人世。对于在当时年仅四岁的云青来说，这种状况绝对称得上是幼年失怙。但请注意，在我个人的理解中，作家如此一种情节设定的象征性意义，恐怕更不容忽视。所谓象征性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父亲去世，云青便失去了可以依仗的靠山，从此之后，只能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来面对充满了恶意的外部世界。虽然只是从四岁到十四岁的短暂十年时间，正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云青却遭遇了诸多的人生苦难。先是受到陈富贵的蒙骗，明明已经约定好赌输烟盒板之后，云青可以到他们家去烤烘笼子，没想到陈金柱气势汹汹地指责云青上门来欺负富贵的妹妹吉祥，这时心知理亏的陈富贵却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火冒三丈的陈金柱大打出手，云青的两腿之间被炭火烧得血肉模糊。如果不是周爷跑到城里买回了相应的药物，及时加以救治，云青那一次很可能就挺不过来了。等到云青上小学之后，早熟的他先是靠贩卖米花棒贴补家用，中途意外受挫后又开始琢磨着做破烂生意。在四处搜求破烂的过程中，每逢炎热的夏日，他就会扑进堰塘里消暑。岂料正是这样一种看似自然的消暑方式，到后来竟然会给他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事情发生的时候，云青已经是镇中学的一名学生了。那时候，他突然感到左腿隐隐作痛：“先是膝盖疼，他以为自己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拉伤了膝盖，歇两天就会好。哪知过了两天，以膝盖为圆心，整条左腿都呈现辐射状的疼痛，小腿和大腿疼得像要造反一般。”(第207页)“云青的怪病发展得很快，现在以左腿膝盖为界，向上，大腿肿胀发亮，粗如水桶;向下，由于血液循环不畅，小腿肌肉萎缩，形如枯木细枝，无法正常承力行走。手指按压左腿，膝盖上方肿泡泡的，皮肤绷得发紧，膝盖下方肌肤皱巴巴的，按下一个凹，半天弹不回来。”(第208页)虽然徐秀英想方设法筹钱把爱子送进了医院，但大夫最后给出的治疗方案却是：除了截肢，别无他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束手无策的徐秀英，只好让云鸿用板车把云青拉回家中等死。若非有幸遇到了善治各种疑难杂症、敢于以毒攻毒的民间中医吴中孝把他死马当作活马医，云青又会在劫难逃。关键在于，云青生命中的苦难并未到此终结。死里逃生之后，为了解决吃不饱饭的问题，徐秀英突然想起自己在广元还有一个打小就过继给了别人家的弟弟，便打发云青前往广元投奔这个舅舅，期望可以在那里谋个活路。正如可预料的，舅舅一家对云青的突然到来态度非常冷淡。自尊心备受伤害的云青打定主意离开广元回到母亲身边。问题出在路费上。来的时候有徐秀英想方设法筹措路费，等到云青打定主意要返回家乡的时候，却没有人可以给他提供这笔费用了。在拦车的计划受阻的情况下，别无他法可想的云青只能一路步行回家。正是在一路行走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吃饱肚子，云青竟然创造出了一种“以工代粮”的生存方式。所谓的“以工代粮”，就是云青出卖劳力给别人干活，以换取必要的食物。就这样，“以工代粮”的云青用了整整29天时间，终于从广元走回了自己的家乡观龙村，回到母亲徐秀英的身边。这一次长达29天的长途跋涉，虽无性命之忧，但也算得上是云青人生中所经历的一次苦难。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在十年的人生中竟然会遭遇如此之多的苦难，多少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之所以强调余华的《活着》构成了杜阳林《惊蛰》的一个潜文本，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我们都知道，余华的小说标题虽然是“活着”，但真正位居文本核心地位的，却是男主人公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到最后，陪伴在年老力衰的福贵身边的，只剩下了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此之多的死亡全都落在了福贵的亲人们身上，不仅会显得充满巧合意味，而且也还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但正是这样，余华貌似现实主义的《活着》才因死亡情景的不断重复而带有了突出的现代主义特质。很大程度上，对于杜阳林在《惊蛰》中“堆积”在云青身上的这么多人生苦难，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来多得不真实的苦难在云青身上的“堆积”，一旦转换为现代主义角度来看，就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更为宽泛地说，杜阳林《惊蛰》中的乡村苦难叙事甚至还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吴承恩的《西游记》，联想到唐僧师徒在去往西天取经的路上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如果说唐僧师徒只有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方才可以取得真经修成正果，那么，《惊蛰》中的主人公云青也只有在经历了这诸多的人生苦难之后，方才能够通过高考实现“鲤鱼跳龙门”，摆脱家乡观龙村的羁绊，考入西北大学，获得通向理想未来的路径。

在强调余华的《活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杜阳林《惊蛰》创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路遥包括《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内的小说创作也同样构成《惊蛰》这部长篇小说的潜文本。这一点，同样突出表现在云青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尽管在日常生活中迭遭苦难，但云青从来都没有丧失过对生活的信心。一方面，他小小年纪就知道如何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体恤母亲和家人。无论是贩卖米花棒，还是四处去搜购破烂，他都是试图赚点钱以贴补家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由于家庭条件所限云青曾经数度辍学，他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读书的渴望，即使被迫辍学在家，他也一直在坚持通过自学的方式满足内心求知的欲望。当细妹子告诉他，不仅可以把二哥使用过的课本都借给他看，而且自己也可以不时地到野棉花山顶给他做一些讲解的时候，云青变得非常激动：“茅草屋内光线昏暗，空气滞重闷热。热辣的太阳光芒被房屋拦到了门外，却未挡住酷暑。云青汗津津的脸充满了笑意，他的腮边各自显出一个酒窝来。细妹子瞬间有种错觉，屋里光线骤然亮堂，气息变得甘爽。”(第188页)云青神情的变化所折射出的，正是他内心深处对知识的强烈渴望。行文至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再一次提及细妹子专门送给云青阅读的路遥的《人生》。尽管说相关时间节点的设定可能会存在一些瑕疵，但由此暗示出的路遥与云青、与杜阳林的这部《惊蛰》之间的内在精神关联，却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不管怎么说，杜阳林不仅能够在正视人生苦难的同时对人生苦难进行必要的艺术描摹和表现，而且能够以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进一步对抗并超越人生苦难，这正是受到路遥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小说临近结尾处，云青和云鸿兄弟俩曾经一起眺望远方：

那时兄弟俩犁了一上午的旱田，坐在田埂上歇息。云鸿忽然站起身，目光平平地望向远处，漫不经心地说：“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看一看。”云青吃惊地看着他。云鸿好像是在和自己说话，并不需要他人的回应：“我想看看那些很远的地方，是否和观龙村一样，有这么多烦恼和苦难。”云青没有说话，抬头深深地看了哥哥一眼，兄弟两人的视线在空中遇上了，这应该是他们生平第一遭，清晰地看到了彼此，认识了彼此。出自同一娘胎的两个人，明白了对方是和自己流着相似血液的手足兄弟。云青默默不语，却在心里应和着云鸿：“也许，只有到了很远的地方，才会让我们真正明白，观龙村也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温暖和牵绊。”(第316-317页)

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往远方的看似是身为兄长的云鸿，实际上却是默默地表示强烈认同的云青。如果说云青向往远方是一种扎根在大地上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张扬，那么对他产生示范性影响的，毫无疑问就是路遥笔端的高加林与孙少平。与此同时，我们也还注意到这样一段叙事，那是在云青已经考上大学之后：“即将离开这片土地的云青，也许是经历过了认真的审视和反省，才明白了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知识就是承载云青远航的舟，能渡他们这一代年轻人驶向广阔壮丽的海域，去实现远方的瑰丽梦想。”(第322页)尽管说如此一种理念性话语的直接插入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来说未必合适，但这样的表述却非常切合于云青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云青的人生道路充分证明的一点，就是读书和知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命运。正因为这一点也非常契合于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中的阿廖沙正是凭借着酷爱读书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方才指认的这个“自传三部曲”同样可以被看作影响了《惊蛰》写作的潜文本。

如果说以上讨论的重心都落脚在了主人公云青身上，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就会转移到徐秀英和采萍母女以及川北乡村那充满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的社会环境上面。正当壮年的凌永彬一去世，家里的全部重担就都压在了徐秀英这个柔弱女子身上。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日常生活中的徐秀英明明处处小心谨慎，特别安分守己，却仅仅只是因为身为寡妇，便遭到了各种欺凌和侮辱。这方面一个典型的细节，就是村里的两个妇女因为周爷出面帮了徐秀英的忙而在周爷的妻子上官云萼面前污蔑徐秀英。一个说：“上官大姐，上次徐秀英和她大嫂争界石你晓得不?你家周爷竟然帮着那寡妇，嗬哟，谁会相信周爷去拉偏架嘛，将刘翠芳手腕子掐红了好大一块，半个月才消!”(第100页)另一个说：“哪里晓得你家周爷，竟然丢掉你们的稻子不去管，一路小跑到徐秀英的稻谷田里，帮她先收稻。估计那次你们家粮食，损失了不少吧?”(第100页)接下来的话语就更加不堪入耳了：“那寡妇就是有手腕子，周爷这么正直的人，都敢去勾引……”(第100页)上官云萼听了却备感激愤：“这些嚼舌根、编排徐秀英一个寡妇是非的人，和当年城里那些指鹿为马、将白辩黑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语言在某种情境下，可能会成为杀人的利器，见血封喉，杀人无形。”(第100页)幸亏上官云萼是一位有见识的知识人，如果她如同村里的那些长舌妇一样，那徐秀英这次就倒大霉了。关键在于，观龙村里绝大多数女性都是热衷于传播各种流言蜚语的普通村妇。既如此，徐秀英被无端诽谤，也就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遭遇。比如，那位年轻时曾经暗自喜欢过徐秀英的孙铁树，仅仅因为在徐秀英急需筹钱给云青治病的时候资助20元钱，就给自己和徐秀英惹来了不小的祸殃。先是悍妻岳红花的无理谩骂，随后便是他们家“三条龙”不管不顾地大打出手。不仅打坏了徐秀英家的那棵梨树，而且还把徐秀英母子几个都打得血肉模糊。即使是身为亲家公的曹运强他爹，也要趁乱在徐秀英身上揩一把油，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因了徐秀英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

与徐秀英遭遇类似的，还有她的长女采萍。善良俊俏的美少女采萍原本和小木匠暗中相恋，没想到师娘在没有征求小木匠任何意见的前提下，就独断专行地决定把自家的侄女丹丹许配给他为妻。为了达到阻止小木匠和采萍继续相恋的目的，师娘甚至不惜使出了在观龙村散布谣言以诽谤、诬陷采萍的下三滥手段。这样一来，“采萍的名声，在这些女人的嘴里，添油加醋地来来去去，一夜之间就败坏了。若照了师娘说法，这凌采萍明明知道小木匠是有亲事在身的人，还不管不顾地贴上去，搔首弄姿招蜂惹蝶，这叫啥?说轻了是不自爱，说重了是不要脸!”(第170页)正所谓流言可以吃人，面对来自观龙村的长舌妇们的流言蜚语，采萍最终还是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正在采萍陷入流言蜚语的旋涡里难以自拔的时候，职业媒婆花巧婆出面替天生斜眼的曹运强做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般无奈的采萍只好应下了这门各方面都极不相称的婚事，从此跳进了曹家的“火坑”里。

《惊蛰》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既能够通过徐秀英和采萍母女的悲剧写出类似于观龙村这样的川北山区乡村的社会环境，也能够借助云青的人生历程完成一种带有鲜明“反翻转叙事”色彩的乡村苦难叙事。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