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用20余万字篇幅描绘出一幅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乡村风俗画。在我们的想象中，至少在一开始，这画面会洋溢着特属于乡村的美好：质朴、静谧、平和……但小说的开头就聚集起戏剧性的要素，划破了村庄的日常生活的天际：“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打破了阆南县龙观村的宁静。那座四面漏风的茅屋传出的悲啼之声，瞬间揪住了人们的心。”

《惊蛰》的开头就已经暗示出小说将会潜入到村庄平静的表面之下，挖掘出一个沉重但悲喜交迭的故事。故事的主线是村民凌永彬一家人，时间的刻度从凌永彬逝世后开始标注——失去丈夫的徐秀英，和失去父亲的云鸿、云青、云白三兄弟以及采萍、采芹两姐妹，要怎样面对这一刻起的艰难困苦？但这个故事又不仅仅属于凌家，因为几乎同一刻，村里的众生登场了：善良的上官云萼、口是心非的岳红花、尖酸刻薄的刘翠芳……观龙村局部的、但颇有代表性的人情网络就这样细密地铺衍开来——这个故事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虽然作者的重心明确，但并不妨碍小说的格局和眼界。

当然，群像中，舞台的追光灯始终打在凌家人的身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打在了凌家次子凌云青的身上。尽管作者采取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讲述凌家的受辱受难或是绝地自强时始终保持理智的距离感，却难掩对于云青的认可。这种有节制的感情，更具有感染力。

这固然是因为作者在云青身上的着墨是最多的，但根底上，缘于云青有着一种道德上的觉醒力——他倔强但不蛮横、善良但不软弱、聪慧但不油滑。这种向善的力量，让读者自觉地站到了云青的身边。作者善于将小说的叙述独白化，用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话来说，“叙述者似乎从小说家那里飘远了，带上了人物的种种特征，人物现在似乎‘拥有’了这些词”。在《惊蛰》中，这种技巧眷顾了小说中的众人，比如在云青身上，其在读者心理上预设下的亲和力使读者更能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小说遍布着自如的转圜，作者的看法、语言与人物调和在一起，尤其在云青的身上，我们甚至渐渐觉得这就像是云青自己在写小说，云青的声音大篇幅地接管了叙述。这种接管无论从叙述技巧上，还是内容上都是水到渠成。作者杜阳林毫不讳言，凌云青的身上有着自己当年的影子——同样的乡村生活经历、同样的磨难，甚至同样的病痛和奋斗之路。虽说小说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会是作者的分身，但很明显，《惊蛰》半自传意味浓烈。正因为是“半”自传，作者才能自由地在虚构的地基上，深情地探索他本人的可能性限度。

小说中的轶事拥有着乡村生活的现实节奏。凌家在贫穷中的坚持、兄弟姐妹间的微妙关系、母亲的苦苦支撑、狭隘的亲戚的报复、邻居的落井下石，当然也有可亲的人们的爱与接济等等。我们眼见着云青被邻里欺辱后的不屈和抵抗、差点得了重疾而亡又被郎中治好、辍学后想自学又怕母亲反对只得偷偷在地窖里读书，而母亲因为担心而默默尾随着他……云青和凌家的悲喜在这一地的琐碎中铺展开来——这些细节描绘着云青的生活图景，但又不直接说明或是判定他的人生，于是营造出一种关于现实的“饥饿感”，让我们一路追随——我们与作者一起，决定了云青的存在。

对于书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故乡的人而言：故乡常常是分化的，或者是人生之初美好而纯净的眷恋，或者是不堪回首、带有灰色尘土的磨难记忆。但杜阳林在这两极之间，坦诚而坦然地刻画了故乡之于凌云青的意义——有灰暗，也有奇迹和温暖；虽然充满苦难，但闪耀着希望的光芒。《惊蛰》的细节和骨架里，融有作者独特的情感和经历，使属于个体的“真实”不断支撑着小说向前奔跑。《惊蛰》的时间背景也是明确的，但作者无意过多凸显小说中人的遭遇与具体历史事件或是情境的牵扯，而是直接以个人的成长和蜕变之路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文中细妹子几次跟云青提到路遥《人生》里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这是小说中的谶语，也是一种暗示，暗示着故事越往后发展，感性的细节就越是收拢成对于往昔和未来的理性思考。

作者在个体和宏观之间，把握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让小说既充满个体微末的动人之处，也具有现实之上的抽象视野。小说中的宏观性思考都埋伏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依傍着上下文，避免了陷入凌空蹈虚的泥淖。譬如，云青是一点点开始理解村里有学问的周爷送他的字幅“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云青现在有一点明白了，人不管身处多么贫穷的境地，遭受何种屈辱，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

这些形而上的问题降临到个人的困境面前时，小说因为显露出一种本真的状态，而承受住了被叩问的压力。这种状态自在而沉静，令小说整体都沐浴在一种朴素而纯真的光辉之下。小说质朴直白的语言风格，与小说的情节和框架乃至精气神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当然也包括作者所设置的中心意象“惊蛰”。“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可作者没有刻意在小说中锐化“惊蛰”的意义，只是在韩老师对于学生关于惊蛰节气的解释中、在校长答应韩老师允许辍学的云青参加高考后，提到了这两个字。整部小说在一种静默的力量中内化了惊蛰的寓意。云青坐上绿皮火车离开家乡远走求学的画面，融在了辽阔的天地之间，也令我们联想到更广阔的天地与众生，这也是小说结局指给我们的方向：“也许再卑微弱小的生命，在这片热土上扑腾奔走，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叙事的追光灯不曾远离过云青和凌家，但小说始终未曾遗忘乡村中的众生，他们一起促成了云青和凌家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引入和退出，都不再是个人的戏剧性事件，它的背景是融合了个体和集体关系总和的乡村社会。

《惊蛰》是一部“自然”的小说，它不曾在小说技法和语言上有过多的纠结，正如杜阳林是一个简单地“发生”的作家，像诗人布罗茨基所说，“带着一种早就建立的措辞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力来到世界上”。《惊蛰》中提到过几次路遥的《人生》。在对乡村的书写方式和风格上，《惊蛰》有着向《人生》致敬的意味。程光炜曾经在他的《当代文学六十年》里解析道：“虽然路遥所在的年代因为已经从现实主义小说向先锋小说变轨，导致了他部分地被埋没，但他的意义，正在于能针对当代状况提出尖锐、深刻的问题。”时至今日，《惊蛰》的意义值得重视：它对卑微的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乡村现实问题的直面，以及对自然质朴的写作风格的坚守，都让它在当下的文学界拥有一种特别的辨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