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我的故乡，我对四川作家天然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在我的眼中，王火老师一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他说话不紧不慢，但往往是一语中的。

今年7月，王火先生将迎来自己的第98个生日，但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那今年将是王老的百岁寿辰。

这几年因为疫情，我一直没有去成都看望王老。每次联系时，王老总是念叨着：小慕啊，如果有机会来成都，一定要到家中做客，我很想念你这位小友。是呀，细想一下，我和王老也有快五年没有见面了。虽没有见面，但每逢过节，我便通过微信问候先生。这两年，先生身体不是太好，去年也是几次住院治疗，今年身体渐渐好了些。

我和王老相识于2001年，现在算下来我们交往应该有21年的时间。当年我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现在则早也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人。但正是这21年的交往，让我和王老不仅成为了“忘年之交”，更让我对他的故事有了更深的了解。

作者与王火

一

王老年轻时曾是一名记者，他告诉我：在抗战胜利后，他是最早一批开始参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有些经历让他至今都历历在目。

1946年2月，21岁的王火作为《新生报》特派记者身份，参与报道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审判战犯前，当时的军事法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希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但出庭作证的女同胞不多。原因是她们受害后，碍于面子，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惨痛遭遇。而且，日寇先奸后杀，老幼不分，全家灭门的太多了。王火老师清晰地记得：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快近中午时，一位满脸刀伤的中国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那时的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身孕，丈夫躲到乡下去了，她与父亲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地下室避难。一些日本兵发现了要强奸她，她为了不受侮辱，一头撞墙，头破血流昏死在地，见状的日本兵走了。但她醒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上来动手，她自小跟父亲学过点拳脚，就同日本兵搏斗，结果脸上、身上被剌了37刀，日本兵扬长而去。李秀英被父亲送进美国教会开设的鼓楼医院抢救，性命留住了，肚里胎儿不幸流产。当时在南京的好几位西方人士对此有详细记载，其中美国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受伤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李秀英受害后，能在丈夫陪同下，主动出庭作证，这引起了王火的注意。庭后，王火主动约李秀英采访，他依旧记得，自己最初采访李秀英时她的模样，“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看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割损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面颊。她用一条长长蓝灰色围巾包裹住大半张脸。”听李秀英讲述不堪回首的血腥恐怖经历时，王火“浑身冰凉而血液却在体内沸腾燃烧。她落泪了，我的心战栗，眼眶也湿润起来。”王火数次对话李秀英夫妇，并实地勘查验证。夫妻俩不厌其烦地支持协助，令王火十分感动，但最触动他的是，李秀英虽被日军毁容，但在抗战胜利后，却是率先勇敢地出面控诉指证日寇暴行的女同胞。“她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更是英烈奇女子，堪称代表中华女性为民族气节和正义不惜殉身的圣女。”

除了李秀英，王火还访问了一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对于南京大屠杀他写满了厚厚几本笔记、拍下不少珍贵照片。1947年，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同时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报道了李秀英等3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另外两名幸存者一个叫梁廷芳，刚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归来。他是南京保卫战中一个担架队长，上尉军衔，城破后逃进“难民区”而被清理出来，押至下关中山码头，在日寇架机关枪集体屠杀时他负伤跌入江中拼死顺流而下游到对岸脱险。另一位幸存者陈福宝，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挖活埋坑时，因人小无力气被日本兵抓起来猛摔在地，满面是血晕死过去，半夜才苏醒过来。在公审日酋谷寿夫前，陈福宝曾带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指证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挖出了一批发黑的骸骨，王火是在场的记者之一。

王火的这些报道，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揭露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

王老说：他之所以要写下这段历史，是要让国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要增加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是要让国人以史为鉴，明白一个道理：国弱民必被欺，国衰土必被侵。

二

《战争和人》（三部曲）是王老的代表作，它最早是以《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部单行本形式先后在1987年、1989年和1992年分别出版，全书共160余万字。这是一部带有王火自传性质的小说。该小说以王火及其家庭为原型，讲述了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坎坷与飘泊，表现了从1 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抗日胜利、内战迫在眉睫这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生活，小说中人物的行踪遍布沦陷区和解放区以外的大半个中国。

在一次专访中，王老跟我详细讲述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坎坷与曲折。为了它，王老付出了自己近30年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王火被分配在上海总工会工作。那时，王火工作非常忙碌，他不仅要负责起草领导讲话稿，还要编工人文化课本、负责安排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还要审看全市上映的电影、审阅书稿、剧本等。但他总想写作，想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可歌可泣历史为素材，创作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作品。从50年代初，王火便开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上海动手创作《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这部小说的写作随着王火工作的调动，从上海写到了北京。但随着1955年“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的相继开展，王火受到牵连，被组织开始审查。他的写作被迫停止。其原因是：当时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王火小说《后方的战线》（1956.9）。这个出版社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阵地”，青年作家王火自然也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联。幸运的是，最后该书责编翟永瑚未被打成“胡风分子”，上海后来也给北京方面写来“王火与胡风并无瓜葛，不是“胡风集团”成员”的证明。组织随后停止了对王火的审查。这之后，王火得以继续创作该部长篇小说。但不久，由于“反右”运动的开始，这部小说再次被王火搁置。就这样停停写写，该小说一直未能顺利完成。1961年初，《中国工人》因转载了一篇关于《刘志丹》的文章被停刊，编辑部人员统统下放。王火被暂时留下负责编辑部的结束工作。当他写完告别读者的文字，处理了一切稿件等未尽事宜后，王火觉得应趁此机会，将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于是他便利用等待下放的这段时间，日夜兼程地写作。终于，王火完成了《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长达120多万字的初稿。此稿后交至中国青年出版社，中青社很满意该部小说，认为它是“百花园中一支独特的花”。本以为该小说可顺利出版，但1965年初，各地出版社均看到中央的一个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随后，所有出版社开始检查自己业已出版的小说，并停止出版所有新的长篇小说。就这样，王火该部小说被迫停止发表。第二年，“文革”爆发，120多万字的手稿，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因为此稿，王火受尽折磨和摧残。对于该小说，王火早已是万念俱灰，不敢触碰。

随着文革结束，70年代末，王火意外地在山东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人文社鼓励王火重新把这部小说写出来。经过慎重的考虑，再加上自己对该部小说难以割舍的感情，王火老师决定重新创作这部长篇小说。1980年夏秋之际，王火老师开始动笔重写自己的三部曲。1983年初春，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顺利完成。但当王火开始进行《战争和人》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写作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85年5月的一个早晨，成都下着滂沱大雨。已担任四川文艺出版社书记兼总编辑的王火，在上班途经出版大楼工地时，见到一小女孩跌进工地上的一个深坑里，正哭着呼救。此时此刻，王火毫不迟疑地跳下深坑，搭救小女孩。他先把小女孩托出了深坑，小孩得救了。然而当他跃出深坑时，由于用力过猛，头部撞上了脚手架上一根钢管底部，头部严重受伤，导致脑外伤，脑震荡，颅内血肿，以致波及到左眼，导致左眼外伤型视网膜脱落，伤势极为严重。在医院治疗后不久，6月，王火坚持创作完成了《山在虚无缥缈间》。但后来在创作第三部时，左眼旧伤破裂，虽经成都医院、上海医院三次手术，但终究还是没有回天之力，王火老师痛苦地失去了左眼。当时医生严肃地警告过他：今后要少做费脑子和有损耗视力的工作。但从上海回到成都，稍事休息养伤后，王火老师又拿起笔，决定用自己仅有的一只右眼坚持写作，一定要完成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最后，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王火老师终于将自己的三部曲全部创作完成，并先后在1987年、1989年、1992年顺利出版。最后，这三部被合并为《战争和人》，于1993年7月结成套书三卷出版。

三

王老与凌起凤老师的夫妻感情，是我所见过的最幸福、最真挚的。

凌起凤老师是国民党元老凌铁庵的最小、最宠爱的女儿。她与王火在学生时代便认识，后来慢慢相知、相爱。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凌起凤随家人一起去了台湾，王火当时已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所有人都以为两个相爱的年青人将会被一海相隔，再相见注定无期。可谁也没想到，两人的爱情是如此坚定，凌起凤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情，在爱人的召唤下，她毅然告别家人，辗转香港。为保护台湾的家人的安全，她在香港故作自杀身亡的殉情结局，骗过了台湾当局。随后，她隐姓埋名悄悄回到大陆，回到爱人王火的身边。两个相爱的人终于经过千辛万苦走在了一起。这段情节如同小说一般曲折、跌宕起伏，令人感动。之后，无论王老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山东、四川；是反右、还是文革，他们的感情从未有过改变，一直是这样相爱相敬，互相扶携；他们就这样从青年走到中年，从壮年走到暮年，这种幸福，让人羡慕不已。这世间最美好的情感，莫不过是最长情的陪伴。正是有了妻子的支持与陪伴，王老的创作从未停歇。正如王老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每当我写作，她常静静坐着陪我，看看书报，更多的是拿我写了放在她面前的文稿一张张阅读，有时候倒杯水给我轻轻地放在桌边。当我停笔时问她：“怎么样？”她总是微笑着说:"行！”

在这世间，这样的爱人可遇而不可求。王老是幸福的，他有这样懂他、爱他、为他的妻子默默地相随与陪伴。凌起凤老师同样也是幸福的，她有王老这样疼她、怜她、念她的丈夫一生相伴。他们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与深沉。

2011年，在凌起凤女士去世后不久，我收到王老从成都寄来的《王火序跋集》。在《心意》一文的开头，王老这样写道：

“编这本序跋集时，起凤去世已快六个月了！她走了！我书桌对面那张靠背椅总是空着，我的心也总是寂寞孤独，过去，那是她的座位。……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总是摆脱不了想念她。想起她，我就想哭，因为她是一个用她一生疼着我的人，如今生死两茫茫，我岂能不朝思暮想？夜里，我总希望在梦中再见到她，但我服安眠药入睡，很少能见到她，偶然见到，梦醒后更加伤心。”

看到这，我黯然神伤。一个近九旬的老人，用这寥寥数笔，写出了自己对爱人逝去的那份无尽牵挂。这份情感是何等的深沉！何等的厚重！深的让这位老人茫然不知以后该如何独自面对黑夜？重的让这位老人梦醒时，心是那样的疼痛！

我相信起凤老师走的时候，回想自己的这一生，她的心里是安静与幸福的，但同样会有一份深深的不舍与牵挂。她知道她走后，王老一定会长久地思念她。而这长久地思念，会让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的心长久地疼痛。她不希望如此，但此时她已不能开口说话，她只能用自己仅能做的一切默默地告诉自己的爱人。

在凌老师即将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当王老站在她的床前，用右手紧握躺在病床上的她的右手时，她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深情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有。那一刻，他们的心紧紧相连。我曾用一个凡人心，猜测着那一刻她心里想要说给王老的话。

“洪溥，我走后，你一定要坚强。生活还要继续，孩子们我不太牵挂，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不要过分难过，今生能遇上这样的你，我很幸福，谢谢你给了我这动人的感情、美丽的孩子、美好而幸福的人生。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为了我，你也要这样。我在那边会好好的，我等着你。我先走了，这样你来的时候不会孤独。我想我们一定会在另一个美丽的地方再次邂逅。我永远爱你！”

王老记得，他与妻子互望的瞬间很短。随后，她闭眼不看，手渐渐松了，“氧饱和、心跳、血压、呼吸-------都在下降，她的手变得冰凉，我的心也开始变得冰凉。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我忍不住在她的额头上深深吻了一下，眼泪悄悄的流下，……七姐！一路走好，将来我会同你在一起的！”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王老送我的那幅《夜泊枫桥》（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很喜欢读王老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喜欢他在小说中对苏州的描写，更喜欢小说中姑苏城外寒山寺所给我的那种意境。所以，有一次，我跟王老说，能否方便时送我一幅《夜泊枫桥》，我想留作纪念。

王老因为很早以前左眼受过伤，几乎失明，他给我写这幅字的时候，双眼都已不是很好。但王老依旧为我这位小友题写了该诗，并致信一封。

“……我二十多年前瞎了左眼后，就不写毛笔字了，视力不好，写字常斜歪，影响布局，久未练习，写的字如同画符，留作纪念则是可以的，别见笑。……”

王老太过谦了，在我眼中，他的《夜泊枫桥》写的很美，它不仅常让我想起《战争和人》小说中曾出现过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个烽火岁月，还让我在一笔一划中，体味出他对我这位小友的情谊，这份情谊让我深深感动。

当我默读这首诗时，突然心中想道：月落乌啼霜满天，霜满天，不正是现在王老的心境吗？江枫渔火对愁眠，对愁眠，不正是王老追思妻子的那种愁思吗？

四

王老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交往由来已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将自己《战争和人》三部曲中仅存的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手稿无偿捐赠我馆。进入新世纪后，文学馆也曾多次与他联系，希望能多征集他的手稿、信札、著作、藏书等资料。此事到2011年底有了进展，王老到北京参加第八次作代会时，我曾当面拜访并提出征集的想法。王老当即表示他会在回到成都后，认真考虑此事。毕竟自己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是要为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资料找一个归宿。2012年9月8日，王老写信给我，商定十月下旬来成都取一批他已准备好的书信。那次我从王老家中取回一大批珍贵书信。2013年下半年，王老再次通知我，他已整理出一大批要捐赠文学馆的重要藏书、信札、手稿、字画等资料。我记得那次我们在王老家中整整工作了两天，当我们把这些珍贵资料一一装入箱中时，王老就像在看着自己即将远行的孩子一样，心中是那样的不舍。很多书他都是摸了一遍又一遍，最后郑重地交到我们手中。王凌大姐在旁边跟我们讲，“爸爸捐这些资料，也没征求一下我们孩子的意见，都给捐了，也不给我们留一些，哪怕做个纪念也好。”王火老师却认真地说：“还是要捐给国家，文学馆会保存好这些资料，以后有人要研究些什么，我这些资料也许会派上用场。留给你们，最后很有可能会散失掉。”我笑着对着王凌大姐说：“王火老师是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留下珍贵史料，您们家人这样支持他，不仅文学馆人要感谢你们，中国文学史同样要感谢你们。我们都在为文学史添砖加瓦。”

当这些资料全部装箱完毕，我们数了数总计38箱。望着一下子变得空旷的书房、书柜，王老感慨万千，他动情地跟我说：“这些资料跟了我几十年，这一下子都走了，顿时有些‘家徒四壁’的感觉，心里还是有些受不了。我也不知道这些资料，文学馆是不是都有用，希望能对你们有些帮助。”我能理解眼前这位老人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轻轻地握着王老的手，跟他说：“王火老师，您放心，回去后，我们会认真整理、登记、编目您这些珍贵资料。为更好保存、研究它们并传之后世，文学馆专门成立了‘王火文库’。以后研究您，那些学者、专家不用东奔西跑，只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王火文库’就可以看到您最重要的资料。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一定会保护好、研究好这些资料，发挥它们最大的价值。”王老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慕，我相信你们，相信文学馆会很好得对待它们。给它们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我心中的一个大事也算了了。”

我记得，那天我们将这38箱资料一箱一箱搬运下去的时候，王老就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当我们全部搬运完毕，即将离开时，王老还是那样站着，我能看出他对这些资料是那样的不舍与牵挂。临别前，我再次紧紧握着王老的手，说：“王火老师。您多保重！您的这些珍贵资料，我们一定会保存好的，您放心吧！我来成都时，一定会再来看您！”王老拍了拍我的肩膀，点了点头。当我走到一楼，再回望时，王老还是站在二楼的门口，看着我们。我跟王老挥手：“回去吧，王火老师，您多保重！常联系！”王老轻轻的挥手与我告别，“好的，小慕，你们一路多注意啊！欢迎你再来！”这个画面，我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五

2017年9月30日，王老从成都打电话告诉我：最近，四川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他的10卷12册680万字的《王火文集》，他已让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寄出一套。因书是由出版社直接寄出，再加上文集太沉，王老不愿再辛苦出版社同志给他拿到家里。因此，他无法给我签名，希望我能理解。听后，我极为感动，我知道现在老作家出版文集很不容易，而且出版社对于作家文集的印数一般都不会太多，王老有那么多至亲好友，他们都尚不能保证人手一套。这时，王老依旧能想到我这位小友，这确实让我感动不已。我记得：前两年，当王老将其全部手稿、书信、著作、藏书等文物文献资料捐赠文学馆后，我曾想向领导申请可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为这位著作等身的老作家出一套《王火全集》，以表彰他对文学馆征集工作的大力支持。后来，我得知四川文艺出版社已有为王老出版文集的具体计划，而且资金也已到位，此事便没有继续。

当我在电话中表示自己由衷的感谢时，王老在电话中接着说道：“小慕，这样，等书收到后，我给你写封信，我在一张纸上写上赠语，到时，你把这张纸贴在第一本书的扉页，我以这种方式给你签名，如何？”王老待人的真诚与细致，让我不知该说些什么？除了表示感谢，我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在此文行将结束时，请允许我在千里之外送上我对这位老人最真挚的祝福：祝王火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