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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任杰: “情义”作为传奇与品格——读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
来源:川观新闻 编辑:骆驼 时间:202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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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影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是当代四川作家马平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这种“好看”不仅表现在小说描写了主人公雷高汉颇具传奇色彩的百年人生,也体现为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和引人入胜。更为关键的是,小说在以生动诱人的笔调书写人之“食色”时,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人以何活着”这一具有恒久思考价值的话题,并试图从历史通连当下、以文学介入现实,从而显示出一种颇为难得的创作雄心与文学理想。

应当承认,当代中国的文学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被评论家们挂在嘴上的“纯文学”的影响力已一再滑跌而越来越退居一隅,与世无争、自娱自乐。当然,浇自己块垒、为自己写作并无问题,可是,当文学失去和现实、和时代对话的意识与能力后,再繁复、再华丽的书写,也只能是眩人眼目的“七宝楼台”,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作为严肃文学的《塞影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小说在着力营构“故事”的同时,展现出一种直指当下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形诸宏观层面的革命叙事,也并非以豪杰英雄为主角的历史言说,而就是对最普通、最平凡的小人物的注视与尊敬。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方唱罢我登台,大浪淘沙之后,只有那些体现于平凡人物身上的朴素情义与人之为人的必要品格,才会真正沉淀下来,并格外让人动容。

一、“他现在是他自己的‘史官’”

《塞影记》的主人公雷高汉就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雷高汉又很不普通——活到一百零七岁还能身体康健、思维清晰,已经十分难得;更何况,他的人生还有着那么多让人惊叹的故事。由是,《塞影记》具有了一种历史演义式的传奇性。

传奇都带有一种回顾性,《塞影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年过百岁的雷高汉对既往人生的回顾。而回顾本身可谓一种历史叙述,因此,历史当然是内在于《塞影记》的一个核心维度。《塞影记》所叙述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延伸到了当下,跨度不可谓不大。但显然,如此长时段的叙事设置一方面为作者的辗转腾挪提供了宽阔空间,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小说展开的最大障碍,因为一般长篇小说的篇幅很难对百年历史进行从容抒写,尤其是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而言。在这风云激荡的一百年里,有着太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与事件,如何理解与编排这些历史时刻便成为每一部涉及历史演变的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四川现当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还是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抑或阿来的不少作品,都将宏观历史作为小说的隐形主角。马平的《塞影记》,则没有刻意突显历史本身的重要性,也没有对那些人们耳熟能详且无可回避的历史时刻进行正面描摹,而是直视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中的生存与命运,这从小说中雷高汉的人生纪年上即可略见一斑。雷高汉生于动工修建鸿祯塞的“清宣统三年(1911年)”[1],他只知道“自己是辛亥年生的,因为自己的小名叫‘猪儿’”(第16页)。显而易见,在这里,“辛亥革命”历史事件被隐去了,剩下的只是对雷高汉个人有意义的时间概念。而且,雷高汉逃难至鸿祯塞所在的板桥湾时是1919年,这一年,爆发了注定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一笔的五四运动,但小说对此也没有丝毫表示,只说明雷高汉“逃荒到当地时已经八岁”(第7页)。

在《塞影记》这部书写百年历史的小说中,宏观层面的历史时刻并不参与叙事的展开,小说人物的人生历程才是唯一的叙写对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塞影记》是抽空历史的书写,而是说,马平在小说中试图破除通常的历史迷思,让人回归人本身,而非依附于宏观历史或意识形态。雷高汉的不识字,也就以一种最为质朴的方式隔绝种种波谲云诡的思想变动而触及生活的本质。

实际上,雷高汉的人生故事虽说是在他一百零七岁的时候由作家景三秋,即小说中的“我”发掘并记录的,但是如果没有雷高汉在七十多岁时努力识字、学习后所写下的众多“自传”材料,“我”根本无法了解他的人生。换言之,雷高汉其实已经为自己立了传,“他曾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水官’,但是,他现在是他自己的‘史官’”(第126页)。进一步来说,《塞影记》就是一部个人史,其所呈现的并非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而是小人物的“大历史”。

雷高汉在三四岁时被拐卖,八岁逃难到板桥湾被养父母收留,并随养父姓。养父母前后脚去世后,雷高汉典身还债,在柳家当了六年长工,周边人们皆叹服于其“义”。后来雷高汉被打算扩建鸿祯塞的包家人看中,挑进塞中做工,他的任务是修建鸿祯塞逃生暗道。修完暗道,由包松堂、包松亭兄弟做主,雷高汉被选为染了怪病的包家小姐包松月的女婿,但是结婚当天,包松月就已死去。后来他才知道,包松月是在结婚前一晚烧炭自杀的,他相当于娶了个死人。而担了女婿虚名的雷高汉,仍然每日怀抱着贴有包松月照片的小镜子,恪守本分,向岳母请安尽孝。尽管自此之后雷高汉有了田地,有了自己的佃户,也有了新职位——水官,但是,他自始至终不被包家人认为是自己人。雷高汉人生的更大转折是把包松亭的话当真而发生的。包松亭骗他要把小西施梅云娥抢回来给他当媳妇,而雷高汉刚好就成了解救梅云娥的那个命定之人。然而,梅云娥转头即被大老爷包松堂娶回家当了小妾。历经种种熬煎,早已互许终身的雷高汉和梅云娥终于灵肉结合,并且梅云娥还生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小女孩。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被包松堂发觉后,与其太太汪碧鸾联手造成土匪入侵鸿祯塞的假象而枪杀了梅云娥。幸运的是,孩子被雷高汉从暗道中救出去送到佃户家安置。后来,新的历史时期到来,包家覆灭,雷高汉被划为富农分子,他又先后与曾为汪碧鸾女仆的翠香、包志默的遗孀虞婉芬组建家庭,但破解梅云娥留下的藏头诗和寻找丢失的女儿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事业。最终,真相大白,但雷高汉选择不打扰女儿金海棠生活,而没有与其相认。

雷高汉的一生与鸿祯塞有着不解之缘。在小说中,像一座城堡一样覆盖整个山丘的鸿祯塞是雷高汉生命里巨大的实体性存在,直到他作为孤寡老人被房地产商选中,要为他免费修建“安乐居”时,他还提出了在新房里必须要能看见鸿祯塞的要求,否则他宁可放弃成为慈善对象。暮年雷高汉在与鸿祯塞的对视中,相看两不厌,双双隐入历史的尘埃。不同的是,雷高汉可以说,可以写,而鸿祯塞只能静默着。对雷高汉而言,他的确活在鸿祯塞庞大的影子里,但鸿祯塞又何尝不是他的“影”呢?其实,无论是鸿祯塞,还是弥漫于鸿祯塞之上的恩怨情仇,百年之后都已在苍茫暮色里隐没在雷高汉悠长的身影之中。所谓“塞影记”,固然有作家表达历史无法真实把握、而只能“捕风捉影”的意图,但更可以是“塞”即人之“影”的预先定位。

雷高汉的一生,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他被拐卖、被欺瞒、被批斗、被托付,但他强烈的求生意志与蓬勃的生命力,又使他的人生既有刀光剑影,也有儿女情长;既有然诺重黄金的信条与原则,也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坚持与等待,显示出纯粹的生命之美。因而,《塞影记》这部小人物的“大历史”就具有了一种传奇般的魅力,独特而斑斓,深沉且持久。

二、活着与活着之上

如果单是书写一个小人物的人生历程,《塞影记》不会具有如此的魅力。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塞影记》同时也讲述了一个关于怎样活着与为何活着的故事。

怎样活着?吃饱肚子当然是最基本的需求。在《塞影记》中,“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譬如,雷高汉的小名“饱饭”即体现了一种对于食物的朴素诉求,对雷高汉的描写也是“个子大,一顿五个馒头都不在话下”(第76页);又如,在新婚第二天感谢送来包松月遗照的罗红玉时,雷高汉随口说要给她送两个馒头,直到人生暮年,罗红玉对此还念念不忘;再如,月圆之夜和梅云娥相会于望哨楼时,梅云娥首先就给雷高汉喂进一张桃片。而在饥荒的岁月里,寻觅食物更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雷高汉为救虞婉芬试图从暗道钻进鸿祯塞粮仓偷米、丁继业给雷高汉送了辛苦省下的米、水库工地上罗红玉和乔桂花为因病而日渐衰弱的包志默偷包子……这些都鲜明地诠释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

不言而喻,马平在小说中并非就“吃”论“吃”,而是以“吃”见人、以“吃”喻理。少年雷高汉手拿别人施舍的九片桃片,给自己留了一片,分给养父母各四片,由此能够见出他的孝顺善良与知恩图报;张巧云煮给逮住杀人犯李傲物的雷高汉的荷包蛋挂面中,体现出的是平民百姓的情与义;中年雷高汉放下刚买的面,为了再见女儿一面而追踪女儿养父母,误以为已经把面吃完了,由此又能看到他欲与女儿相认而不能的那种矛盾与心酸;而在翠香病逝后,雷高汉只能对着那些旧米表达自己的念想:“雷高汉抓米做饭的时候,总会在米缸前面蹲一会儿,有时说几句话,有时一句话也不说。米缸有点矮,他就是蹲下了也还是要高出一截,虽然他没有弯腰,但他总会把头低下来。米缸那么大一张嘴,却吐不出一个字。米香冒上来,就是翠香抓米的手留下的香。他要是蹲累了,就会把大肚子米缸抱住,好半天不松手。”(第184页)经由“米”这一媒介,雷高汉对翠香的刻骨思念才有了寄托。概而言之,在《塞影记》中,食物不止有为了活着的饱腹之用,也凝聚着各色人物的真挚情感,更可谓人在活着之上的明证。

“食色,性也”,《塞影记》写了“吃”,也写了男女之情。很大程度上,和梅云娥的偷情就是雷高汉生命中最为核心的事件,也是小说最传奇的地方。雷高汉被派去寻找和解救梅云娥时,雷、梅的相遇,被小说作者叙写为“那是前世的约定,只需火柴一闪,他就已经认了出来”(第72页),马平在这里充分体现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浪漫”一面。雷高汉进入被老爷们所利用的“新婿”角色,和梅云娥“谁来救我,我就嫁谁”的誓言,促生了他们之间的男女之爱。一个是“水官”,一个是小妾,在暗淡的生活中,他们寻找着活着之上的东西,于是在一等再等、饱受相思之苦后,他们终于在一个月夜里解救了彼此。那个晚上,“尽管光线暗淡,他也能认出大衣是黑色的。他还能认出,那一片打开的月光,是女人的肌肤。他牵起那一片黑色,包住了那一片月光。然后,他抱住了那一轮热乎乎的月亮”(第104页)。显然,马平没有以一般伦理观念去评判雷、梅之爱,而是以一种赞美生命原力的态度充分展现出人性之美、情爱之美。

相许终身、忠贞不贰的雷高汉和梅云娥,却又遭到了命运的反噬,梅云娥惨遭杀害、雷高汉失去女儿。马平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此后的雷高汉设置为一个“守节”的鳏夫,没有将雷高汉无欲化、崇高化,而是正视雷高汉的情感需要,把人当作人。因此在小说中,雷高汉又和翠香结了婚,对于翠香,他同样是投入了全副身心。并且,在翠香死后,雷高汉在水库工地上闻到包志默的被盖上有女人的味道时,他还“想了想虞婉芬”,但是同时他又“拧了一把自己的大腿。他的手摸到了包志默的腿,冰冷,他就让自己热乎乎的腿靠过去”(第256页)。有了这一“拧”和一“靠”,雷高汉就不是为活着而活着,而展现出有仁有义有道德的生命底色。

在雷高汉的生命中,还有一个执着的梦想,那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子。最开始,是养父母的两间草房让他得到了身心的安顿。在鸿祯塞修暗道时,雷高汉养父母留给他的那间草房在暴雨中垮塌了,他急匆匆到望哨楼去观望,“他好像在高空看见,自家那屋基上已经用石头建起了坚固的房子,蹿起了一片青瓦的顶”(第38页)。到后来,他住进了鸿祯塞,他在鸿祯塞前前后后住了二十八年,直到1960年后鸿祯塞被征收当粮站时,他终于搬进了自己新修的三间瓦房,并与包志默遗孀虞婉芬组建了新家。归根结底,雷高汉想要的其实不是作为“物”的房子,而是一个可以栖息的家,“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2],雷高汉也最终在接受完“我”的采访后,在那个四面玻璃、能够远远看到鸿祯塞的家里安详离世。

《塞影记》中还经常写到天空,不是白日的蓝天,而是夜晚的星空。雷高汉救出梅云娥,想到自己没有本钱和梅云娥结合时,“天上的月亮只有半块,路却越走越明白”(第74页);在他陷入对梅云娥的相思而无能为力时,“他的眼里包起了泪水,星星就像满天糨糊。不知过了多久,星星又眨起眼睛来了”(第84页);他和梅云娥在鸿祯塞的戏台上第一次相见,梅云娥没有更多的表示,此时“天上那一弯月亮,好像更模糊了”(第102页);在和梅云娥相会于望哨楼时,“他抬头看天上,月亮晃眼”(第103页);在送孩子从暗道出逃后,“天上有一轮雪白的月亮,小路藏进了冬霜和月色的惨白里”(第110页);在决定要多认字以读懂梅云娥留下的藏头诗时,“天上的星星多了起来。雷高汉抬头看了一眼,望哨楼不知挡住了多少星星,让天上乱成一团”(第166页);在将翠香葬于梅云娥坟旁后,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雷高汉看到梅云娥和翠香的骨头燃烧出来的磷火在与星星交相辉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明显,马平也不是就星空写星空,星空在《塞影记》中其实是映现雷高汉心绪的屏幕。那么,马平为何要让雷高汉“望星空”?不仅是雷高汉,小说中的作家景三秋也在望星空——“我”住到“鸿祯田庐”吃了晚饭荡秋千时,“天上的星星好像都到齐了,装进了钢架上面那些方格”(第10页);“我”和雷高汉的后代温寒露成为恋人之后,“满天的星星密得让人透不过气”(第190页)。实际上,望星空不仅体现出雷高汉意图挣脱命运的枷锁,也显示出他在不自觉中追求活着(地面)之上的东西,那就是爱,是良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义,而这些,都是人之为人的必要品格。而“我”望星空则是为了脱离庸俗生活,寻找一些真的东西。由此,康德的那句名言便自然而然地浮现于我们眼前:“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考,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3]

三、小说与现实,历史与当下

马平在《塞影记》扉页设置了题记,题记内容为叶芝《当你老了》中的诗句:“爱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于此即可见出,星空与爱,始终都是马平念兹在兹的对象。如马平所说,“我要的是那‘头顶一丈的灿烂’,而非‘脚下万丈的深渊’。这大概与我的个性有关,我遇事总会朝着善意的方面去想”[4],即便在《塞影记》中细致描写了生存之艰难,他的目的也非渲染苦难,而是想从苦难中捧出一朵美丽的花朵,因之,雷高汉的知恩图报、信守承诺就得到了他的着力刻写。

雷高汉的一生,“一再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第349页),他一直在失去,却也不断在获得。他不功利,但又有执着的追求。雷高汉也不是血气方刚、逞强好胜的斗士,“见了石头绕着走”(第31页)是他的生存之道,他在与虞婉芬成了家后,回家路上遇到包志默之兄包志卓前来挑衅,他表明了不想发生冲突的态度,选择绕开包志卓,从另一条路走回家。雷高汉的性格中有一种黑夜的色彩,不张扬,能包容,有着月亮的柔和与坚韧。可以说,在雷高汉身上,不仅显示着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的德性传统,也表露出老子“上善若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5]的弱者哲学。活到一百零七岁的雷高汉,也便成为生存智慧的象征,也便有足够的资格与被电脑、网络所规定的当下世界进行对话——他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雷高汉的传奇人生是由作家景三秋(“我”)在无意中逐步揭开的,“我”知道,“我写的这个人,一文不名。他说他做了一辈子无用功”,但“我”为何还要写雷高汉呢?“我已经可以断定,即使我的作品过时了,他这个人也不会过时……” (第192页)为什么?不仅因为雷高汉的生存智慧,更因他有善心,有良知,在危难时会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别人。比如,他会为虞婉芬、包志默拼尽全力寻找食物;又如,在和木匠、石匠一起修暗道时,他明白,知晓这一秘密的外人都活不下去,因此他让木匠、石匠先行退出,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而对“我”来说,在雷高汉的人生故事里,“我”看到了生活或人生最本质的东西。“我”是在和前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才来板桥湾旅居写作的。“我”的婚姻,“是温水煮青蛙一样死掉的。我的前妻在电视台做新闻,但我觉得她每一天都在做表演。她还真在几部电视剧里演过配角,但她的演技又让我觉得她在做新闻。她在我面前主要是表演,但她的表演实在是太拙劣了”(第62页)。回顾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雷高汉跨越阶层与伦理,追求真爱并矢志不渝;梅云娥本职是演员,却敢爱敢恨,活得那么真实;翠香、罗红玉等都热烈真诚,毫不虚伪。“我”和“我”的身边人与他们相比,高下立见。不只是婚姻,看到雷高汉和包喜泉、鲁金奎、罗红玉等人的友情,“我想了想我结交的那些所谓的兄弟,同时想了想自己,让一口米饭噎着了”(第350页)。在与尚未远去的历史的对比中,当下的生活可谓千疮百孔。

进一步而言,身在2018年的“我”写百岁老人雷高汉的人生过往,这样的双线设置即已表现出作者马平的一种试图以历史通连当下的冲动。马平从当下返顾历史,揭示平凡人物身上的真与善,内含的意味就是抵抗现实社会中功利、庸俗的价值观,由此,《塞影记》显示出一种深沉而有力的现实指向。文学在马平这里,也就不再只是生活的装点,而可以与现实、与人生进行对话。对于文学,马平有着足够的信心,他说:“我相信,文学永远不会被漠视被抛弃,不会被逼到悬崖边上。就算有一天它真到了悬崖边上,我们也要相信,那儿一定有‘麦田里的守望者’,比麦穗还要密集。”[6]马平还说:“一个好作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挥霍大把大把的想象,也可以释放大把大把的现实。还有,在一个好作家眼里,大地就是天空,天空就是大地。”[7]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塞影记》这样“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言说历史的时候充满了想象色彩和浪漫气息。在马平笔下,历史本就是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人格不为现实环境所左右、良知不因人事变化而丧失的平凡人物,也就在“浪漫”中生发出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文学史的层面而言,四川文学有非常“现实”的一面,比如沙汀等人对底层社会的细致描摹;也有浪漫、理想的一面,比如郭沫若的诗歌、巴金笔下鸣凤与觉慧的恋爱。很明显,马平的《塞影记》更偏向于后者。从地方维度来看,《塞影记》孕育于巴山蜀水之中,有着无法忽视的四川“味道”,这种味道不单表现为小说中梅云娥、翠香、罗红玉、虞婉芬等“川妹子”的善良与真诚、热烈与泼辣,更充溢于小说的字里行间,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语言风格。

《塞影记》的语言明快、简练,富有意象性,显露着四川方言的影子。在此,或可延伸出一个宏观层面的文学话题,即文学创作的地方色彩与超越地域的普泛性之间如何关联、怎样平衡?之所以如此提问,是因为四川文学在处理区域性和超区域性之间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不少作家要么在竭力跳出区域个性,汇入民族合唱,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经验,要么过度执著于某些乡土特色而丧失了更大范围的艺术影响,两者如何平衡一直都是个问题。马平的《塞影记》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探索,譬如,作为记录者的“我”,是从东北到蜀中来写作的,并非川人;“我”看到鸿祯塞后想到的是“溥仪在长春那个‘伪满皇宫’,好像都不如这儿气派”(第10页);跨地域来到川东的“我”在偶然之中开始发掘雷高汉的故事,并深深为雷高汉的传奇性人生所震撼。从对“我”的设置中,不难看出马平是立足巴蜀,又力图写出普遍意义上的人情事理、恩山义海。他在《塞影记》中的尝试,有巴蜀文化的品质,也有跨地域的共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塞影记》是马平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塞影记》的突破是明显的。小说中所写小人物雷高汉的百年人生,既体现着马平对于人性、人格、人道的思考,也颇可视为他对百年民族史和平凡个体之间关系的一种郑重探索。也因此,这部小人物的“传奇”就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更有着思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意义。


注释

[1] 马平:《塞影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以下若引本书皆不再标明出处,只随文标页码。

[2 ] 鲁迅:《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7页。

[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4] 马平、王棘:《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马平访谈录》,《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

[5] 饶尚宽注:《老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55页。

[6] 马平、王棘:《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马平访谈录》,《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

[7] 马平、王棘:《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马平访谈录》,《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