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志》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策划，作者卢一萍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先后深入湘西40多个村寨，寻访了90多人，行程1.53万公里，从5700分钟采访录音和200多万字的笔记素材中，以人为志，选取了湘西20多个脱贫攻坚亲历者的故事，通过不同侧面反映了发生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战贫壮举。围绕这个作品，汪守德、王龙、董夏青青分别提供了不同视角的解读与剖析。
精准扶贫历程的史志性纪录
——评卢一萍的长篇纪实文学《扶贫志》
汪守德
著名青年作家卢一萍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扶贫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在扶贫题材比较热、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部有特色、有分量的上乘之作。作品主要反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并作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其后花垣县及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其他几个县的领导和驻村扶贫干部，努力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脚踏实地地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存在的种种问题，带领广大村民走向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作品首先以充满感情和真实传神的笔墨，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的动人情景，生动地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群众、和霭可亲、平易近人、问询详细、体贴入微的领袖风度，揭示了总书记的到来在十八洞村百姓心中产生的巨大喜悦与震动的事实，反映了在人民领袖与广大群众之间褒有的那种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的密切关系，这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与发人深思的。作品还以信史一般的笔墨，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思想，在十八洞村视察中酝酿产生的过程，能够使本书的读者充分了解和感知到习总书记深入实际、关怀民生的伟大情怀，以及决心改变落后地区贫困面貌所进行的战略性思考，所采取的强有力举措。
作品又以脱贫攻坚的精神，串联起了一个个特征鲜明、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花垣及吉首、古丈、凤凰、永顺、龙山、保靖等地的领导与驻村扶贫干部，如何排除扶贫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巨大困难，即一方面是扶贫干部自身存在的，在单位工作和家庭生活上存在的种种难以想象的负担与困难，另一方面这些扶贫干部所分管的贫困乡村面临着的各类极难处理的重重矛盾，进而以极大的写实的勇气、富于热度的笔墨和深挚的赞美之情，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如只带了“一张嘴”扶贫队长的龙秀林、带上母亲去扶贫的向利生、“且将田园当故土”的印孝等一大批优秀的扶贫干部、第一书记等优秀人物，这些来自于生活本身、质感强烈的人物，以自已的智慧与韧劲，以巨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在第一线实际带动和推动扶贫工作的扎实开展，解决了一个个扶贫路上的难题，春风化雨般地使这些地方的贫困面貌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巨变。
令人感动的是，其精准扶贫不是给钱给物，而是首先在情感上、心灵上关怀他们，帮助他们从精神上改变落后、消极、颓废的面貌，使精准扶贫的内容，既是经济上的脱贫，更是精神上的脱贫。并且着力从根本上把贫困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之产生内生动力来改变自身的贫困处境。在此过程中，一批乡村的脱贫致富典型脱颖而出。如将产品从本土推向世界的谭艳林，通过淘宝由“小虾米”变为“山大王”的土家族姑娘吴添春，从“老酒鬼”“一堆垃圾”变废为宝的网红龙先兰，铁心痴迷要拍电视剧的田嫂，用修路架桥绘就大地艺术的麻兴刚父子，兴办陶瓷厂和兴起七彩生态旅游的苗族汉子石泽林，带动周边整体发展的牛角山上的龙献文，打造出自身响亮茶叶品牌的大岩村里的龙献英，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回乡大学生王少甫，使三年的变化抵得上三百年的乡贤张顺心等，这种遍地开花的喜人景象，表明了精准脱贫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
《扶贫志》是以客观叙述与口述实录相结合，推出的一部反映脱贫攻坚重大主题的作品，讲述的是当代中国的好故事。虽然其是对湘西扶贫工作中涌现出的人和事的真实纪录，是对这一伟大壮举的客观真实的总结，但它更是以人的命运为中心，聚焦于人物的作为，闪耀出人物的高光点。不仅内容可靠、文字质朴、叙述流畅，而且掷地有声、打动人心、催人奋进，是一种有思考、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学呈现；也揭示和体现了“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写出了我党在对于脱贫攻坚的坚定决心、顽强意志和奉献精神，表明了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员干部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没有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齐心协力，是很难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思想与文学质量，是一部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力作。
这部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卢一萍对这一题材所进行的深入采访。他先后深入40多个村寨，寻访90多人，行程达1.5多万公里，然后从5700分钟的采访录音和200多万字的笔记素材中，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事来展开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又进行了较为精心缜密的谋篇布局，参考了某些已出版的此类书籍，并进行了具有文学性的思考与提炼。回顾创作历程时，卢一萍曾谈到：“脱贫攻坚是人类的一件大事，是国之大事，前所未有，我能够参与进来，是我的荣幸……一路走访下来，我看到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巨大的变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那种笑容，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会感动落泪。我知道这种笑容的来之不易，这也是我写作这部作品时，内心最强大的动力。”由此可见，扎实的采访、悉心地写作，炽热的内心、纯熟的技巧，是其写好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
镌刻大地的壮阔诗行
——读卢一萍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
王 龙
“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一片偏远的乡土。因为贫穷，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读完卢一萍将近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后记中的这段文字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大有余音绕梁、心有戚戚之感。
在我看来，这是打开此书的一把重要钥匙：卢一萍既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探访者、书写者，也是一位感同身受的观察者、体悟者。这不仅是湘西大地的扶贫故事，也关涉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都在乡村，我们的乡愁都寄托在那里。
翻开一部浩瀚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多少忧国忧民、叹息肠热的文人大家，留下对于天下苍生冷暖、百姓安居乐业的憧憬夙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为了彻底摆脱贫困，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与贫穷斗争的百年历程中，又经历了多少艰苦奋斗、多少漫长跋涉？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湖南人民作为一群脱贫攻坚的探路者、先行者，肩负着“首倡之地”的重大时代责任。可以想像，发生在新时代湘西大地的战贫壮举，浓缩了多少激荡人心的精彩故事？而在无数个乡村天翻地覆的变化背后，这场牵动着万户千家情感的脱贫战役，参与其中的绝不仅仅是贫困乡村，还涉及整个社会共通的情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100个作家有100种感受和书写方式。但卢一萍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可能正如本书中的一节标题所言“且将他乡作故乡”。在这部作品中，他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一位老百姓在写作；不是他选择了这一题材，而是这一题材撞上了他——在创作上，这是一种更为难得的心灵呼应和文学默契。因此，我才深深理解他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根在农村，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还生活在农村。我不能去糊弄。”
《扶贫志》共有十八章，对卢一萍而言，这是他的十八种人生经历，也是十八种经验，十八种情怀，而所有这一切都可归结为“故乡只有一个，归处只有一个”的情感支撑。来自乡土、熟悉乡土最终又超越乡土的人生阅历，使卢一萍“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也最终使得本书具备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汉代刘向评《史记》语）的文学特质，使我们读到了一部巨笔微雕“精准扶贫”的百科全书式作品。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为“诗人之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则以“襟抱”名“胸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扶贫志》这个书名起的好，“小史掌邦国之志”。“志”意味着特定的文体体裁和书写方向，与人类的坚韧精神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扶贫志》在同类作品中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辩识度，就在于卢一萍不仅是在讲述呈现，而是在挖掘反思；不仅描写了物质的脱贫，更致力于表现精神的“脱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当下“山乡巨变”的叙事，也是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续篇；它不仅反映了湘西大地的整体变迁，还有对于人性光辉的生动状写，因此必将具有更长久的文学生命力。
《扶贫志》是一场走遍大湘西的扶贫山乡行，全书共分五个篇章，将首倡地的探路者、村干部、扶贫第一书记和扶贫队员、脱贫群众、新乡贤的扶贫故事一一展现。书中的主人公既有扶贫干部也有被帮扶者，书中的视点既有领导视角也有百姓心得，讲述的方式既有作者记述也有人物自述……这种“纸上纪录片”一般交相推进的复调结构方式，通过18位亲历者的故事徐徐铺开，给人一种丰富多维的阅读快感。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卢一萍讲述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凡人小事，但他的笔触真正深入了山乡河流的大地理脉，触及了乡土中国的精神纹理，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精准扶贫”不仅止于物质层面的发家致富，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淬火蜕变。比如他描写农村留守儿童的现实处境，描写“不患贫，患不均”的集体心理，描写有的农民自私狭隘的种种行为……他客观陈述了乡土中国历尽艰辛的自我成长，也如实反映了亿万农民命运遭际的人性光辉。庞大的人物群像在他笔下写得收放自如，复调的叙事如同一曲雄浑的交响。这是一部广阔农村父老乡亲的集体传记，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留下的生动侧影。
我认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不光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剑客”，还应该是一位十八般武艺样样皆会的“侠客”；而非虚构作家更应该具备强烈的行动性，介入性。如果把非虚构作家的综合素质比喻成一个长方体的话，这种体积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作家综合素质=长（对特定领域研究的擅长）X宽（博古通今的知识面）X高（俯瞰世界的高度）。
在《扶贫志》的采写过程，为反映湘西精准扶贫全貌，卢一萍在40多天的采访时间里，采访了 90多人。最后，他从 5700 分钟采访录音和 200 余万字的采访笔记等素材中，以人为志，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事。这一数字的背后，不仅蕴含着作者付出的心血和专注，更有他对于“一个都不能少”这一庄严承诺的深层观照和独到理解。当卢一萍深入大湘西的30多个村寨，在老乡的屋檐下、院坝里和田间地头，听着那些带着泥土气息、乡野滋味的故事时，我想让他一次次唏嘘感动、泪湿青衫的，不仅仅是这些震撼人心的扶贫故事、奋斗历程，更有卢一萍试图不断挖掘人类如何超越平凡、成就伟大命运的努力，从而完成对这一宏大题材的精神超越。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史家开具三个条件：史才、史学、史识。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则在《史学导言》中用“史心”一词名之。正因有了这种研究历史的公正之心，才能锻炼出自己独有的史识、史鉴、史胆几种能力。在我阅读卢一萍的许多作品中，无论虚构类还是非虚构类，都具备这种可贵的“天问”式思索精神，具备一种悲天悯人的“史心”。感谢卢一萍捧出这样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农村巨变的作品，让人们重新燃起对中国乡村的信心、希望与激情，也让我这个久未还乡的游子，看到了一个回得去的故乡，一个值得期待的远方。
赢得行踪似转蓬
——读卢一萍长篇非虚构新著《扶贫志》随笔
董夏青青
2020庚子年，惊心动魄的抗疫之年让2021年的除夕之夜显得格外祥和与安宁。疫霾尚未散去，往年春运的火热景象也被人们响应原地过年的号召冲淡。在刚过的新年假期，和很多战友一样，我没有返回湖南和家人团聚，而是留在单位，将往年用来走访亲友的时间拿来读书。这几天里，我陆续读完了卢一萍创作的，反映湖南湘西精准扶贫面貌的长篇非虚构《扶贫志》。读罢全书，我的内心被书中壮阔的时代风貌与个人切入时代的豪情所震撼，一时间，心情全为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牵引，随他们的悲喜而动。
《扶贫志》全书近四十万字，分五个篇章，采用作者记述和人物自述交相推进的复调结构方式，通过20余位亲历者的故事徐徐铺开，映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田野的亿万人的命运征程的辉光。以历历在目的拼搏图景，注解了“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的壮美。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随后，战贫一线的带头人和广大群众戮力同心，“用自己的力量与贫穷抗争：在泥巴路上铺上柏油、给每家每户通水通电，开垦荒山种上经济作物，抚平‘有父母的孤儿’心中的创伤，让该读书的孩子走进教室，让被命运痛击的人有坚实后盾……这些微小而美好的改变每天都在发生。”
诚如《扶贫志》在第一篇题记中写到的：
“人类与贫困的斗争从未停止。”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博士，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呼吁“三农”问题，一时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让广大国人恍然惊醒，中国各级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战贫持久战。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崛起”是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那么在近十年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疑是与所有人休戚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人生命的戏剧性，往往由时代所赋予。《扶贫志》中，这样一批被时代与人民选中，担负起伟大而艰辛的历史使命的人，他们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经历都不尽相同，却都释放着独一无二的人格与灵魂的热力——
其中，有作为“精准扶贫”这一重要论述首倡地花垣县的县委书记、有扶贫扶白了头发，登上国庆阅兵扶贫攻坚方阵彩车的“一张嘴干部”；也有湘西万千劳动人民中的一个，拿拾荒、卖家当的钱拍摄《千里寻母记》的农妇、有誓把“鬼地方”变成“好地方”的外来媳妇……
同为女性，我对书中很多女性人物有着更为强烈的共情。
书中写到的最感动我的是，拍摄电视剧《千里寻母记》的田金珍。当年，田金珍所在村庄从事耕种的青壮年几乎绝迹，老人除了劳作，还要照看子女外出打工之后随手甩给他们的孩子。她在外出拾荒时，眼见留守儿童越来越多，成群结队，小狗一样四下乱窜，有的人甚至乱食野果，中毒了也得不到及时救治，常为此心痛不已。2004年3月，去赶场的田金珍偶然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发现原来是有人将一些湘西人唱苗歌的画面录了下来，刻录成光盘，放在乡场上兜售。田金珍就萌生了拍摄留守儿童真实生活的想法，希望以此引起孩子的父母和社会大众的怜悯心，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当时她也不懂怎么去拍电视剧，她的想法是，自己看见的留守儿童是什么样子就拍成什么样子。最后不但把自己捡破烂攒下的一点积蓄搭进去，还瞒着丈夫卖掉了家里一头猪才筹得了拍摄经费。之后，田金珍从用自己拾荒挣的一点钱资助留守儿童，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不但开办“留守儿童自强班”，还推行了苗绣、养蚕、种水稻，终于实现了夜郎坪村的振兴。
这些善良质朴、敢拚敢冲的人的故事有多么惊心动魄，他们的话语就有多么朴素——
我是一个踩地雷的人，前面有不好走的路，我帮你们蹚，有刺条我帮你们砍，有难我先当，如果有福了我让你们享。我能做的事情，你们肯定也能做，我们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双手改变一切。
你坚持了那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她说她没有坚持，也不懂坚持，她只有一颗永远不会变的心。别人又问：那颗心是什么？她说：母爱的心。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但一颗母爱的爱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除了田金珍这样有大爱的女人，还有1990年生于洛塔乡陈庄村的土家族女吴添春。她8岁时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误诊，服用过量激素药，18岁时双侧股骨头坏死，关节变形，几乎丧失行走能力，出门都要靠父母背着，后来带领村里人创业。因为生病，吴添春在治病的过程中通过网络结识了一些大山外面的朋友，当她发现一些朋友对神秘的湘西很感兴趣，加之受到网购风潮兴起的启发和带动，她做起了电商平台，还注册了“湘春丫头”的商标。有些贫困家庭，光在她这里，一年就能卖上万元的东西。
还有把生意做到了意大利、法国、泰国等地的谭艳林，8岁起就扛着竹筐赶场卖菜的她，放弃了通过个人奋斗得来的大城市更好的生活，回到龙山县开设工厂，整个湘西州就有1478名留守妇女和910户贫困户在给谭艳林做事。
当然，这本书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远不止这几位，还有那些支持亲人奋斗在扶贫一线的家属们。像龙秀林103岁的外婆，当见着派驻十八洞村几个月后，头发都白了的孙儿，不禁心疼说：“你这是拔穷根呢，千百年来没人能做到的事，哪有那么容易的？”
听罢，龙秀林胆眼泪差点涌了出来，“外婆，就是难啊，没想到会这么难！”
事实上，只有读到当84岁的老人要求成为产业带头人，当扶贫队员风雪夜归收到挂在门上的棉鞋，当亚当·斯密商学院的硕士在乡亲们面前热泪盈眶，当陆军中校穿着军装去“化缘”，将粽叶变成金叶，当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文学青年携全家从北京来到桑植，当石家庄的退伍老兵选择将自己埋在战斗过的扶贫一线，百姓万人相送，才能理解300万扶贫精锐“借势东风擂战鼓，脱贫攻坚固”的豪情，才能理解第一书记、扶贫队员为何被誉为精准扶贫的攻坚者。
在财经纪录片《激荡三十年》的最后一集中，罗振宇说了他经历的这样一个故事：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后，他遇到了一位印度记者。这位记者对罗永浩说，自己来中国几天了，有一个现象怎么都不能理解：中国的土地面积虽说是比印度大，但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可居住面积只有三分之一。能住人的地方，印度要比中国大。人口呢？中国人口13亿，印度10亿，这笔账算下来，按理说中国人口密度应该比印度大得多才是，但是在中国这几天，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印度，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磕头碰脑，满眼看去到处都是人。在中国，大城市确实也很拥挤，但到了一些中小城市，一到上班时间，街道马上空旷了，若是开车到城市边缘的郊区去看，满眼的田野，什么人都没有。中国的人呢？不是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什么和印度比起来，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反差？
及至奥运会闭幕，这位记者再次找到罗永浩，告诉他之前那个问题，他已有了答案。记者说，我跟中国人打交道，发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无论他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高低，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刻该去哪、该做什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它是被一种强大的愿力，一种愿望、一种力量、一种向往给整合起来的一个社会，所有的组织力量，在催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去奔走。这种强大的整合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正是这种强大的愿力，激发着每一层级的组织、每一位个体的巨大潜能。在《扶贫志》中，有太多大情怀，也有不胜枚举的大智慧：时常在工作中累得晕倒过去的全国劳模谭泽勇，为了规划建设“七村联创扶贫产业园”，把原本“离心离德”的人拧成一股绳，他带着几个村的书记、村主任到他精心挑选的全国劳动模范所做的产业所在地“游山玩水”，让规划在最短时间内落了地；湘投集团的陈鹏为实现“扶贫先扶志”，摸索出了“五树五建”的工作方法；龙秀林结合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思想理念，探索、开发了“村民思想道德教育信息化管理系统”；父子隔山同扶贫的麻兴刚，在茶叶和农村旅游的基础上发展茶旅一体化；为了让牛角山变金山，兄妹二人齐上阵的龙献文与龙献英，在谋划生态养殖产业的同时，成为搞湘西苗寨乡村旅游的第一人。还有石泽林的陶瓷“七彩王国”、王少甫的“莓茶王国”、张顺心的“竹山模式”……如何让一个个“空中楼阁”落地生根，成为乡民们的生存依托与理想寄托，他们的故事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深厚的民族智慧。
在一篇题为《中国智慧》的文章中，笔者总结了中华传统的五个特点，每个特点都包括了两个方面——
在“尚贤的民本主义”中，包括了“尚贤”和“尊民”；在“重情的团体主义”中包括了“重情”与“为公”；在“务实的理想主义”中，包括了务实和理想；在“辩证的理性主义”中，包括了“辩证方法”和“理性精神”两个方面。可以说，《扶贫志》中很多精彩篇章正来自于展示，参与扶贫的个体是如何将“理想”通过“务实”的路径实现的。而当每个行动，当“一定手段追求一定目的的过程”历经千辛万苦而终获成功，读者内心也产生了不亚于任何一位书中人物内心的喜悦。
读懂乡土中国，或者说，尝试走近广袤田野大地，这份得自书中的心有戚戚焉便是一个起点。如有后来者，也希望对这片热土有所奉献，凝聚众人才智与丰富经验的《扶贫志》也必定是一本绝佳教材。
在后记中，卢一萍谈到，为了写作这本书，他在40多天的采访时间里，完全“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先后深入30多个村寨，寻访70多人，行程1.53万公里。最后，从5700分钟采访录音、240万字的采访笔记和录音整理的素材中形成创作思路，讲述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精彩卓绝的人生故事。
为什么一位创作者会对这样一个题材抱定如此深厚的感情，甘愿付出巨大的热情和心力去完成？后记开头的一段话很好地做了说明：
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一片偏远的乡土。因为贫穷，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因为当兵，我得以离开那里，终于不用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刨食，重复我祖辈一生面朝泥土的生活。但我是会做每样农活的，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并非都是黄土，还有暗红、褚色。我清楚地记得每次耕种时的辛劳，以及撒下种子后的忧虑——一切都得仰仗老天爷给的风、给的雨、给的光，风大了，庄稼倒伏，果实落地；雨多了涝，雨少了旱；阳光不足，收成不好，阳光太烈，赤地千里；以及虫灾、假种子，甚至施肥过多，都可能影响收成，所以，做一个农民，一年四季，日日忧虑，步步惊心，心如汤煮。
所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离开农村，跳出农门，既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1990年3月，我参军入伍，服役三年余，考入军校，终于不用再怀抱黄土，背负烈日。此后从少尉排长而至军旅作家，或大漠军营或雪域边关，或京城求学或沪上读书，或新疆或四川，或拿枪或捉笔，在外颠簸半生，把自己打量一番，发现依然是个农民——从内心里，也更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主要是发现，四面八方走遍，都是他乡，天南海北滋味尝遍，还是老家滋味最好。故乡只有一个，归处只有一个。所以回到蜀地，总想往老家跑，城里长大的妻子很是不解，城里多么舒适，为啥总想回那个地方？我有些自豪地说，那是我的故乡嘛。
看完这段话，我禁不住在心里打趣卢一萍，套用最近挺时髦的一句话，叫“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不对，仍是老农。”若不是曾有过共同的命运，又如何能用农民耕种一般的坚韧和执着，书写出这样知冷知热的体己文字？没有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心到了、脚走到了，从字里行间结出的稻谷才香、袒露的每一张面庞才真切的可爱与可敬。也许，对于每一个想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来说，“行万里路”都是不二法门与宿命所向，用一位湖南老乡曾国藩的诗文来讲，便是“读书识字知何益，赢得行踪似转蓬”。
读完《扶贫志》，很想谢谢书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感谢他们也扶了我精神层面的“贫”与“乏”，教我做人更勇于吃苦，擅在苦中求乐、求索，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可忘记“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湘精神。他们的无私也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人类的未来通向何处，孟子所倡的“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人人都能过好日子的社会，都值得此刻的我们全力以赴为之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