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21年4期发表的姚鄂梅小说《背风处》，先后被《小说选刊》2021年第9期、《小说月报》2021年第9期、《中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5期选载，备受好评。这篇作品也收入了作者小说集《家庭生活》（书中题为《柜中骷髅》），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经过读者口碑发酵，连续两次加印，并入选豆瓣图书榜单2021年度十佳国内原创小说。今天与您分享《家庭生活》责编与作者姚鄂梅的访谈，呈现一位小说的艺术思考以及阅读、写作与文本外的日常生活。

1、我想先请您聊一聊您的教育生活经历，看资料您好像做过银行职员、文学编辑，可否再向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姚鄂梅：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进入大学接受正规的中文系教育，高中毕业后，我只读了个省中专，学的是财会，为此我几乎抑郁了两年，幸亏我一直痴迷于阅读，阅读救了我，也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中专两年，我专业成绩一般，但把学校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都借阅了一遍。后来我想，其实我不必对自己没有接受过正规中文教育耿耿于怀，对于写作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保持文学的警觉、文学的思维，以及持之以恒的学习，而不是掌握那些教案上的文学知识。另外，我觉得我的家庭氛围对我走上写作之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中文系出身，大哥姚永标，1980年代就开始写诗，一度在湖北诗坛十分活跃。二哥是个全能型的文化工作者，是我们家族的谐星。我们兄妹一直非常亲密，任何一次交流和玩笑，在我看来都是十足的中文系底色。在我们都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假期里相聚，每次都会发生通宵达旦地闲聊，令我们的邻居百思不得其解。我已不记得我们到底聊了些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聊的绝对不是具体的生活。是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疯狂阅读，加上疯狂闲聊的刺激，送我走上了写作之路。

2、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姚鄂梅：我有一个表格，逐条记录我历年来发表的作品，从这张表来看，是从1997年开始的，但第一次动笔似乎更早，我记得好像是在90年还是91年，我写过一篇非常非常青涩的小说，但那之后，直到1997年，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字也没留下来，也许我把写作变成了压在心底的念头，也许生活令我仓皇疲惫，无暇他顾。

我觉得写作还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有些经历了，有饭吃了，有点闲暇时间了……没有这些，写作是很不容易坚持下去的。当然，前提是真诚，真诚面对写作，真诚地面对生活，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漫不经心，一掠而过，跟谁交流都不走心，那他也探测不到别人的世界，只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反复徘徊。

3、《家庭生活》这本小说中涉及阶层、背景、环境很广，不知道您是如何关注到不同的人群，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吗？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取材的？

姚鄂梅：写作的人大多有着很强的推演能力，通过一个具体的形象，比如长相和穿戴，一些具体的感觉，比如面对面的聊天，大致就能捕捉到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行走在大地上，无时无刻不在跟人交流，哪怕只是看着一个陌生人走路，也能收获很多信息。

我不会写我完全不熟悉的人，也不会写不能打动我的人和故事，既然它能打动我，必定是在我拥有了关于它的足够素材的基础之上。

关于取材，我们不妨以做菠菜咖喱为例。没有人直接把菠菜扔进锅里，必须做很多准备，要备足各种材料，切碎，烫煮，打成糊，煸炒辅料，再煮，然后才摆盘上桌。面对一盘美味的绿色咖喱，你可以说它取材于菠菜，但它早已没有菠菜的样子。

4、您觉得《家庭生活》这本小说在众多读者间引起回响的原因是什么？

姚鄂梅：就是昨天，我一个朋友看了《家庭生活》发微信给我，我引用他的原话：你怎么能写出这么难受的故事出来哦。看了第一个，得缓一缓。真的很难受。很多年前看《活着》的时候，中间有那么一点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朋友的感受，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本小小的集子居然受到这么多读者喜欢，只有故事不断向外传达出强烈的情绪，才会感染到读者，引起读者的共情。

其实文字有没有蕴含强烈的情绪，作者是能感觉到的，这也给我提了个醒，如果自己都没有感受到某种强烈的情绪，那么也别想它能打动读者。

5、您似乎从未进行过小说之外的文体写作，这是为什么？

姚鄂梅：我觉得我是个极其简单的人，简单到笨的程度，就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一根筋，别说同时做几件事情，就算专心致志做一件事，也是做了很多年才勉强做出一点点结果。其实除了小说，我还非常非常喜欢诗歌，在我的藏书里，有大量诗集，写小说之前，也试着写过几首，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应该好好写小说。

6、能否谈谈四篇小说的创作缘起，怎么会想到写这几个故事？

姚鄂梅：关于《基因的秘密》：我关注家庭这个领域很久了，在我看来，家是最温柔的地方，也是最狂野的地方，家最包容最单纯，也最自私最赤裸，家是港湾，也是巨大的风暴中心，家让我们归心似箭，又终生都在梦想着逃离。

我重点想说说这篇小说里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弟弟。一开始我没有设计这个角色，很快我就发现，这与实情不符，一般来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最聪明的人，他们代表着这个家庭的智力巅峰，是这个家庭的宠儿，也是这个家庭的荣光，这样的孩子到了社会上，常常有种异乎常人的个人尊严感，这是器重他的家庭所赋予他的。有时候，为了这个孩子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他的聪明，全家人都要为此过着节制的生活，这种明目张胆的专宠，不假思索的被压抑，不由分说的被奉献，是多么理所当然，又是多么残酷。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它是残酷的，弱者成全强者，侍奉强者，这样的法则，在大多数家庭里大行其道。偏偏有时这个强者并不能够回报弱者，就算他“得”了“道”，家中的鸡犬仍然是地上的鸡犬。弟弟就是这样，他很幸运，也很努力，而这一切径直将他带向一个无法合群的独醒者状态，最终他死于一次意外，死得仓促、潦草、毫无价值。他死了，将振兴家庭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父亲的心也跟着死了，父亲想去弟弟单位大门口的铁栅栏上自尽，结果并没得逞。天才的火光只从家门口划了一下，瞬间熄灭，一个门户的灯灭了，一个家族坠入黑暗，距离下一次火光亮起，还不知要等多少年，也不知还有没有下一次，一家人从此失去方向，在惯性中打发日子。

我要说的另一个人物就是父亲，我最大的遗憾是把父亲的自杀未遂一笔带过了，我低估了父亲此举对全家人的伤害，他眼里只有弟弟，弟弟生前，他独宠弟弟，弟弟死后，他无视家中众多子孙的爱与尊敬，毅然选择随弟弟而去，他一点都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冷漠与势利，自私与虚伪，不能令他扬眉吐气的后人，在他那里便没有存在感。他根本意识不到他的家庭丛林法则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伤害。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也许我一辈子都写不完。

关于《外婆要来了》：外婆做的事，有疑似贩婴嫌疑，但她并无盈利故意，她甚至自诩是在“做好事”、“积德”。本来，我可以让一个更加身强力壮、更有手腕的人物来承担这一角色，但下笔之前，我临时改了主意，决定启用外婆担此重任，这里面有我的一点小自私，我从没见过外婆，母亲三岁那年，外婆就去世了，认真说起来，外婆也算是战争牺牲人口，日本人打进宜昌时，老百姓纷纷躲进山里，外婆进山没多久就死于伤寒复发和过度惊吓，据说，外婆去世时，拼命抓住我妈妈的一条腿，以至于后来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僵死的手指从我妈妈腿上拿下来。因为这点二手记忆，从未见过面的外婆在我心里一直都有一席之地，现在终于有个机会让我不停地说着外婆外婆了。

写到中间，我突然觉得启用外婆来担任那个角色无疑是正确的，不光是我，恐怕在所有人心目中，外婆都是一个糖豆般的存在，要说她做了什么不太好的事，往往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效果。

关于《柜中骷髅》：通常我们都认为婚姻中的第三者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妻子是受害者、被侵略者，是值得同情的一方，但如果这个小三其实只是妻子的一个阴谋、一道秘密留住丈夫的魅惑甜点、一个兴家旺室的小小手段呢？这时候谁才是错误的一方？妻子吗？可她也有她的撕裂与痛苦、隐忍与付出，换一个角度看，她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而且她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起码她笨拙而吃力地维护了一家单位、一个家庭、一个未成年人所需要的相对平稳的成长环境。

也许就小说而言，根本不存在正确与否这个界限，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有种冒犯了什么的感觉，我把妻子与小三的正确值倒了个个儿，对于被两个女人爱着并保护着的男人，却不置一词，也许在婚姻家庭这个领域，男人们真的已经优越得不想作为了。

从这个角度说，《柜中骷髅》是一个旧题材里的新小说。

关于《游刃有余》：当我决定写《游刃有余》的时候，内心是有点悲壮的，我们都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我们的传统里，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努力，似乎都是为了把本来已经根基深厚的生活打造得更加枝繁叶茂，坚不可摧，而不是把本来还算过得去的生活，亲手掀个底朝天。

我希望我是在探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说实话，动笔的时候我信心满满，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可行的，但越往下写，越没有底气，人真的是需要有家有室的动物，没有这些，太容易枯萎。

7、我读《家庭生活》时，感觉到很强的故事线索，这种线索会吸引着读者一直看下去，故事对于您来说重要吗？

姚鄂梅：故事当然是重要的，但作为小说中的故事，除了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合理性，还要有它的“弦外之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的张力，如果一个故事仅仅解说了故事本身，那是单薄肤浅、没有意义的。我想这就是小说与故事的区别，也是小说的难度，绝非讲一个故事那么简单。

8、我觉得《北京文学》主编师力斌对您的评价很准确：“注重讲故事，不搞叙事圈套；顺着人性这根藤蔓，将悲惨命运一捋到底，黑色阴影笼盖四野；把理想主义冲动和悲悯情怀深深埋藏，将现实的严酷呈现到不尽人情的地步”，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姚鄂梅：师力斌老师编过我很多小说，他对我的小说是很有发言权的，我觉得他就像一个站在高处的教练，他看得到我的动作，我的路线，我的过往和现在，他甚至可以预测我未来的走向，但作为当局者的我，眼前是迷雾一团，我只能凭感觉摸索着往前走，但我有一个信念，努力往前走，努力将每一脚都踩在稳实的地方。

9、《家庭生活》整部集子都浸润悲伤，但书名又似乎有意将这种悲伤深埋，书名《家庭生活》又没有呈现出某种特定意象或者观点，甚至会觉得它很普通。您当初是如何拟定这个书名的？是有何种考虑在里面吗？

姚鄂梅：我的人物大多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家庭对他们来讲，就是人生的绝大部分，他们从家里出去，工作，学习，玩耍，天黑之前，必定会回到家里来，就算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怀着挣脱的心跑出去的，到了外面，还是会思念着那个家，放不下那个家，家仍然是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绑缚着他们。

其实大人物们也是如此吧，家是我们的出发地，是我们的徽章，是我们的胎记，谁不是某个家里的孩子呢？谁能说他的人生之路没有家庭的影响呢？家很小，但又很大，包容了世间一切。世上发生的任何事，归根结底，都是某个家里的孩子做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算是家庭生活。

10、收录的其中《柜中骷髅》在杂志发表时改成了《背风处》，为什么？

姚鄂梅：这是杂志社的要求，可能杂志社有他们的考虑，当我的责编来电话，说最好改个标题时，我没有问为什么，而是把小说看了一遍，重拟了一个标题。我觉得没有问题，《背风处》也挺好。

11、这本小说展露了很多家庭中女性的生活，她们需要不断去处理男人们造成的困境和危机，您平时有关注女性主义或者女性意识相关的话题吗？

姚鄂梅：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对这一块也不太关注，当然这可能跟我的环境有关，我没有体会过被压制和不平等。我觉得所谓平等，不是靠提出来的，喊出来的，当你把某件事做出来了，当你的存在被需要了，就是平等。

《家庭生活》中是有很多女性形象，那是因为女人的天性总是让她们将家庭视为自己的主战场，她们爱自己的家人，操心家里每一个人，有人在外面惹了祸，她要第一时间去把他们接回来，疗伤，安慰，恢复好了再送出去，每一个女人，即使还是小姑娘，在家人遭遇危机时，都会本能地爆发出母性。这是一种受人尊敬的本性。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女性形象，生活中更是如此。

12、您喜欢的作家都有哪些？有哪些作家影响了您的创作？

姚鄂梅：喜欢的作家有很多，而且我喜欢过的作家，永远不会变成不喜欢的作家，这么一来，我“喜欢的作家”这个名单会很长，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只能说，我最近正在读、也非常喜欢的作家，是美国的安妮·普鲁。

具体哪个人影响了我的创作，这个问题我也思考很久了，但我一直没有答案，我觉得可能是个综合的影响吧，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变胖了，但他没法确定自己是哪一顿吃胖的，以及是哪一种食物吃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