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勇是一位文涉纪实、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多门类写作的蜀中作家。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其题材选择，有一个占比很重的鲜明旨径，那就是对故乡巴中持续发力、深耕细作的呈述与热爱——这已然成为他秘密公开的文学“宗教”与文学宿命。他的近五十万言新著、传记文学《晏阳初》依然沿袭了这一脉向。具体说来，他是将循环在自己骨血中的故乡情怀转切为对一位故乡人物倾力复盘式的塑造上。

苗勇对晏阳初的呈现既是历史事实的陈列，更是文学艺术的建构。

全书由三条线在时间的顺流与回流中，自觉不自觉地自然穿梭、交集构成。这三条线，除了其他文章家专营的事业线，苗勇还着力垒砌了情感线和故乡线——这是此书的最大特色和价值所在，当然也是其可读性强的核心密码。

关于事业线，作者扭住“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八字理念不放，梳理、绘写了传主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一战欧洲战场，到中国大地，到菲律宾，到世界诸国，凭一己之力，聚集同志，以民间行为方式，推动、整合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资源，在广大的落后乡村直面“愚、贫、弱、私”的农民兄弟，成功展开一系列令全世界瞩目的变革时间进程的“四育并举”实践：用文艺教育攻愚，发扬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开发生产力；用卫生教育防病治病，培养健康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发扬团结力。最终通往让全世界文明的主体基底，即占全人类总量四分之三的广大农民，迅速实现“除文盲，作新民”的宏大愿景。

在无时不在的情感线里，作者渲染出的气场，端的是动了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的情。从晏阳初对亲友的情，对妻儿的情，对师长的情，对故人的情，对同学同事的情，对祖国的情，对人类尤其是对农民的常含泪水的深沉情意中，让读者感到那个在时间和空间的语境里都远离自己的平民教育家，其实就是我们在农贸市场看见的一位盘摊的低收入市民，在乡村田坎上遇到的一位戴草帽、挽裤管的农技干部。不用说，没有作者对传主的真情实感，就没有传主对自己钟爱之人之物的真情实感。这不是虚构、非虚构的分歧认知，而是表达的实现、未实现。此哲学正理，正如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和世界一样。

准确地讲，我说的故乡线，也是一条情感线，既指晏阳初对故乡的情感，亦指故乡对晏阳初的情感。我说的故乡，既是那片有山有水有森林有蓝天的土地，也指那片土地上的族人、朋友、恩师、历史和民俗；既指传主牵肠挂肚的狭义的巴中，亦指传主踪迹累叠的巴蜀大地。故乡，是一个人的出处，是一个人成长、怎么成长的根脉、气口与初因。父母的血缘传递与耳提面命，巴中福音堂魏牧师的言传身教，保宁府（今四川阆中）天道学堂姚明哲的培养与引荐，成都传教士史文轩的倾力襄助——正是这些来自故乡的接力加持，让晏阳初在成长中壮大，完成了翻山越岭从巴中到成都，沿古驿道东大路从成都到重庆，继而顺江出夔门、泊岸香港，直至进军美国，实现了立志献身拯救平民出苦海这项伟大壮举。这是故乡给予自己儿子的情感。在作者倾情的书写中，晏阳初对故乡的情感，贯穿密布了他漂泊五洲四海的一生。他给予故乡最大的回馈，是因为他的人杰式存在，故乡感到了无比的地灵和骄傲。

事实证明，也只有传主的故乡人，才能写好传主的故乡事——包括情感在内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让外乡人望洋兴叹。本书正叙、倒叙、插叙并施，但大致还是依从了章回式的结构编排，细节描写和氛围营造也充分突显了文学性品质与效果。此外，读者还能够在苗勇的叙述道法中看见一种平实中见奇崛的语言修饰风景。作者行文介绍晏阳初的同时，不时穿插对晏阳初的评论。从这一表征看，将这本传记归类评传文学体也未尝不可。

这是一本什么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这些问题，其实作者已在后记中道出了底牌：“我知道了，而不告诉更多的人，就是对伟人的不敬。一个愿望就在心里悄悄滋生：总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写一写晏阳初，写出我心中的仰望，让许多尚不知道他名字的人，熟悉他，理解他，记住他，缅怀他。同在桑梓，后辈如我，以笔为口号，当是最好的纪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