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收到四川作家税清静长篇扶贫小说《乌蒙磅礴》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在想，随着2020年全国脱贫工作的结束，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已告一段落，“时过境迁”，这样的小说在广大读者之中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还有没有审美价值，值得延续的艺术生命？不管当今的读者怎么想，但于我是无论如何也要看的，因为，小说描写的是我故乡的生活，我想通过小说，看看我故乡的容貌，了解故乡的山水和亲情。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读完《乌蒙磅礴》，那清新流畅的语言，浓郁浑厚的地域风味，流淌着赤水河波浪的扶贫故事，像漫山遍野的山茶花，迎风绽放，深深地唤起了我的故乡情结——乌蒙山深处的山路弯弯，清澈的小溪旁一座座古老的吊脚楼，澎湃的青春与火红的岁月……以至于爱不释手。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指出：“为一个目的写作的作家，即使这个目的不过要恢复那些过去存在的道德原则，因为这些道德原则是不朽的，总是要做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我深有同感。中国的扶贫工作，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党的宗旨的延续。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以解放穷苦人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人民造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就是这一宗旨的赓续和弘扬。
《乌蒙磅礴》与当代大多数扶贫小说不同的是，在选材与立意上，不仅新颖，而且具有宏观思维，开拓性。具体说，它紧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以小见大，从乌蒙山区的扶贫风雨与阳光温暖中，立体地，纵向地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在设计上，它通过倒叙的方式，以一个90多岁的老红军陈国栋回忆红军精神写起，到孙子陈小李以及儿子陈东东当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在这贯穿80多年的故事链条中，岁月沧桑，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改，活跃的生命，始终为改变乌蒙山的贫穷和落后，心心挂念，不懈努力和奋斗。如弥留之际的老红军陈国栋仍在回想着大胡子老班长的声音：
我们为之奋斗的梦想实现了吗？
共产党人有没有忘记当年对老百姓的承诺？
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人们都有房子住吗？
人们治得起病养得了老吗？
孩子们能上学吗？
还有人愿意为信仰付出一切吗？
……
陈国栋大声回答道：“报告班长：我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承诺正在一条条兑现，人民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丰衣足食了，都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孩子们有书念，生病有医疗保险，少有所教老有所养……”
这样一条红线，贯穿小说始终，让新时期乌蒙山的扶贫与红军精神一脉相承，成为共产党人信仰和初心的延续，这一审美创作思想，在当前众多的扶贫小说中，是一种创作理念的突破，有益的探索，视野更阔、更远，可谓登高眺望，独树一帜。如同巴尔扎克所说的，“因为这些道德原则是不朽的，总是要做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
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它是现实世界的艺术创造。在所有的文学类型中，小说比之诗歌、散文，是最接近生活，最能再现和揭示人生风云的文学形式。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认为：“小说是那唯一的辉煌灿烂的生命之书。”可见，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感性的、充满现实观感的世界，人的生命和人性腾挪的世界，它所塑造的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满含生命力的典型形象。“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恩格斯语），如同别林斯基说的：“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乌蒙磅礴》中的典型形象正是如此。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只有扎根生活，熟悉生活，才能产生创作的灵感和塑造人物形象，让审美的翅膀高高地飞翔。为了创作《乌蒙磅礴》，作者曾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深入到泸州市的古蔺、叙永两县，在乌蒙山的密林中、流水湍急的赤水河畔，采访红军的英雄事迹，搜集扶贫资料，与扶贫工作者和贫困户深夜对话……正是在这充满艰辛与希望的生活现场，让军人出身的作家税清静感慨不已。因此，他以小说的形式，饱含情感的笔墨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些感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原生态的，都有其现实生活的原型，甚至包括其故事发生的环境和扶贫的事迹。
陈小李与何小英，这两个驻村第一书记的形象，由泸州市委派驻的一个第一书记的扶贫事迹演化而成，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见这个第一书记的影像。如何小英代表扶贫第一书记上北京作经验交流，即采用当时的原始事件。而陈小李扶贫的朴市村以及菠萝花的传说故事等，也是真实可考。来自北京，国家开发银行派到古叙县担任麻柳滩村第一书记的李学军，以及陈小李的父亲陈东东临近退休主动申请扶贫，被组织部门派往古叙县落卜镇红星村，也确有其人其事。老红军陈国栋的故事及其为民造福的红军精神，只要踏进地处乌蒙山区的泸州市古蔺、叙永两县，就会感到家喻户晓的传承。我们印象深刻而十分感动的是，在扶贫工作中因公殉职的古叙县广电局扶贫干部、业余女作家陈茜茜，也是来源于在扶贫事业中不幸牺牲的余芬的感人事迹。余芬牺牲后，当地上千名群众自发前往悼念，沿街站立，含泪举着“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的布幅为其送别。小说中陈茜茜的牺牲，虽属偶然，不如红军战士的牺牲那样激情壮烈，但在和平年代的牺牲同样感人，尤其是为了扶贫事业。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还抓住年轻人的特点，既听党的话，当好驻村第一书记，为山区的脱贫日以继夜，忘我地工作，又有年轻人充满朝气和青春的闪烁萌动，这就是对陈小李与何小英的爱情书写。这种爱情没有那种轰轰烈烈、山崩地裂的场景，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婉转而甜美的，正如小说所描写是“浪漫柔情”的，那是因为环境和事业的需要，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扶贫上，“村子不脱贫，个人不结婚”，这就是他们的海誓山盟，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高度。
唐代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指出：“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也。”意为作者主观感受的“思”要与客观事物的“境”和谐统一。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具有充分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但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小说人物所生活的环境，都要打上所在环境的真实而诗意的烙印，由环境所渲染建构的。如鲁迅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赵树理的山西乡村、莫言的山东高密、阿来的藏地等。税清静对自己小说人物所生存的环境乌蒙山的描摹别开一面，具有审美的多维性。
小说的环境，首先在于其地理形态。在作者的笔下，乌蒙山既有峰峦叠嶂、河流深切，也有山花烂漫、鸟鸣山涧。如：“这山真大呀，既没有头，又没有尾，一山连着一山，一壑接着一壑。山妹一家人很快就消失在这大山的皱褶当中了。”“虽然山清水秀，却山高坡陡，交通极为不便，对面山说句话，都听得见，走去却要走半天，村民们分散居住在这些高山沟沟壑壑之间。”“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有旧摩托车在不停地卖劲地呼哧呼哧往前冲，群山仿佛也知道他俩的心事，静静地默默地快速向后隐退，只偶尔有一两只顽皮的山雀，不明就里地跟着摩托车飞上一阵，蝴蝶和蜜蜂们好像听闻摩托焦急的呼叫声后，抬起头来仔细观望一阵后，又埋下头，从一朵花飞舞到另一朵花，从这块地飞舞到另一块地去忙碌了。”作者在地理形态的描写中，往往注意让自然对象“人化”，让无生命的环境带有人的思维与情感，如：“古叙河在乌蒙群山间蜿蜒前行，将整个古叙一分为二，仿若银河将牛郎和织女活生生分离，今天又将陈小李和何小英分隔开来。两人只能隔河相望，湛蓝的碧空下，古叙河水滔滔，河滩上杂草丛生，郁郁葱葱的草丛里不时传来阵阵虫鸣和偶尔几声鸟叫。古叙河现在不是丰水期，哗啦啦的流水吞没了何小英温柔的话语，只有只字片言像人们追求幸福一样，冲破河水的封锁，到达陈小李的耳中，陈小李便加大音量喊着：‘何老师还好吗？哪天我再来接他。’他的喊声，惊飞了草丛里的一对野鸳鸯，那鸳鸯五彩的羽毛艳丽无比，可陈小李此时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动人的景致，他有一堆事情要与何小英探讨。”
其次，作者善于发掘乌蒙山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如：“朴市村位于古叙县南五十余公里的正东镇南面乌蒙山沟壑之中，是盐马古道之要冲。然而，昔日盐马古道的繁华早已不在，随着交通路线改道和时代发展变化，地处乌蒙山深处的朴市，便成了偏僻一隅。”“那时村里就开满了这种非常漂亮的菠萝花，村里人说，这花还是扬升庵命名的呢。”“王子下山来找兵，/找到一个大将军。/将点兵兵点将，/王子点兵点到五更。/五更鸡叫我的兵到，/报告司令官没得裤儿穿，/扯了三尺布缝个叉叉裤。”（乌蒙山童谣）“她（何小英）想陪着他（陈小李）去太平渡和二郎镇，看看红军码头，学学红军渡赤水精神。去龙头关遗址，了解泸顺起义，看看坚韧不拔的先辈们是如何克服艰难险阻，去争取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毛泽东《七律·长征》，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犹如音乐的主旋律一般，让我们深切领会红军的精神，激励我们扶贫攻坚的勇气：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再有，乌蒙山的地理环境中积淀着的色彩缤纷的人文风情，也屡屡呈现在作者的笔下。如陈国栋建立砖瓦厂装窑时杀鸡敬神：“林师傅收好红包，拧起地上惊恐的大红公鸡，手起刀落，一下就割断了公鸡的脖子。然后，只见他倒提着还在不停蹬动的鸡爪子，在窑上窑下窑内窑外来回跑了一圈，把鲜红的鸡血洒了一路，然后将硬挺挺断了气的公鸡递给山妹说：‘这个鸡，买得好，应该是乌蒙山特有的鸡，外面见不到这种鸡的。起码有七八斤重。记到，敬了神的鸡在家不能过夜哈！’”
第三十六章《朴市村喜事连连》中，一户丰收的人家按照乌蒙山区传统迎娶媳妇的场景：“不多时，唢呐锣鼓从远方传来。乐队当先，一身大红的新郎官骑着高头大马首先出现，在新郎的后面，是一顶用红绫绸缎装饰的八人抬大花轿，轿里定是新娘无疑。花轿后便是一支很长很长的送亲队伍，分别是两人或者四人一组，抬着从娘家陪送的嫁妆，这些嫁妆包括箱子、柜子等家具和铺笼罩被等床上用品及其他新娘个人物品，或者娘家亲友陪送的礼物，这些东西统称为‘陪奁’。陪奁越多，证明女方越富有或者对女儿越宠爱。”
乌蒙山除了汉族，还有彝族和苗族等民族。苗族一年一度的花山节，小伙子们吹响芦笙，姑娘们翩翩起舞，用幸福和欢乐装点着苗家山寨。一年一度的彝族牛王节同样精彩纷呈：“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牛是天上的神牛，看到人间日子苦，终日劳作，仍吃不饱穿不暖，就悄悄盗了仙谷送给人间，没想被守谷神发现，告到玉帝那里。玉帝一怒之下，将神牛打下凡间，让它跟人一道吃苦受罪。从那以后，牛就陪伴人们耕田了。人们不忘神牛盗仙谷之恩，就将‘仙谷’改为‘盗谷’，日后又将‘盗谷’改为‘稻谷’。神牛被打下凡间的时间是农历十月初一，于是彝族人就将这天定为‘牛王节’，以各种形式予以庆祝，歌颂牛的功德，感谢牛为人类所做的贡献，这便是牛王节的来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作为小说艺术的《乌蒙磅礴》，也如马克思所说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作者在建造自己的艺术大厦时，忠实于生活和时代，遵循艺术规律，将采撷于生活现场中的真实感人的扶贫故事和扶贫人物，予以精心雕琢，文学加工，让他在艺术的光照中升华起来，成为既有个性特征又有普遍性的“有意味”的文学形象，在新时期的乌蒙山深情地传颂。我们读来，是那样的亲切，可信，有血有肉，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乌蒙磅礴》立足当下，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在扶贫之中贯穿为人民造福的红军精神，尽管岁月沧桑，但初心不改。以灵动清丽的审美语言，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乌蒙山区人民勇于战胜贫困的精气神，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见了中国农村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同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乌蒙山区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是一部向全面决胜小康的献礼之作。
我之所以喜欢税清静的扶贫长篇小说《乌蒙磅礴》，并写下我的读后感，因为，我认为，这样的为时代而书写的文学作品，它是属于人民的，其道德思想，其艺术价值，是不会被雨打风吹去的，也不会被时光的河流所淹没，它不仅活在我们的阅读中，也活在我们生命行进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