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就是大地写作

自十年前《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作品专栏以来，呼吁作者离开书斋与二手经验、直面大地的写作正在成为常识。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汉语写作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它被人誉为“非虚伪写作”。由于远离历史进而歪曲历史、远离真实进而伪造真实的写作，长期以来成为汉语写作的意识形态，“非虚构写作”对真实历史的大面积进逼已经造成了某种临界尴尬：真实事物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任何一种文体能够从容应对的了。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虚构作品里，作家们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考据、思辨、跨文体、微观史论甚至大量注释等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样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复原了真实历史的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是源自每一个人真实生命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非虚构写作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汉语里的“非虚构写作”逐渐与西方定义里的“非虚构”貌合神离——

报告文学：尽管西方人称之为“叙事性非虚构”作品，但在汉语里，“报告文学”往往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充满二元对立的“大词写作”。

纪实文学/私人写作：这是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叙述。由于结构方法单一，难以廓清一个阶段的真实面貌。

非虚构写作：具有作家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这标志着作家从实验文体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某种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因此，非虚构写作其实更应该是告别虚伪形式的大地写作，这才是我们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健康写作精神。

陈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里指出，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事实是事情的切片，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最终，事物、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呈堂证供”。就是说，事情尽管神秘诡谲，但从来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立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的蛛丝马迹存在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

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他的思想与心迹，就像山墙上倏忽明灭的反光。第一，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第二，我能够感受到那些反光说蕴含的“能指”吗？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就是说，利用所能见到的史料，进行低限度的推论与思想修复，是可行的。可惜的是，如今的写作者不是“修旧如旧”，而是一门心思进行着面目全非的臆造。

错综复杂的踪迹，总是受到看不见的规律所左右，这个巨力就是社会存在。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所以，我关注张献忠、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等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这些线索，是首先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明末、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战争史、执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这就是我写作长篇非虚构散文《黄虎张献忠》《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的初衷。这是旨在恢复汉语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之书。一部无心取悦于文坛的非虚构之书，至于我是否能走出这一迷宫，朗然宣布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因而，踪迹史与人物传记的分野在我的视域就逐步清晰了：它与考据学派喜欢使用的研究法——诸如“名人行踪考”有些近似。比如，萧涤非教授认同于“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古训，在1979年、1980年就两次率领《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奔波万里，根据诗歌来追随杜甫的踪迹，从而完成了一本“诗歌田野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的小书。

这样的方法，在著名汉学家、美国人比尔·波特心目中，简直是绘制“唐诗版图”升级版的不二法门。他对我讲：他考察中国古代隐士尤其是唐朝诗人，他总是必须去探访传主生前某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在那个时空交汇点上去体会传主的复杂心态。他知道“自古诗人皆入蜀”，四川有很多唐朝诗人的痕迹，薛涛的望江楼，杜甫的草堂，安岳县就有贾岛墓，射洪县有陈子昂的读书台……李白等诗人在剑门就有很多可以查考的踪迹。比尔·波特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很多启示。他用不断展开的诗歌点位，为我们勾勒出历史里的疼痛，用看得见的地点，成为那些飘摇于路口、码头、山道、巷道间情愫的驿站。从诗人们的童年、少年、暮年纠结点上，这些被历史标举的地点构成了他的唐诗地图。

在这些思考影响下，我心目中的踪迹史，关注的是——

在尽量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它偏重个人化视觉与文学叙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与民间口述。人物传记关注的是通过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示出来的心迹与思想变化，它倾心于小我之中见大我，并渴望自己对传主的言路复原技术，跻身于正史，成为某种话语规范。

这很难说孰轻孰重，不过是因角度而异。而这些汗牛充栋的传记里，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即兴发挥，莫过于围绕伟人的谬托知己种种传记，这是弱力的“乌托邦传”。

著名学者范存忠在《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一文里指出：“近代的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在传统的传记里，好像每个传主都是好人——圣人，贤人，君子，好像海棠能吐香，玫瑰花是没有刺的。在近代的传记里，每个传主是一个‘人’，不论圣贤或君子；每个人都有其缺陷，每块白璧都有一些瘢点。一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实的。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它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约翰逊博士传》，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页）

如果这一判断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在当代非虚构人物的写作中，展示急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下，人的复杂性尤其是时代在传主内心深处形成的压力与张力、矛盾与狂乱、抗拒与投降，当代传记在展示广阔时代的背景下向着传主的内心深处大幅迈进，这一态势，逐渐成了我的着力方向。

非虚构写作固然要涵盖断代史、人物传记、事件纪实，但非虚构写作并不需要对传主过于“负责”，更不需要对其一生予以烦琐的“过度阐释”。因为非虚构写作的旨归，恰在于富有深意地记录。一个时代的疾风暴雨加之于一个人的轻与重，以及一个人对此的抗拒或顺从。近代以及当代文学传记里所缺乏的跨学科的域界论、跨文体的方法论，汇聚为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近代、当代传记追求的“真实”，其实并不是非虚构写作渴望抵达的彼岸，因为非虚构作家一直就置身于真实的地界，他们只是尽力去呈现。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唯有通过写作才能复原和修补完成的真相。

在写作的立场上，叙事铺就的真相，高于、大于难以企及的真实。

所以无所谓树碑立传与歌功颂德，非虚构写作里的人物，不过是这个时代普通生活洪流的一个标的。

非虚构写作与想象

写作人应该明白，这类将历史记载还诸大地的写作，行路的难度要大大高于案头写作。在搜集、阅读了上百种志书之后，我又去了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含庆符县）、盐津县老鸦滩、大关县以及西昌市、乐山市、雅安市、犍为县、名山县、洪雅县、丹棱县、眉山市、青神县、汉源县、石棉县等地，采用把纸上历史予以“现实对位”的还原法，尽力复原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我尽力纠正、厘定了以往历史典籍的不少错误，田野口述、稗官野史、族谱、碑刻的记载成为我查漏补缺的关键。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用一种“文学田野考察”之法，成为文学侦探，去追寻张献忠、石达开、唐友耕等人的踪迹，用他们的踪迹来盘活西南处于“多事之秋”的断代史，纳历史考据入文学叙事，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同思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跨文体的变奏叙事。

非虚构写作涉及历史现实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但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但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历史地基上修筑的是文学空间，它不能扭过身来适应地表的起伏而成为危房。所以，想象力不是拿来浇筑历史模子的填料。

我有多年的文学田野考察经历，比如我曾有一个常识：大凡有古人活动、动植物繁多之地，那里必须有盐的来源，有容易获取的金属！而有野生豹子出没的高地，就有寺庙！有雪豹的地方，就有黄金。

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也只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真相，历史的真相不过是事物露出地表之际恰好被人目睹的一瞬。严格地说，这也是相对的、不全面的真相。

也许不存在全面的真相。而真相往往是打捞出来的，是写出来的。所以有一位作家说，历史是写出来的。

我曾经说过，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应该竭力成为真实与真相、历史与文学的福尔摩斯。可以用一个比喻来阐释我的认识论—我们面对的过往历史与情感，像是面对一地的碎片，我们并不知道碎片原初的制形，被哪些“温暖的大手”紧握，或者被一双玉指点染。甚至，它就是庄子语境里井边的一只粗心大意的瓦器，玉碎之际，竟然发出了雷鸣之声。

但是，碎片的弧度与缺口，乃至藏匿在断口间的光，逐渐都在指向一个形式，一个统摄碎片的气场。我的手指捡起的每一块事件碎片，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会根据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划痕，让它们逐一归位。我的手指不断在凹陷之处，分泌虚拟的美学硅胶，直到硅胶在空气里定型为现实主义的托举，以便于我的手从一袭丰腴的削背向下滑动时，能够在腰线处触到腰窝。奇迹一般蜂起的凸凹叙事，蜷缩于此。

但是，我们注定会遭遇缺失，遭遇缺席，遭遇出走。

在事态演绎的中途，我只能目测、推想缺失的碎片制形，以及它承担本职工作的轻与重。我的想象性碎片修复，必须尊重它的邻居们的同意。

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无缘。这并非意味着，非虚构写作的空间技术的窄逼。这就意味着，碎片必须符合历史语境的语法，回到真实。但我使用的黏合剂，里面的确有我赋予碎片弧度、制形应该具有的情感与语态。也就是说，我的文学语境，必须是在从属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才来做文学叙事所固有的，去圆润干燥的、干瘪的史料的美育工程。这就是复原真相。

历史追求真实，就是碎片；而非虚构写作追求的，是碎片拼合起来的整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已经赋予了碎片以美的和谐，这是写作的终极真相。

梦中的双重镜像

一个作家面对历史的在场情绪、现实感受，甚至追忆与遐想漫漶，往往成为写作成败的又一关键。

幽深、渊笃之物，从不发光。奋力追逐闪电的人，总是萤火虫的学生。

习惯在暗中辨认往事和即将发生的事情，长此以往，我就容易找到归乡的路。多年来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梦中写作：不是似睡非睡，而是“黑日梦”一直在演绎“白日梦”没有完成的排演与起承转合。一个一个的句型，异常清楚地出现；甚至白天我根本想不出来的造句，在梦里开始渐次闪烁。我梦到的文字，就是自己用一支铅笔在复印纸上写出来的，甚至还有错别字。有时书写太快了，甚至还按断了铅笔芯，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削笔……就是说，梦不但没有提供一个时间的斜坡供我俯冲而飞升，反而将梦的天庭压得很低，防止我因快速升高而出现缺氧症状，最终一步蹈虚。这说明，梦一直关爱我。

我的梦不但是一面镜子，而且是“双重镜像”：一方面，镜像呈现了天上的全部秘密，一些仅有谜面，一些提供谜底，供我取舍和判断；另外一方面，镜子还把水面之下的世界构造，也予以了放大。这样，我游弋于双面镜像之间，水下的奔马与天上的游鱼互为因果，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我逐渐厘清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以及事物的勃兴与沉落，我会把事体的阴影与影响捡拾起来，逐一披到它们的肩头。这一情景，就像我在九寨沟景区看到的镜海一样。

置身事件的迷宫，我的确没有恐惧——这一点，我比博尔赫斯要幸运。

处于波诡云谲的变异中寻找和谐，在恒在的反面寻找瞬间，在对立当中寻找放弃，在孤独的深处寻找释然，在云顶的大光里寻找眼泪。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需要这些。真的！在云朵与地下的洞穴里，那些藏匿在幻彩金边、钙化地表之外的，也许是虚空，也许是虚无，那才是应该装满我的想象的所在。

西蒙娜·薇依讲过一段话，似乎就是对我的耳提面命：“区分开上面的状况和下面的状况的东西，正是在上面的状况中，并存着数个重叠的层面。”（《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这样，我就不敢再轻易相信我看到的东西了。也许上面的东西，既不是它的反照，也不一定是地下的东西。

那是什么？敢于置身于双重镜像之间，我至少要成为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只有如此，我才能去拾取事物的影子。

西蒙娜·薇依继续说：“只有永恒不受时间影响。为使一个艺术作品能永久被人们欣赏，为使爱、友谊能持续整个一生（甚至纯洁地持续一整天），为使人类条件的观念历经沧桑、经过万千体验仍保持不变，必须要有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我过于平庸，我的梦也是平庸的。薇依关注永恒，我只能关心瞬间，但却是来自永恒的瞬间。记住：“要有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

但是，当双面镜像中的我，对于一面镜像多看一眼，往往会遭到另一面镜像的嫉妒，它不耐烦了，会变乱自己的背景，让我迷失参照物。写作的中途，我就只好停顿下来，就像面对两个情人，她们结拜为姐妹，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我从梦里抽身出来，才发现已经写完的手稿，被一面镜像偷走了，我不得不在下一个梦里去哀求她……但下一个梦中，她彻底忘记了上一个梦的不快。

“要有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我是否可以置身于双重镜像之外，在白日梦里观察黑日梦逐渐褪色的晨曦与夕照？！

这些来自梦中的启示，我基本上都加入到了非虚构写作里，证明了我的在场，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及历史与我对撞生成的心灵史、新性史、心态史。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踪迹已属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张献忠、洪秀全、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我们的写作，则是举高这些箭垛到无蔽处。所以，他们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撞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他们的生命原本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无辜者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与现实。

（作者单位：成都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