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声音史》并不长，却有一股强大的磁场。这磁场既像一张网罩住了我，又像一颗尖锐的石子击中心中某个痛点。

《声音史》以光棍汉杨浪为主线，通过一个群体的生死日常，用细腻、哀婉而克制的笔调，让我们目睹了大巴山深处一个叫千河口的村庄的变迁与衰落。小说虽然写的都是婚丧嫁娶，外出打工、买房子、养孩子等家长里短，但因为找到了声音这个特殊切入口，作家笔下的乡村、故事、人物便有了奇异感，也让这部小说与传统乡村书写有了区别。

罗伟章的《声音史》与《隐秘史》《寂静史》被称为“尘世三部曲”，因为他们都有土地的属性——柔软而坚实，温暖而沧桑。小说中那些小人物也像泥土一样，从尘土中来又回到尘土中去。一代又一代，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生生不息。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脚下的土地更博大、更厚重的了，它生出一切也承载一切。天太空太高，离我们太远，而土地则时刻通过我们的脚掌给我们温暖、力量与方向。

小说名为《声音史》，其实是一篇孤独史——如果孤独也能成史的话。而与孤独伴生的，则是寂静、荒凉、孤单，忧伤与卑怯。孤独既是作家心中乡村的基调，也可能是他记忆中故乡的底色。千河口、清溪河、老君山等地名，都是作家乡村记忆的一部分。以我的理解，杨浪的孤独就是作家的孤独，杨浪的忧伤就是作家的忧伤。只要将作家描写乡村的几部作品放在一起，就不难发现，作家笔下的乡村其实是一个有机的、孤独的整体。

虽然《声音史》的基调是孤独，但最终体现的是作家的悲悯。小说挽歌般的忧伤，是对当下某些无视现实、漠视人心的所谓宏大叙事的抗议。作家从另一个视角打量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关注的是时代变迁下人的变迁以及乡村消逝过程中人的精神、情感与心境。

《声音史》是忧伤的、孤寂的，又是善良的。在作家笔下，善良与忧伤已融入每个文字、每个人。这种忧伤，不是杞人忧天，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融入到血液骨髓的悲悯情怀，成就了作家明显的辨识度，也让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多年来，作家默默注视着乡村的变迁、衰落，但又无可奈何。他用史诗般的语言，记录着这变迁与衰落的过程，为当代小说及后世留下了可以一叶知秋的蓝本。

声音是符号，是载体，也是某种象征。杨浪对声音超凡的记忆与再现能力，其实是某种隐喻，因为《声音史》里的声音也是有情感的语言。声音的收集与再现，无疑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童话。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从声音里听出寂静，绝不仅仅是用耳朵能做到的。被遗弃的声音，其实是被遗弃的乡村与人，他们却能在杨浪的心里活过来、暖过来。所以，这个童话植根于现实，又超于现实之上。这和我向往的文学是一致的。

杨浪在小说中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在荒凉衰败的乡村，被大人孩子唤为“那东西”，是弱者中的弱者。他俨然是个傻子，善良、卑怯、孤单、隐忍、无欲，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不了那么多”。他不为名利与女色所动，他的隐忍与持守，皆出自他的本心。在村里人眼里，杨浪很懒，懒到个子都不想长，懒到女色都不想近，因为懒而成了光棍，甚至“因为懒而再也回不到天堂”。但他的懒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懒惰，而是不争。面对千河口人对哥哥杨峰的指责，以及曾经的好朋友钱云对他的疏远，他都默默承受。因为这份隐忍与不贪不争，这个落魄者、被遗弃者，也有了谦谦君子的风度。

因为声音，杨浪的内心有了另一个世界。他比狗都起得早，是想用声音捡拾被遗忘的村庄和人。在他心里，“每一种声音的湮灭，都让他的耳朵荒凉一分。”“每一个夜晚都是一个被遗忘的村庄，每一个傍晚都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杨浪记忆和再现的声音，有呼唤，有悲喜，它的内在性，让《声音史》也成了心灵史。因为声音，作家让这个普通的小人物有了值得关注的一面，也让小说构建起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

除了杨浪，作家还花了很多心血为底层人物造像，比如跑跑女、死在树林的于盛华等。小说里所有人物都与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对待生活、对待时代变迁的态度，就是作家的态度。虽然人物众多，但作家对每个人的关注都充满了耐心。木匠孙品相、篾匠张胖子、盖匠梁春、补锅匠刘三桂和石匠李成等，每一个都有血有肉有魂。

作家关注每个人的内心，成功地赋予了每个人物鲜活的生命与灵魂。他用不多的笔墨，让每个人都在小说中活了起来。他让人物活起来的办法，不仅是让每个人有了语言动作表情，也不全因为写了其内心的活动，而是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世界、看别人。

小说采用的是故事跟人走的结构，不是先构建冲突与故事，再为故事设计人物角色，而是先有了一大群人，让他们在千河口那个小地方交错纠缠、分与合、去与回、生与死。作家不仅仅写活了每个人，而且为万物注入了灵魂，一条蛇，一只鸟，一只蝴蝶，甚至一株草，一棵树，都是一样。如此，我们眼里才有了一幅清晰、生动鲜活，热闹而寂静，空蒙而瓷实的乡村画卷。

作家别有深意地关注了夏青这个人，给她赋予了生命巨大的韧性。作家并没有过多渲染夏青被丈夫背叛抛弃的苦与孤寂，而更多写她的勤劳与友善。我在想，她不歇地劳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压制内心的孤苦，更是为了在劳作中找到存在的价值。但积在心里的苦终有超过阈值的时候，所以小说快结尾时，写了夏青在夜里的哭，字数少但震撼力强。她的哭和杨浪听到的斑鸠叫一样“饱含亡灵般的孤独”。甚至在结尾时，夏青要杨浪学丈夫符志刚的声音。“听了这一回，我就把它丢开了。”以此暗示，所有的结束都是另一种开始。

小说中的孤独情绪无处不在。夏青与杨浪是孤独的，刘三贵和梁春是孤独的，所有人都是孤独的。“每一串脚印都是一串遗失的光阴，没几个人经得起日子的磋磨。”杨浪能再现多年前的声音，却无法还原消逝的乡村，无法唤回自己思念的人。与生俱来的孤独，宿命般无解的孤独，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如影随形。

罗伟章并没有随意涂抹这种孤独，而是将孤独与寂静融入整个小说中。梁春老婆汤广惠说：“电视里的那些人只管自己说，不听她说，他们说的跟她完全没关系。”大年三十，夏青独自打扬尘、做年饭、上坟，“鞭炮声都显得那么孤零零的。”夏青做年饭，应该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用祭祖先这种仪式，来安放自己的孤独。

虽然那些山还在，土地还在，房子还在，但人没有了。土地将会荒芜，道路将会被树木杂草掩盖，房屋将会腐朽倒塌，村庄将会消逝。这其实已经明示，这个曾经几百人的村庄，最后将一个不剩。当九弟和贵生死后，连女人邱菊花和夏青都得抬棺，“村里每走一个人，都会让留下来的心里着慌。”甚至说“连蛇都是最后一条蛇”“村子里每少一个人就会多一个鬼。”

当读到整个村庄最后只剩下杨浪和夏青两个人时，我的内心也是孤寂的。但是，当我读到杨浪、九弟、贵生三个老光棍五保户在一起吃饭喝酒，九弟和贵生要杨浪学“跑跑女”当年说话、走路、干活的声音时，3个人对过去温暖时光的怀念，两个光棍因为杨浪再现跑跑女的声音而变得年轻，甚至头也不疼了，我心里的孤独也温暖起来，所有的哀伤都被一种高远的宁静挤到了一角。

小说不仅写了孤独，而且写了对孤独的抵抗，而抵抗孤独的方式就是隐忍。杨浪用声音、用对李兵老师和哥哥杨峰的思念抵挡孤独。正是为了与孤独抗争，杨浪才在凌晨4点起床，去感知山野间的无数生命也在准备跟他一起奔赴黎明，才试图分辨哪几颗星是母亲、父亲、哥哥和自己。

夏青在坡上干活，用山坡、土地与天空驱走孤独。梁春用“话”拒绝孤独。九弟和贵生这两个最是相互仇视的人变成最好的朋友，也是为了驱散孤独。李成离开后，杨浪和夏青“代表千河口”过春节，年后盼李成归来，将每天转路的路程大大延长，也说明寂静的内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话唠子梁春被刘三贵“抛弃”后，人虽然沉默了，却在家里干活停不下来。无论不停说话还是不停干活，都是为了抵挡内心的孤独。

善良是活着的根本价值，善良赋予了普通人活着的意义。《声音史》中的善良，是通过人物心里的痛来表现的。杨浪心中的痛，就是善的流露。他让久别回乡的李奎带女人、儿子出去，怕感冒传染；他上山赶蛇，怕蛇被人伤害；他在寒冷的夜晚上山去救夏青等。因校长说话而对李兵老师的伤害，因向母亲告状而对杨峰的伤害，都让他心里长久地感觉到痛。痛是活着的伤口，一个邪恶的人内心是感觉不到痛的。而杨浪伤害了别人，伤口却留在了自己心里。

除了孤独，《声音史》还传递出一股浓重的忧伤。这忧伤因为荒凉、孤寂而凸显，因为眷恋、不舍而绵长。李成无法想象让田地抛荒只长野草不长庄稼。梁春养豁拉子，要的就是那点痒。夏青如此，其他人也如此。甚至贵生吃陈谷子让老鼠吃新谷子，也是内心忧伤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李成的离开，杨浪感到村庄的寿命已为时不多，他去给学校锄草扫地、打扫粪便，然后又打扫孙凯的房子，再后来打扫院子，不仅是为了再看一眼昔日的村庄，更像是在为一个即将入土的死者化妆。罗伟章将杨浪打扫院子的过程写得很细、很用心，也其实在印证这种心境。

寒风之夜，千河口最后就剩下夏青和杨浪两个人，当杨浪在风雪夜跛着脚从山上将夏青背回，当他与夏青守着孤零零的村庄，看着村庄如一艘大船在眼前慢慢下沉，内心却非常平静从容，并没有悲哀与伤感，更没有惊慌失措。我一直佩服作家的隐忍，他不给我们《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大毁灭时的苍凉、惊悚，而是山村夜晚的安详与宁静。

《声音史》的基调与作家的情怀是一致的，它其实也是另一篇《寂静史》，是对乡村终极归宿的追问，是几千年乡村史的最后一章，处处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悲悯。作家的悲悯不是宿命论和悲观论。悲悯是一种情怀，一种精神力量。一个优秀作家心中应该有痛感，罗伟章就是一个心中有痛、眼里有光，手中有锄的人，他不停将现实华丽的表面刨开，触到现实之痛，又不匍匐于地、被现实的尘埃淹没。

小说写得从容，如散淡的评弹，不拉高腔，不频频以袖抹泪，不激锣大鼓，却声声入耳，余音缭绕。《声音史》给我们的启示是，让心自由，不急功近利，不媚俗，不撒娇撒泼。虽然《声音史》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重大冲突，但从平凡中发现了不舍。这种不舍，让小说有了史诗的质地。

罗伟章的克制还表现在，他似乎为小说中的人物画出了一个严格的界限，不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中坍塌。这个界限还包括善与恶、悲与喜、美与丑，一切皆不出圈。没有某些作品中的大恶大善，大悲大喜。孤寂而不灰暗，忧伤而不阴郁。他的克制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让我们感到了亲切。我们为什么热爱文学，因为我们从文字中找到了我们自己，因为文字说出了我们的痛、我们的苦、我们的忧伤与欢愉。因为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参照体，找到了知音。

作家笔下的乡村，就是我曾经生活的乡村，他笔下的人物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他们孤单、平和、无欲无求地活着，然后死去。能够长时间潜心打量现实世界某一区域，关注某一特定群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个作家可贵的品质。罗伟章对乡村被风化侵蚀过程的书写，以虚构的方式抵达即将成为历史的当下的真实，其价值显而易见。

小说是作家对现实的揣度。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有什么样的文字。罗伟章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应当让声音从远处传来。能从远处传回来的声音，才是有穿透力的声音。我想，《声音史》当是如此。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罗伟章已经为当代乡土文学注入了新元素，我相信其影响力将慢慢显现。

每个作家心里都要有一束光，因为光也是力量。作家将内心的光投射到作品中，也就投射到了读者心里。罗伟章就是举着烛光的夜行者，照亮的人心，不会再陷入黑暗中。他发自内心的呼唤，必将以回声的方式，从远处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