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当春节临近，就得计划怎么回家。首先是努力提前完成工作，然后休年假，再考虑以哪种交通方式回家。曾经很长一段时期，“春运”是一个让人恐慌的词语，那意味着提前半个月买票，意味着进站时汹涌的人潮、拥挤的车厢，即使是这样，也会在拿到火车票的那一刻兴奋不已。因为实在买不到票，就得改坐长途客运车。坐长途客运车得忍受六七个小时的颠簸，忍受车里复杂难闻的气味。这几年情况好多了，一般都能抢到高铁票，高速路贯通后，坐客车的时间也极大地缩短了。算起来，离开家乡有快二十年了，物理意义上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心理上的距离则已经越来越远了。
我的家乡位于广西的一座小县城，是“城乡一体化”的地方，主城区之外就是乡村田野。小时候写作文，我特别喜欢写乡村的稻田和池塘，因为教科书里高频率地出现“一望无垠”“沉甸甸”“丰收”等词语。但其实我家所在的地方只有坑坑洼洼的街道、破旧的居民楼。我从小的感受就是生活在熟人社会，无论走在哪一条街巷，总能兜头盖脸遇见熟人。不管谁发生了好事坏事，一小时内就会在亲戚朋友之间传遍。
考上大学之后，我离开了家，从此在他乡落脚。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多方上升渠道。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离开父母的羽翼，寻找生活中的可能，是迫不及待的选择。城市的面貌干净利落、整齐划一，公共设施日常维护良好，深深地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人。
不知不觉，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如今我的写作中，已经很少涉及乡村、田野，甚至连县城也很少描摹，因为回忆起来已难以捕捉细节。只是，身在家乡时想逃离，离开了家乡却又产生了深深的眷恋。这难道就是“距离产生美”吗？在忙碌了一整年之后，在被职场压力折磨得奄奄一息之时，在听到超市里反复播放《常回家看看》的时候，就忍不住计划，准备踏上熟悉的归途。
二
研究生毕业后，我加入了艰难的求职大军。最初在一家财经杂志就职，朝九晚六，经常加班，下了班要到七八点才到家。刚毕业时囊中羞涩，只敢租住在便宜的城中村，房间只有十多平方米，里面幽暗不见阳光，旧式空调在窗台嗡嗡作响。我这才发现，成长意味着承担，一个人远在他乡的生活是拮据的、困窘的，甚至有点狼狈的。
我在很多文章里描述过自己的这段经历。晚上六点下班之后才开会，加班写稿，九十点才回到城中村。拖着疲惫的身躯，坐着晚班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回家。路边的大排档刚摆好，在简陋的塑料棚布下，聚集着许多跟我一样刚下班、满脸疲惫的年轻人。木条桌边一只巨大的铁锅升腾着火光，姜葱蒜的香味扑鼻而来。点一碗云盘或一盘干炒牛河大口吃下，我感觉肠胃迅速得到了抚慰，深夜的喧嚣和热闹掩饰了各种负面情绪，吃完我赶紧回家洗漱睡觉，第二天又是紧张忙碌的一天。
刚毕业的那几年特别难挨，繁重的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工资勉强应付日常开支，房租是大头。在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里，自己宛如一颗掉入沙漠的沙砾。每到月底，看着自己的工资，再看看房价，内心不免隐隐地生起绝望感。
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总不能灰头土脸地回家乡，宣告自己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老家也确实没有太多工作机会，生活在哪里都会遇到难题。城市具有强大的聚集度和辐射力，对于想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几乎每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要忍受早晚漫长的通勤时间、难吃的快餐、干不完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包含了各种政策、规则和流程，通常一个工作任务下来，会随之产生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多年，除了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还承担着单位的部分文秘、行政工作，还要参与各种文艺活动。那些写不完的报告、填不完的表格，经常让人产生无力感，单位里的各种内耗和内卷，更是经常将人逼到崩溃的境地。
在多年的城市漂泊中，我选择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独自消化所有的情绪。我不愿意将自己的伤口展示给别人，不喜欢向别人诉说困难。都市人必须具有自我疗愈的能力，不管是心理疗法，还是行为疗法，是亲近自然，还是发展一项兴趣爱好。城市的高度聚集性，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竞争压力，以及许多突如其来的变化。生活在都市中的人，都要面对都市生活冷酷无情的部分。
三
城市便利的、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当然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比如生病了无人照料，遇到一些具体生活难题，如灯坏了、锁坏了，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父母似乎永远无法明白我固执的选择，以及从小在原生家庭中产生的叛逆情绪。他们是在集体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有稳固的宗亲、家族关系，他们习惯在互相打听、互相嘲讽，同时也互助互爱的环境中生活。每当他们向我念叨离家太远、不知道我在大城市能干什么、为什么不接他们的电话的时候，我总是沉默。
随着年岁渐长，也更需要承受生活在城市的压力，要安家置业、买房买车，沉重的房贷让人不堪重负，还要考虑生孩子、养孩子，如何更有效率地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最怕的是远在家乡的父母没人照顾，他们日渐衰老，经常生病，我只能托亲戚帮忙、请护工照看。
我本就是一个少言的人，工作之后我变得更加沉默。工作越来越忙，人也变得更加疲惫，一些专属于现代社会的负面情绪——焦虑、抑郁，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对于每一个从乡村、小镇走到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短暂经过还是最终落脚，都意味着要解决无数艰难的问题。我的大部分同学还是选择留在城市，毕竟这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教育、医疗资源。既然选择，就要接受，人生就是一场障碍赛，没有遇到阻碍，也就无法看清自己的局限。
慢慢地有了一些积蓄，认识了一些朋友，我把家从城中村搬到老城区，慌乱的心逐渐安顿下来。我试着感受自己所在的城市，它的地理布局和建筑特点，它的发展历史和具体成因。文学是我找到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我喜欢孤独和疏离，喜欢置身于人群中，但与他人保持不需要交流的距离，这就很适合成为一个写作者。不过文学向来歌颂灵魂的自由，似乎很少赞美孤寂和冷漠，我在不断琢磨写作方法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是否对所在的城市、生活有足够的洞察和认知。
四
由于长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有机会接触到非遗技艺，还有很多手艺人。对这些人的采访通常会让我深受感动。他们专注、沉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地将器物打造得光彩夺目。那些手工技艺制品里蕴含了大量的无声的信息，传递着手艺人对生活的理解。我总在凝视某件非遗手工艺品的时候，感觉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非遗制品通常带着独创性、唯一性，这种无法批量复制的创造是鲜活的、有温度的。在大同小异的城市面貌中，在都市的钢筋丛林中，需要沟通、传递，需要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人感觉到与这座城市的内在联结。每一座城市都存在其自身的文化肌理，储存着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气息，某些朴素的生活理念，以及我们是否能循路抵达。
我在从事非遗普查的工作中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影响力，那是一种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更深层次的精神力量。在悠长的岁月长河中，是什么沉淀下来了，又是什么让后世念念不忘？在时间的展开、历史的迭变中，这些非遗技艺作品摆在展台上，呈现出这座城市丰厚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资源。
我们这些漂泊在城市里的人，虽然热衷于游离，但也努力寻找着归属感。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距离；虽然以工作的形式，人与人之间每天都进行着频繁的、礼貌的沟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似乎需要某些理由，甚至借口才会走到一起。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联结，它不动声色地着力，使参与其中的人更能感受来自时间、历史的冲击。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多年后，我慢慢地接触、理解这座城市。从语言、器物、风俗习惯等方面，我看到生活在这里的人对伦理、道德、秩序的遵循。当一个写作者以外来者身份观察这座城市，其观点很可能是苛刻的，会认为城市过于疏离、冷漠。如果参与其中，将之视为自己生长环境的一部分，则能像一粒种子一样，在合适的土壤里汲取养分、生根发芽。
当我选择以非遗题材进行创作时，我发现自己的创作有了向上的状态。我把这些非遗素材融入小说，营造了一个温和慷慨、勤劳质朴的世界，这是一个我自己也向往的世界。借助非遗技艺本身的美感，构建有历史感、地域性的审美意象，使小说变得厚重，也能引发更多的人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思考。
随着年岁渐长，我也慢慢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孤独的、疏离的，是适合以观察者的身份存在的。就算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也会选择城市。
五
文化的联结意味着交流、变化、发展，它让人产生新鲜感，也产生归属感。我感觉外来者在这座城市寻找自我的方式，他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建立，都可以通过内在文化的联结而完成。文化是一种态度，可以让人获得精神上的富足。
我在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那些年，一直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创作了不少非遗题材小说。写非遗小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故事的背景必须真实，小说的主角一般是非遗传承人，非遗技艺涉及行业内的专业知识，必须尊重和理解，不能随意窜改。但一个没有从事过非遗保护工作的人也很难写出非遗小说，我觉得在创作中，写作者构造故事的能力和独特的审美感受，才是小说成败的关键。
后来我转行成为一名刊物编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审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稿件。有一天下班后，我身心疲惫地靠在电梯里，当电梯缓缓下降至某一层时，一位黑皮肤的非洲小哥走了进来。他望着我，竟然看出我的疲惫和无力，突然结结巴巴地问：“Are you fine？”我吓了一跳，精神顿时高度集中，忘了痛苦。我礼貌地向非洲小哥笑笑，说：“I'm fine.”一楼到了，非洲小哥再次朝我笑笑，抬起手，握了握拳头，似乎在说“加油”。
要怎么形容我与非洲小哥在那一刻的交流？我知道那层楼的外贸公司是做出口生意的，我猜测这位非洲小哥刚到广州工作，举目无亲，他可能不会讲中文，英语也不好。但在那缓缓下降的电梯中，他看懂了一个陌生人的情绪，于是表达善意，在鼓励别人的同时也鼓励自己。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在一瞬间进行理解和交流的，哪怕以最简单的方式。我想我对城市的认知还可以拓展，对于这座城市的书写，不应该只记录满洲窗、趟栊门，还应该有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在城市落脚扎根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早已做了难以改变的决定。随着年岁渐长，工作稳定，我更深刻地明白，家乡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每逢国庆、春节这些长假，我还是要千辛万苦地回家，主要是为了探望父母。其实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一个我亲手建立的家。
“行花街”是岭南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每年春节前夕，从农历腊月二十八到大年三十，传统的花市人头攒动、摩肩擦踵，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更是水泄不通。逛花市的人大都会买年宵花，以寄托对来年的憧憬。在粤语中，“橘”与“吉”谐音，家里买盆橘是为了“大吉大利”，买桃花枝可招“桃花运”（爱情），蝴蝶兰看起来像是翩翩红运，郁金香约等于大富大贵。岭南地区的习俗里讲究“意头”，喜欢数字“8”，因为谐音是“发”，避讳“4”，因为与“死”读音相近。有些商厦的电梯甚至没有四楼的按钮，而以“3+”代替。
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又是春节临近，又是一年的回家时刻。今年的我会更淡定一些，已经做好计划，但万一实现不了，我也会在这里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是的，我们也许都会被困在格子间里，困在属于各自的“骑手”系统里，困在高速路上，但我们仍有精神意义上的返乡。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旅程。大多数人都是边走边看，既懦弱又坚定，既迷茫又勇敢；努力地走向远方，又不时惆怅地回望。
过去与现在可被认为同时存在，家乡与这座城市几乎在同一纬度上。想明白这一点，真诚地面对生活，我觉得眼前的每一条路，都是通往家乡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