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唐贞观年间，吐蕃占领松州以西地区后，从吐蕃阿里地区移民于此繁衍，土著自称为“阿里娃”，后来简称为“阿娃”，藏语意为“阿里人居住”，喻之为“阿里人开发的地区”，汉语写为“阿坝”。如果说阿坝是一部传奇史诗，那么它的浓墨重彩则是来自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达古冰川的绝色美景。这是一个可以种植梦想和黄金的所在，是彩虹的栖身之地，是一个旗云与鹰翅将天空抬高的凛冽壮丽的世界。江流如练，冰瀑如丝，阿坝大九寨旅范围内稠密的水网，圈定出一个水光灿烂、山势崔嵬的风景主义的版图。

海子是九寨沟惊艳绝世的动词，是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水世界”最绚丽的代表，也是千千万万慕名而来的游人们竞相目睹的天下最奇异的景观。渴望大海而不得，当地人把湖、河、瀑布等叫作海的儿子，简称海子。遥想上世纪80年代，当“旅游”这个词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时，有两位诗人以奇异的方式，让世界知道了九寨沟。所以，似乎与现实无关的诗人，反而成为普及旅游的精神导师，这就是现实给予人们的反讽。

杨炼的名作《诺日朗》，让九寨沟的瀑布成为世人向往之所，让无数不知道九寨沟的人心驰神往。这里河道纵横，水流顺着呈台阶形的河谷奔腾而下，形成数不清的瀑布。有的细水涓涓，有的急流直下，有的若玉带飘舞，有的似银河奔泻，宽度或长度超过贵州黄果树瀑布的就有6条之多。诺日朗在藏语中是“男神”之意，将雄性主义高挂为天幕，也成为那个寻根时代的精神基地。诺日朗瀑布高约30米，宽达300米，水从静海穿林过滩慢悠悠流来，又从陡岩上猛然跌下深渊，藏匿在水中的惊雷在水面复活，点燃了一个久远的神话。

2008年之前，九寨沟一共有118个海子。2008年汶川地震后，火花海水脉阻断干涸，但又冒出一个双龙海，数量不变。长海有1500多平方米，是九寨沟范围内最大的海子，无鳞鱼搅动的水波，一直探寻着梦的边界。著名诗人海子反复咏叹着“海子”，让那些根本不知道海子的人，明白九寨沟就是海子的栖身之所。“海子”同样体现了一个火焰的镜像。水不是火的反词，水是液态的火，大地的海子宛如火焰的镜子，成功地把自己置身于双重的燃烧过程中，传递火焰反转的资源。水的身体是火的甬道，正在抵达尽头，那里摆设着火的御座，海子要完成彻底的合一。独立意志与心灵的合一，浪漫与激情的合一，诗歌与历史的合一，火与焰的合一。

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了2023年秋季我在九寨沟看到的一个水面镜像。我走到了一棵冷杉树下，多少忘记的往事迎面扑来，簌簌而落。也许那是一场多年前的冷雨，终于落在了我的额头。

这就是著名的风景点镜海，就是一面完美的镜子：那里有钴蓝色的天空、雪一样的白云迅疾变为怒狮，阳光又为云层镶出一道花边蕾丝……

我举起单反相机，在镜头的散射作用下，会出现一串七彩光圈，重叠而成一根光柱。

“镜海”水面之下有已经钙化的池底，已经倒伏的大树、树根、石块、水草、高山无鳞鱼，完全与天空的构造一致。

我眼前的境况是：水下的和空中的景物，毫不失真地复制到了水面。当晨曦初露，朝霞染红东方天际之时，镜海平如透镜，蓝天、白云、雪山悉数被映放在海面，呈现出“鱼在云中游，鸟在水中飞”的奇观。

那么，我如何通过这一面水体之镜，去区分来自水底的、天上的景象？

如何去甄别梦与现实、梦与过去？

如何去分辨过去、现在、未来的投影？

相互镶嵌、彼此焊合的水体镜像，具有一种相互发挥、相互发明、相互生辉的“对撞生成”之术。

这就意味着，英国作家福斯特是采用了“水平线观察法”去关注故事演绎为情节。而我在九寨沟触及到的，是如何去区分（激发）现实与梦境、流水与眼泪、实体与影子的合谋。这是我解决历史散文写作的一个入口，或者说，是一个立场。

这分明是一种“垂直的观察法”。

我突然意识到，镜像和影像是不能区分的，物理的镜子因为影子而存在，影子因为镜子的托举而获得了生命。镜就是影，影就是镜。虽不可分，但二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与我眼前的山与石、林与木、水和波、云和雾的道理相同。

我的梦不但是一面镜子，而且是“双重镜像”：一方面，镜像呈现了天上的全部秘密，一些仅有谜面，一些提供谜底，供我取舍和判断；另外一方面，镜子还把水面之下的世界构造，也予以了放大。因为水的散射作用，经常会把一个庸者放大成大人物。这样，我游弋于双面镜像之间，水下的奔马与天上的游鱼互为因果，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我逐渐厘清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以及事物的勃兴与沉落，我会把事体的阴影与影响捡拾起来，逐一披到它们的肩头。

这一情景，是我在九寨沟景区看到镜海时的思考，思考的触媒是作家福斯特的话。

回忆起来，在我的散文里，往往还具有突然性的拐弯，甚至是连续拐弯，强力扭转着文体的走向，这就像镜海的折射作用。一个人突然被一个句型照亮，被一个句子点燃，直到自己也成为这个句子的组成部分，成为灰烬的主要部分。而一句话，从灰烬中起身，从容起舞。灰烬将这个句型擦出金属的本色。发光，但不燃烧。

置身于事件碎片酝酿的迷宫，处于波诡云谲的变异中寻找和谐，在恒在的反面寻找瞬间，在对立当中寻找放弃，要在孤独的深处寻找释然，要在云顶的大光里寻找眼泪。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需要这些。真的就是如此！在云朵与地下的洞穴里，那些藏匿在幻彩金边、钙化地表之外的，也许是虚空，也许是虚无，那才是应该装满我的想象的所在。

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讲过一段话，似乎就是对我的耳提面命：“区分开上面的状况和下面的状况的东西，正是在上面的状况中，并存着数个重叠的层面。”（《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51页）

这样，我就不敢再轻易相信我看到的东西了。也许上面呈现的东西，既不是它的反照，也不一定是地下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敢于置身于双重镜像之间，我至少要成为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只有如此，我才能去拾取事物的影子。

西蒙娜▪薇依继续说：“只有永恒不受时间影响。为使一个艺术作品能永久被人们欣赏，为使爱、友谊能持续整个一生（甚至纯洁地持续一整天），为使人类条件的观念历经沧桑、经过万千体验仍保持不变，必须要有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77页）

我过于平庸，我的梦也是平庸的。薇依关注永恒，我只能关心瞬间，但却是来自永恒的瞬间。但要记住：“要有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

但是，当双面镜像中的我，对于一面镜像多看一眼，往往会遭到另一面镜像的嫉妒，它不耐烦了，会变乱自己的背景，让我迷失参照物。写作的中途，我就只好停顿下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我从梦里抽身出来，才发现已经写完的手稿，被一面镜像偷走了，我不得不在下一个梦里去哀求她……但下一个梦中，她彻底忘记了上一个梦的不快。

“要有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我是否可以置身于双重镜像之外，在白日梦里观察黑日梦逐渐褪色的晨曦与夕照？！

这些来自梦中的启示，我基本上都加入到了我的散文、我的随笔、我的非虚构写作中，证明了我的在场，由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以及历史与我对撞生成的心灵史、新性史、心态史。

特意之文，宛如女人身上之美不是肢体或肢体的修饰一样。约9世纪的印度著名诗人和学者欢增指出：“可是领会义，在伟大诗人的语言中，是与字面义不同的东西。这是知诗者所熟知的，在大家都知道的修饰了的或则被了解的肢体成分以外的，正像女人中的美一样。正好像在女人中，在美的方面有一个单独被看到的，在所有肢体以外的，某种不同的，成为知诗者眼中甘露的，另外的东西；这一意义就是这样。”（阿难陀伐弹那《韵光》第一章）

所谓“另外的东西”，恰恰与“从天的另一边降临的启示”具有同构。

2021年1月16日，在成都一苇书坊，我见到墙上的一句话。一查，是马克·吐温所言：“有时候现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现实其实是具有惯性的，在机遇的排列组合中，又深蕴一种“坏，只能更坏”的铁血逻辑。就是俗话所言：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而从写作角度来看，在真实（非虚构）的粗粝地界尽头，必须动用想象的高架桥，才能让这一地界直起身体走向远方，与更遥远的畛域融为一体。逻辑与非逻辑于龌龊与扭捏中圆凿方枘，彼此互嵌直至卯合，消融在天际线深处。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气味、踪迹已属万分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张献忠、洪秀全、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我们的写作，则是举高这些箭垛到无蔽处。所以，他们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撞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出那个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他们的生命原本会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是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生活、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与现实。

但是，由此我们方能体察到，每一个夜晚的自适与自由，是多么金贵。

站在九寨沟的水边，天地寂静下来，四周只剩下动人心魄的一片洁白。抬起头，雪山略带着点怜悯地俯视着你，凛凛然不可近却有露出些娇态。只有在这样的地方，金雕才显得那么伟大，使我抛开世间一切纷扰纠缠聚散逢离，用全身心地膜拜去领会去顿悟，什么是一瞬，什么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