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莲:阿来的博物学意识与博物书写 - 其他 - 阅读

艾莲:阿来的博物学意识与博物书写

来源：《阿来研究》编辑：时间：2024-01-02

如果没有成为作家，阿来很可能成为一位地质学家。阿来说：“我1977年考中专时，所有志愿都是地质学校。如果他们录取了我。我想，今天我肯定不会以写作为业。”[1] 阿来“还有一个小的爱好，我觉得除了人文之外，我自己有点儿科学兴趣”[2]。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阿来才会在1996年入职《科幻世界》，并在1997—2005年间撰写了一系列“科学美文”（包括科普、科幻散文和杂文），[3] 展现了他的博物学兴趣。其间，阿来结识了一批地质学家、科学史家，倡导复兴博物学的刘华杰教授就是其多年的好友。21世纪以来，阿来的博物学学科意识逐步自觉，对其写作的影响也日益深入，《水杉，一种树的故事》[4]《成都物候记》[5] 等文本就是颇富特色的博物书写[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阿来的博物学意识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青少年时代他本能地亲近藏地风物、受到地质学启蒙是萌芽阶段；供职《科幻世界》期间他进行系统的科学阅读并撰写系列“科学美文”是发展阶段；而在写作《成都物候记》时，他对博物学已经非常自觉了。细读这三个阶段对应的阿来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差别：如《尘埃落定》（1998）中的植物除罂粟外几乎没有叙事和表情达意的功能；而《三只虫草》（2016）、《云中记》（2019）中，海拔高度、植物和动物名称及特征的描述使得作品的质地变得更加精细绵密。阿来的科学美文、物候散文等写作中更直接表现了他的博物学兴趣和知识性写作的特点。因此，从 “博物学”这一角度切入对阿来的博物学意识和博物书写的分析，可以敞亮他写作中一个微小但又富有意义的维度；更进一步，也可以为迅速发展中的博物书写提供艺术的借鉴。

一、阿来的博物学意识：从本能到自觉

阿来的博物学意识植根于他的博物情怀。

简言之，博物情怀是一种对自然的深刻情感和深切眷恋。刘华杰在比较和汇通了西方与中华博物文化传统后，强调博物文化对自然的尊重，对人文情感的唤醒，对生态危机的克服，对现代性的纠偏。他认为，新博物精神或博物学观念的内涵是：“把自然看成一种密切联系的机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导致“ 人与自然和谐生存”，“ 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体悟“自然之整体性和玄妙”。[7] 阿来具备深厚的博物情怀，他对自然充满好奇、热爱与敬畏，他希望自己是大自然的“谦逊” 的记录者[8]；当与博物学遭逢以后，他的博物意识被刹那照亮。

（一）萌芽：本能地亲近藏地风物

从童年到20纪80年代末漫游若尔盖草原并确定以文学为终身职业，阿来的博物学兴趣是本能的、逐渐生长的。

阿来对博物学的兴趣，来自从小对植物的熟稔。他说，刘华杰“博物学兴趣生发的起点，倒跟我多少有些相同之处。他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出生的村子更小，山更大，可以说从小就生活在大自然中间。树、野菜、草药、蘑菇都跟生活息息相关，都是熟稔而亲切的。只是那种乡村式的认识目的，与称名方法与系统的植物分类学相去甚远。但总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的生活和这个世界的更广大的关联”[9]。

2005年，阿来在为机村系列故事命名时，给出了《空山》这个名字。当时他脑子里突然闪回的是自己少年时代所生活的深山，“山峰、河谷、土地、森林、牧场，一些交叉往复的道路”[10]。他潜意识里最深的，依然是对山村自然环境的记忆。

阿来回忆起1974年当一个地质勘探队来到他们村庄，在航拍图片上指认阿来的家乡时对一个少年意识的冲击和启蒙：

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问，想不想知道你们村子在什么地方？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问题 ……一张幅面巨大的黑白照片在我面前铺开了。这是一张航拍的照片。满纸都是崎岖的山脉，纵横交织，明亮的部分是山的阳坡和山顶的积雪，而那些浓重的黑影，是山的阴面。地质队员对孩子说，来，找找你的村子。我没有找到。不止是没有我的村子，这张航拍图上没有任何一个村子。只有山，高耸的山和蜿蜒的山。后来，是他们指给我一道山的皱褶，说，你的村子在这里。他们说，这是从很高很高的天上看下来的景象。村子里的人以为只有神可以从天上往下界看。但现在，我

看到了一张人从天上看下来的图像。这个图景里没有人，也没有村子。只有山，连绵不绝的山。现在想来，这张照片甚至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或者说，从此改变了我思想的走向。从此知道，不止是神才能从高处俯瞰人间。[11]

这个巨大冲击结出的果实之一是阿来对地质学习和职业的热望。1977年恢复中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阿来填写的全部是地质学。只不过，阿来最终入读马尔康师范学校，并在毕业后从事教职的过程中，养成了对阅读和音乐的热爱；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最容易得到的读物又集中在文学类，所以阿来开始了文学创作。

在阿来80年代的写作中，植物的书写已经比同时期的作家更多，表现出青藏高原特殊的风物和质感。比如阿来的诗里，星星闪耀着杜鹃花、苹果花、梨花、罂粟花、野樱桃花、山桃花、藏红花、野蔷薇；常常点缀着飞燕草、点地梅、马齿苋、柏树，它们有时是故事的背景，有时也是抒情的对象。这也不必惊讶，如果谁有在春天走入藏地的人生经验，被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花草染醉过眼睛，对植物、对自然也会有本能的亲近感。

80年代末，在选择未来人生道路的时候，阿来漫游若尔盖草原，并得到了一本有关高原药用植物的手册。他从生活中经验里来的植物爱好或者说博物学兴趣，渐渐走向自觉。

特别有意味的是，《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1989）一诗“大地”这一单元中写道: “ 我的情思去到了天上，在/若尔盖草原，所有鲜花未有名字之前”[12]。这简直是一种预示，“所有鲜花未有名字之前” 的诗句，表达了阿来在混沌初开的神话思维下，对草原花草懵懂的原初理解；也暗含了民族文化文明发展过程中、民族智慧发展中，对周遭世界的分析性认知，其中包含对鲜花的“称名”。而对植物“称名”的迷恋，是阿来迷恋故土、深爱自然的明证。

（二）发展: 系统的阅读与热情的推介

以《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为起点，阿来的行走、看花、识花、拍花、写花，开始成为他生活的一种“调剂”。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

1996年，阿来离开阿坝到成都，就职于《科幻世界》。阿来在《科幻世界》期间，认识了不少地质学专业的朋友。除了前述刘华杰，还有地质学出身的李栓科等。地质学家是阿来少年时候的职业梦想。在博物学分化为各专门科学以前，地质学也是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期，阿来大量阅读了科学普及方面的书籍，并致力于推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这些阅读包括美国的刘易斯· 托马斯、艾萨克· 阿西莫夫、利奥波德、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齐然尔曼兄弟；法国的儒尔· 米什莱；中国的吴冠中、茅以升、钱三强、李四光、刘华杰等。

1997—2005年间，阿来在《科幻世界》先后写了卷首，开设过“世纪回眸” “科学故事”“人与自然”“界外” 等专栏，发文数量不等。阿来的好奇心，他对于科学的爱好，他期待科学与人文能够交融的梦想，在《科幻世界》的专栏文章中得到淋漓的展现。

“科学美文”是阿来首创的栏目，开设时间最长、发文最多，文摘和阿来亲自撰写的导读文章都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文摘如《一座鸽子的纪念碑》《欧洲人的一张菜单》《翅膀》《身处鱼类世界，生物学家倍感孤独》《怎样探测地球年龄》《注视大自然的理由》《月季与玫瑰之区别》，等等。《一座鸽子的纪念碑》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环保主义者利奥波德，该文节选自他的《沙乡年鉴》，痛惜“ 候鸽”[13] 这一物种在人类活动的步步紧逼下不幸消亡。《怎样探测地球年龄》的作者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文中，李四光基于渊博的地球知识储备全面讲述了18世纪以来丹索、亚当斯、汤姆孙等人测定地球年龄的科学探索；文辞也非常优美，如“当最冷的时候，北欧全体，都在一片琉璃之下，浩荡数千万里，南到阿尔卑斯、高加索一带，中连中亚诸山脉，都是积雪皑皑，气象凛例”[14] 。知识可靠、优美生动。阿来对此文的导读题为《科学家的人文情怀》，文中他称赞李四光的文章是关于“如何用不同的科学方式鉴定地球年龄的美文”[15]。

阿来为“科学故事” 专栏撰写的《让岩石告诉我们》[16]充分体现了他的地质学爱好。此文颇长，在《科幻世界》首发时拆成了上下两篇。文中历数岩石记录的地球历史、如何用放射性元素来测定岩石的年代、岩石的历史与生命的诞生发展、人类起源与人类考古史、史前艺术，等等，脉络清晰、链条完整、学科视野开阔，读来津津有味，令人兴致盎然。

在“世纪回眸”专栏中，阿来撰写了《关于生命的伟大发现》[17]一文。文中梳理的故事主人公几乎全是博物学家：从17世纪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虎克，到19世纪初期发现细胞核的植物学家布朗，19世纪中后期出版了《物种起源》的达尔文及遗传学巨擘孟德尔，等等。只是这时候，阿来把这些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人称为植物学家、遗传学家等。

其实，前述利奥波德的大学专业与工作领域都是林业，他是在现代科学观念影响下培养出来的学者，但西方博物文化的传统仍然在他身上延续。他喜欢观察、记录、实践，既具有科学知识，也具备思辨能力，还有对林业和林区动物深切的情感。《沙乡年鉴》中提到，大学里并不鼓励学生发展对于博物学（nature history）的兴趣。《欧洲人的一张菜单》的作者美国的罗伯特· 路威、《翅膀》的作者法国的儒尔· 米什莱、《身处鱼类世界，生物学家倍感孤独》的作者美国的马利斯· 西蒙兹也都是为人所称道的博物学家。只是阿来那时并未用“博物学家” 来指称他们。

在这个时期，阿来还有一位博物学同好——云南的半夏。半夏原名杨鸿雁，1988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供职于云南报业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长篇小说及自然随笔的写作，与刘华杰也颇有文交。2000年之前，半夏就采访过阿来。当然，那时他们的交流主题还不是博物学。[18]

（三）自觉: 清晰的学科意识与愈发丰厚的积淀

21世纪初，阿来读到了刘华杰的《一点二阶立场》[19] ，觉得此书很“开脑洞”[20] 。那时候刘华杰的博物学学科意识已经非常自觉。比如，《一点二阶立场》封面是刘华杰拍摄的鹅掌楸，表示“博物” 的意思；其次，书中收有《从博物学的观点看》一文，学科意识和学科史描述很清晰。至少在那时，很可能受刘华杰影响，阿来已经接触到了学科意义上的博物学了。

2010年，手术后的阿来开始写作《成都物候记》，博物学兴致盎然。阿来对植物的认知及“称名”非常着迷，以至于在 2013年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时，阿来说 “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21]，他希望自己是大自然的“谦逊” 的记录者。[22]

与此同时，2010年秋刘华杰在北京大学开设“博物学导论” 课程，并开列了阅读书单。2011年，刘华杰的博物散文集《天涯芳草》出版。2013年，刘华杰的“ 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 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5—2023年，全国博物学文化论坛先后召开六届。阿来作为文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博物学文化论坛并作大会主题演讲。2018年，阿来与刘华杰合作出版了《自然写作读本》，阿来担任 A卷的主编，将“ 科学美文”专栏的文摘与导读收入书中[23]。

阿来与半夏的博物学话题持续展开。半夏的博物书写日益丰富。2018年的《看花是种世界观》[24]半夏记录刘华杰博物人生的纪实作品，阿来为之作序。2019年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25] 广受好评，先后获得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等评出的“ 中国十大自然好书· 自然生活奖”、《十月》杂志评出的 “琦君散文奖· 特别奖”、新浪好书榜2019年度推荐图书、“吴大猷科普著作奖· 佳作奖 ”等多个奖项，被誉为“中国的《昆虫记》”。

在阿来的文学写作中，对植物的准确称名使其作品更具有“精确”的魅力、原生的质感。对比阿来不同时期及与同期同题其他作家的创作可知，对植物的称名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品所呈现的“现实”。

二阿来的博物书写：科学美文、诗意物候与精确细节

阿来的博物书写灵动而不失沉着，轻盈而丰满细腻。在入微的观察、精细的描写中，充盈着他自童年时代深藏于基因中的“自然情感”，又饱含着在长期的阅读中沉淀而来的“中国人的自然之爱”（The Chinese Love of Nature）[26]。这些书写，有的是直奔科学知识而去的科学讲述，如前述供职于《科幻世界》期间的“科学美文”、《水杉，一种树的故事》等；有的讲究科学与抒情兼美，如散文《成都物候记》《故乡春天记》。此外，阿来小说中涉及自然描写时对细节的孜孜以求也表现出博物书写的精细性特征，我们从中亦可一窥其博物书写的艺术魅力。

（一）科学美文，知识写作

“科学美文”是阿来给自己在《科幻世界》的一个专栏起的名字，他还慎重地阐明了将这些文章命名为科学美文的原因：一方面，“科学在终极层面能够达到高度的和谐”；另一方面，“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科学理念的传达与文学审美，并不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在“科学美文” 中，“科学与文学，观察与审美，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表达总是相得益彰”，给读者“带来新知的同时给予深切的审美愉悦”[27]。2021年，在四川黄河主题采风创作· 作品研讨会上，阿来进一步强调了知识性写作，他的讲话题目就是《讲好黄河故事需要知识性书写》。他特意强调，“自然写作中，知识性的内容一定要有”[28]。

除 “科学美文”专栏中阿来撰写的系列导读、科学故事外，他的《水杉，一种树的故事》因为对博物学家、水杉的博物学知识的偏重，表现出典型的“知识性写作” 特点，堪称科学美文。

《水杉，一种树的故事》不仅讲述作为植物的水杉的科学知识和故事，也讲述发现水杉的博物学家的故事。文中，阿来对博物学知识信手拈来。如博物学家对水杉的研究与发现。在水杉“前传” 中，阿来用晓畅而专业的语言回顾水杉的“古老”，并指出最早是日本的三木茂博士在化石中发现了它的存在。至于活株，那是1941年，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中央大学的干铎在辗转行脚去往抗战大后方重庆的路上发现的。1946年，郑万钧、胡先骕两位植物学家确定其科学命名。再如，从科学角度讲，水杉的“发现” 实质上是“科学的方式重新发现”。阿来写道：“一九四一年水杉的发现更准确地说，是以科学的方式重新发现。在没有采用科学系统，也就是没有采用林奈创立的分类系统和命名法之前，中国人并不是对周围的环境一无所知，只是基于经验性的无系统的知识，实在是有着巨大的缺陷。”[29] 这里有植物分类学的知识，有对林奈的双命名法的介绍，也将其与中国人认知事物的经验性特征进行对比。全篇以“ 水杉” 为线，从白垩纪到抗战到当下，从四川、湖北到美国，时空迢迢，阿来心心念念；全篇科学知识丰富明白，人文情感深厚含蓄，并插叙对大熊猫的发现及科学命名，是一篇情理兼备、平实练达的文章。

当然，《水杉，一种树的故事》的文学性也毋庸置疑。此文曾获得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散文类成就奖。文章的词句非常优美，如：“每天经过它（即水杉）身旁，都会抬头看看。每一道皲裂的老皮间每天都会透出更多的润泽，每一根枝条都会比前一天更加饱满。一周，或者再多几天，就看见幼嫩的枝梢上绽出了星星点点似有若无的绿。凝视时如烟将要涣散；再换眼，又凝聚如星，新翠点点。海棠初开时，它羽状的新叶已经舒展开来，清风徐来，借它鸟羽般翩飞的新叶显现轻舞飞扬的姿态。”[30]状物准确，生动新鲜，如在眼前。

（二）诗意物候，隽永深情

阿来说过，“所谓物候……还是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更有趣味”[31]。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他的小品文《大自然的语言》生动有趣地描述了大自然的物候现象，由于被选入多种语文教材而广为流传。

阿来描绘了植物的“理想国”，出版了《成都物候记》。这本书是阿来博客中“成都物候记” 系列文字的集结，记述了他 2010年手术康复期间在成都拍摄、记录植物的经历和感受。全书共20章，从腊月开始，按照开花先后，观察、拍摄、记录了蜡梅、芙蓉、丁香、含笑、芙蓉等二十余种植物。每一章主写一种花木，间或有闲笔。比如贴梗海棠一章，阿来记录了初春华西医院的海棠 “热闹地缀满了等待绽放的花蕾”[32]，也记下了府河边“一树树怒放的红海棠中，却间杂着一丛丛白海棠。红海棠树形高大，花开热烈；白海棠只是低矮浑圆的一丛，捧出一朵朵娴静清雅的白色花。这种热烈与安静的相互映衬，比那一律红色的高昂更意韵丰满。低调的白也比那高调的红更惹眼”[33]。阿来猜想，“《红楼梦》大观园中众小姐结海棠社咏海棠诗，从描绘的性状与引发的情感看，多半也不是这种海棠。只有林黛玉诗中一联，咏的像是眼下这种海棠。当然不是红海棠，而是白海棠。《红楼梦》中这一回结海棠社咏海棠诗就是因为贾宝玉得了两盆白海棠。林黛玉咏出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的妙句，像是开在眼前的红海棠丛中的白海棠的精神写照”[34]。文末还提到了婆婆纳，“坐在树下看花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看见脚下地边有微弱的蓝星闪烁，仔细看去，却是花朵展开不超过半厘米的婆婆纳也悄然出苗，贴地开放了”[35] 。这不过是阿来记载贴梗海棠时的一处闲笔，却诗意盎然，语言灵动，虽然婆婆纳微小，但也表现出了一花一世界的阔大境界。

四季的变迁虽然没有二十四节气那么精准，但四季的花草却也各不相同，我们姑且把它归于物候书写中。阿来这样记录达古冰川景区的春天：

达古景区的自然之美真是无处不在啊! 在海拔三千多米处，积雪刚刚融化，落叶松柔软的枝条上就绽放出了簇簇嫩绿的针叶。而刚刚从冰冻中苏醒的高山柳、报春已经忙着开花了。再往下，开花植物更多。路边草地上，成片的小白花是野草莓，星星点点的蓝花是某种龙胆，那是比蓝天更漂亮的蓝! 到了达古村附近，湖边野樱桃开花了，有风轻摇树梢时，薄雪般的花瓣便纷纷扬扬飘飞起来。再往下，路边一丛丛黄花照眼，那是野生的棣棠。还有藤本的铁线莲，遇到灌丛和乔木就顺势向上攀爬，用这样的方式，把一串串鲜明的花朵举向高处。那些花朵也真正漂亮 , 四只纯白的花瓣纤尘不染，花瓣中央，数量众多的雄蕊举着一点点明黄的花药，雌蕊通身碧绿，大方地被雄蕊们簇拥在中央。[36]

观察精细，称名准确，草木丰饶，色彩明艳，若非案头准备充分且成竹在胸，多次深入山中并体验观察，绝难记录和书写出这样的殊胜春景。

（三）博物细节，精确绵密

与诗和散文相比，小说对人生体验、在地知识、细节事实有更高的要求。1994年杀青的《尘埃落定》是阿来在阅读了18位土司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土司制度、罂粟花、淘金人，在小说中有或浓或淡的叙写。除了贯穿全篇的罂粟花，《尘埃落定》时期阿来笔下的植物只是整体叙事中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土司领地中最常见的“ 杜鹃花”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不过四次 , “苹果”两次，其他还有“梨”一次、“野樱桃”一次、“野桃花” 一次、“柳”三次 , “核桃”频次最高，一共七次，等等。如果不是特别统计，恐怕没有读者注意到还有这些植物曾经“生长”在《尘埃落定》里，因为它们基本都不具备叙事表意的功能。

当阿来的博物学——主要是植物学知识日渐丰盈的时候，阿来挚爱的青藏高原的那些花草树木就在《机村史诗》、在“山珍三部”、在《云中记》中得到越来越扎实的描写，安静绵密、细腻入微地织入阿来作品里人物生活、情感生发的环境肌理中。

在“山珍三部”里，阿来有意识地把植物写得更扎实。《河上柏影》中博士王泽周盘算着，“要调查一下最初长出的是些什么样的灌木，开蓝花的沙生槐？开白花的珍珠梅？开黄花的小蘖？还是开粉红花的绣线菊？他知道这样会使他的文章更加扎实漂亮……”[37]

所以在《三只虫草》《蘑菇圈》里，阿来对环境进行了复刻般的还原。

《三只虫草》开篇，首段一句话，“ 海拔3300米”[38] 。这个看似平常的开头，其实蕴含了至少五层严格闭环的背景信息。第一，比对生物学知识可知，高山虫草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森林草甸或草坪上，具备这种条件的主要是青藏高原。第二，继续比对地理学知识，阿坝州各区县平均海拔3500—4000米，而阿来特别钟爱若尔盖草原。第三，阿坝的若尔盖草原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块特殊的区域，海拔高度在 3300—3600米之间。第四，再细究人物，阿来最熟悉的是阿坝的“桑吉”，这个“桑吉” 就像少年的阿来们，“我们一起上山采挖药材，卖到供销社，挣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那时，我们总是有着小小的快乐。因为那时觉得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不一样的未来不是乡村会突然变好，而是我们有可能永远脱离乡村”[39]。第五，最后结合政策来看，阿坝州2003年开始实行退牧还草，在退牧还草的政策下，每年的虫草季就是牧区居民获取一年收入最重要的时期。《三只虫草》发表于2016年，桑吉逃学采虫草的情节完全契合这一背景。如上五层信息相互印证、环环相扣，《三只虫草》的现实根基如此厚实，作品的诗意品格由此展开飞翔的双翼。

《三只虫草》里，桑吉逃学采虫草遇到的飞鸟是云雀，“云雀飞翔的姿态有些可笑。直上直下，像是一块石子，一团泥巴，被抛起又落下，落下又抛起”[40] ，准确的观鸟刻画从侧面透露出桑吉欢愉的心境。桑吉家里炉膛烧的柴火是“ 干枯的杜鹃树枝”[41]，杜鹃正是青藏高原的常见植物。男人们抽签值班，“村长就在帐篷边折了些绣线菊的细枝，撅成长短不一的短棍，握在他缺一根指头的手中”[42] 。一句话、每个词，牢牢钉在纸页上，每个细节背后都有深藏不露的故事，非常耐读。

在《云中记》里，阿来的积累更加丰富，神性的意味与写实的细节辉映嵌合。云中村磨房的门口，压着阿巴妹妹的大石头旁，阿巴向着鸢尾花对妹妹讲述，“这时，他听到了一点声音。像是蝴蝶起飞时扇了一下翅膀，像是一只小鸟从里向外，啄破了蛋壳。一朵鸢尾突然绽放”[43] 。阿巴的热泪一下盈满了眼眶，他赶紧对妹妹讲侄儿仁钦的情况， “ 仁钦出息了，是瓦约乡的乡长了。我碰到云丹了，江边村的云丹，他说咱们家的仁钦是个好乡长”[44] 。或者是感应到了吧？或者只是鸢尾那时恰巧盛开，“又一朵鸢尾倏忽有声，开了”[45]。

仁钦在花盆里种下了阿妈寄魂的鸢尾，他心爱的姑娘“跪下，往花盆里浇水。她说：妈妈，让我来替你心疼仁钦吧”[46]。阳光落在了种子的胚芽上，“好像有点声音，倏忽一下，那颗绿色弹开了，从一颗饱满的拱背的豆子的形状变身成了一枚叶片!”[47]“阿妈鸢尾”仿佛真的代表着逝者与尘世间的亲人息息相通。

罂粟花、鹿茸，这些反复出现在阿来小说空间里的事物，也在《云中记》中一一重现，强化着阿来小说的现实品格。一个人、一匹马，也许正因为无数生灵的细节充实了 27万余字的每一行，才充盈了阿巴返回云中村的180余个日出日落，使得阿来成功写出这一部充满难度的小说。

三结语

阿来是个非常坚持自我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阅读和写作就部分由于身处“边地”疏离的地理空间而具有独立品格，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表达方式。给阿来贴上任何标签都是危险的，他对于任何来自理论评论界的“标签化” 都有“反标签化” 的冲动。当阿来看重文学书写中“自然” 的本体性时，阿来的“山珍三部” 等作品很容易被当作“生态文学”。但是，当学者和读者给作品贴上“生态三部曲”[48]“ 自然文学三部曲”[49] 的标签时，阿来则又滑脱出来，把这类书写叫作“自然写作”[50]，表现出他逃避标签、渴望不断突破的本色。所以，如果一味称扬他的博物书写，也可能把他片面化了。而且，仅就阿来的博物书写来看，他既不拘泥于19世纪后期西方博物书写推崇有加的“科学性” 与“精细性”，也不流连于中国古典自然描写中的士大夫情感；他不在乎部分博物学爱好者们对作家们情感泛滥而科学不足的指责，把细致的科学观察与生命的领悟体验都融入自己的文字之中。阿来期待文学对其他学科的综合超越——博物书写、生态文学，只是他创作的一个面向。阿来说，认真观察生活，如果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来观察与调研，对写作很有用，“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集大成，它是一个综合体，会吸收各种各样的东西”[51]。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来在做一个综合超越的文体实验，试图以不被定义的样式写出对青藏高原最独特、入微而贴切的表达。

大卫埃利斯顿· 艾伦曾经这样评价梭罗：梭罗“为20世纪的博物学留下的遗产是一种新的节制的抒情。远比如今已被丢弃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愁善感更透彻，同时经由直觉的源泉带来了强健与活力。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一种更加自由的载体，以更好地传达出那些极易迷失在个体细节之下的核心现实”[52] 。阿来也在为读者不断创造新鲜的写作方式和自由不羁的文字。因此，对于阿来这样富于开放性、成长性，一直还在写作，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好奇心以及跨学科趣味的作家，对其进行标签化当然很容易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但是，如果我们把标签当成切近作家的一种努力、一次探索，则终将会有所收获。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的博物书写研究”（19XZW026）阶段性成果。

[1]阿来：《序·爱花人说识花人》，半夏，《看花是种世界观》，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2]谭光辉等：《文学执信与生态保存——阿来访谈录》（下），《中国图书评论》 2013年第3期。

[3]这些“科学美文”收入阿来：《大雨中那唯一的涓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版；《让岩石告诉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自然写作读本》（A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

[4]《水杉，一种树的故事》，《人民文学》 2019年第12期。

[5]《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

[6]艾莲：《博物书写，让大自然“说话”》，《人民日报》 2022年7月22日。

[7]刘兵：《博物情怀》，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8]牛梦笛：《阿来：写作就像湖水决堤》，《光明日报》 2013年1月31日。

[9]阿来：《序·爱花人说识花人》，半夏，《看花是种世界观》，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0]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 2009年第2期。

[11]阿来: 《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 2009年第2期。

[12]阿来: 《阿来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13]有的翻译为“旅鸽”。

[14]阿来：《自然写作读本》（A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

[15]阿来：《自然写作读本》（A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

[16]该文首发于《科幻世界》 2000年第8期“科学故事”栏目，后来收入阿来同名散文集《让岩石告诉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

[17]该文先后收入阿来：《大雨中那唯一的滑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版；《让岩石告诉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

[18]见阿来: 《序·爱花人说识花人》，半夏: 《看花是种世界观》，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19]刘华杰: 《一点二阶立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0]见阿来: 《序 ·花人说识花人》，半夏: 《看花是种世界观》，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1]牛梦笛: 《阿来：写作就像湖水决堤》，《光明日报》 2013年1月31日。

[22]牛梦笛: 《阿来: 写作就像湖水决堤》，《光明日报》 2013年1月31日。

[23]阿来: 《自然写作读本》（A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

[24]半夏: 《看花是种世界观》，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版2017年版。

[25]半夏: 《与虫在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6]Li ,C.（李祁）The Love of Nature：Hsu Hsia-k’o and His Early Travels（Program in Eastern Asian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Occasional Paper No. 3) . Bellingham，Washington: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1971.该书的第一章为“ The Chinese Love of Nature”（中国人的自然之爱）。

[27]阿来：《自然写作读本》（A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28]阿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与书写》，杨虚杰整理，《科普创作》 2020年第3期。

[29]阿来：《水杉，一种树的故事》，《人民文学》 2019年第12期。

[30]阿来：《水杉，一种树的故事》，《人民文学》 2019年第12期。

[31]阿来：《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4页。

[32]阿来：《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31页。

[33]阿来：《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35页。

[34]阿来：《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38- 39页。

[35]阿来：《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39页。

[36]阿来：《一滴水经过丽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版，第216页。

[37]阿来：《河上柏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38]阿来：《三只虫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