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先前的风气》《明日在往事中》的一贯逻辑，穆涛的新作《中国人的大局观》用笔在历史的大叙事中，勾勒出点滴细节，擦亮被蒙尘的真实。
　　作为作者多年的读史笔记，《中国人的大局观》反复敲击着此种认识：读史，重要的不是读结论，而是首先要读出这些结论的出处，古人的处境，以及这些结论的产出方式以及适用范围。历史经典也会有盲区，承认这一点，历史经典才能世世代代站得住脚。因为，历史经典并不用来回答我们的一切，它只可能留下一些可供利用的线索，让我们在各类场景中找到相应的底层逻辑。
　　诠释历史的人和被诠释者处在同一个历史连续体中，如何在剥离和融入的辩证中保持与史料的合理距离，站在适当的位置揭开历史的封条，是讲述历史必须面对的角度问题。再者，理解历史需要跨越读者对文本的陌生感，转化为我们熟悉的部分。如何让历史卸下朦胧的面具，呈现温暖可感的躯体，涉及读史笔记的写作方法论。
　　《中国人的大局观》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给予了回应。书中的文章追求回归于事件初始的完整性，介入一段历史的可感性，相逢在彼时世界的真实性，试图为我们画出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生态环境”。避免在行文中强行嵌入自己的历史观，警惕个人观察对事物最终状态的价值判断，只提供一个看历史的个人角度，以考古发现、史学典籍为依靠，以述代论，结实地写出历史的启示。
　　读史，意味着要与许多曾经鲜活的人和事对话，不以专业化的权威态度，居高临下地摆出冰冷的历史。穆涛读史，带着谦卑和想象力。
　　《中国人的大局观》共分5个部分，每部分关键词都是古代典籍。形式上虽趋于零散，却可以得见大思路的统贯。钱钟书曾讲过，中国历史研究理论不一定要成体系，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孔子一会儿说“谋道不谋食”，一会儿又说“学也，禄在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很多传统思想都讲究阴阳制衡。穆涛当然看到了这一面，他的读史感悟很多属于文化传统统摄下的片段性内容，相互之间还有补充、辩驳。
　　穆涛说四季，从《春秋》讲起，从中国人对“时间”的发现开始，追溯捕捉光阴的漫长过程。又以天地为准绳、冬夏为权衡、春秋为规矩，带我们从春秋回到《春秋》，由自然再次走向历史长河。讲述中，人与自然的往复，现今事实中，人与自然的对立，让他再次提及人与天地的关系——对天地的敬畏，应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朴素概念，人是世界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历史典籍成为无限流动的文本。“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重要的是世界观。”这句话可以作为穆涛读史的方法论来理解。他读史，读的是一桩桩历史事件，读的是彼时之风气。穆涛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典籍蕴藏的历史细节，具象了一行行文字背后的历史场景。
　　讲起丝绸之路，穆涛罗列出详实的物产进出口清单，实则是把丝路的拼图拆解，让我们看见其中的肌理，发现原来历史中潜藏着文化的源代码。《九个细节》一文，更是从标题开始就彰显了这样的倾向性。长安城大移民、《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算缗和吿缗这些隐藏在历史中的小枝丫，纷纷伸了出来。混沌而宏大的历史，于旁逸的细节中显出真貌。
　　认知与思想纷出，是穆涛读史的敏感处。穆涛在书中《反粒子》一文中，借《列子》里的一个故事提出：“好寓言的价值，就在于激活认识领域的多种可能。”我们不妨以这句话来说明这本新作。
　　限于人类存在的三维世界，保持深入思考的能力，无非三个面向：过去、现在或未来。此三重维度，完全可以在读史中得到统一：以事实为需求，我们期待历史给予经验，未来充满希望。或者，我们还可以借用域外的观点来佐证此种阐释。
　　保罗·利科在谈到历史事实时说：“在历史学家还不想对它提出问题之前，文献并不是文献。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在他后面根据他的观察建立了文献；历史学家同样以这种方式建立历史事实。”
　　《墙里秋千墙外道》第一节中，“写中国农村，要警惕‘失真’。”穆涛讲田园诗，选择从东汉末年谈起，绕开我们常言的田园诗鼻祖陶渊明，剥开此种“知识分子写作”掩饰下对真实农村的失察，着意讲的是当时时局动荡下农村的凋敝，农民的愁苦。
　　“八股文的另一面”，不是附庸普遍观念、跟着说些缺点，而是正面突进，看看这位历史中的“显赫老人”究竟如何。
　　“透过忠义的面纱”“博览群书这样的思路”两节，主要谈文学、说读书，最后的立意还是中国的文化智慧，中国的世道人心。
　　穆涛在书中频频提及：“我们现在读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整理的。”“史学在汉代是显学。”以此为指引，他将读史的重点放在汉代版本。尽量从源头处读到史书的原貌，是面对历史最真诚的态度。与此相对应的，是穆涛的写作方式。
　　“读史”二字给人带来的联想，往往是连篇累牍式的巨型文章。《中国人的大局观》却难见压制性的文字铺排，也非厚重艰涩的学术专著，是随手轻翻就能在书中某个角落相遇带给我们灵光闪现的启示。这些闪光的片段连缀起中国人的观念，在横亘的宏大历史中，用“及物”的方式，重现史书的记录内容。拾遗式的论述，但分析却五脏俱全。看似闲散的笔法，往往能一笔切中要害，另有一番滋味。
　　这看似无技巧的行笔，背后却有丰厚学识和扎实理论功底为内衬。联系穆涛多年秉持的“大散文”精神，我们再次被提醒：“在中国古代，散文是核心的文体，不仅文学写作，史书写作也在这个范畴。”从这一角度讲，史学也是文学，读史学要像读文学一样注重细节，注重体验和生活。
　　从中引申出的一个话题是，写作应当言之有物。如何完成写作的“及物”又要避免落入窠臼，《中国人的大局观》有新的尝试：从常规进入，却在常规之外，重点不仅是历史事实，更要经由历史叙述传递“历史的精神”，寻找理解历史的思考方式。
　　《中国人的大局观》中的“大”，以我之观点，并非针对实指的国家、天下或“大一统”，而是强调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世界观，一种不故步自封、胸怀天下的视野。因此，文中的论述才着眼于局部，将局部点点绘线、纵横合网，最终目的是以局部统摄整一。这是难能可贵的，面向时代症候的突围。
　　读史是穆涛一贯的读书内容和重要的读书偏好，身为编辑、散文写作者、研究者和学者，穆涛的多重身份，让他更为游刃有余地在大历史中，踏出自己的新路，曲折蜿蜒地通向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内核。在行进路途中，他的两只眼睛，一只朝向沉寂的史书，一只永远注视着当下火热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