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苏东坡贬谪惠州（今广东惠州市），时有颂咏荔枝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给予流放的苏轼许多慰藉。在唐，荔枝则是贡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句）。
　　那么，荔枝于中国，何时而有，何地原产？“荔”见后汉的《说文解字》“草部”。《说文》释“荔”为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清人王念孙释“荔”为马薤。马薤今称马蔺草。此两处的“荔”，是草本而非木本。也就是说《说文解字》的“荔”与今天所见荔枝树不是同一种植物。
　　不是作为草本而是作为木本水果的“荔枝”，汉字和汉语词汇可能最先作“离支”或“荔支”。成书于公元七世纪初的《艺文类聚》（一百卷），在植物方面共有七卷，其中卷八十七“果部下”有“荔支”专条。《艺文类聚》引《广志》“荔支树高五六丈。大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昉，甘而多汁……”；引梁刘霁诗《咏荔支》；引后汉王逸赋《荔支赋》等。但与蜀地密切相关的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和西晋左思《蜀都赋》等，《艺文类聚》却没有引。《上林赋》有“卢橘夏熟……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蜀都赋》有“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梁编唐注的《文选》引《南裔志》“龙眼荔枝，生朱堤南广县、犍为僰道县”等，还特别注荔枝“出蜀”。从汉至唐的诗文里，从原创到注家，荔枝的两点共识已经形成。其一，荔枝作为一种木本水果产于蜀地江河（即今金沙江下游到重庆的峡江）河谷；其二，从“离支”到“荔支”再到“荔枝”的汉语词汇定型。
　　再来看史。约成书于四世纪中期的《华阳国志》，为晋代蜀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蜀志》记“僰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距郡百里……有荔芰、薑、蒟”。僰道县即今笔者客居地四川宜宾。《蜀志》又记“江阳郡……有荔芰、巴菽、桃枝、蒟、给客橙”。江阳郡即今泸州市。方志所记，与汉晋诗人赋家诗史互证，完全契合。荔枝原产蜀地南部的长江流域，几乎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宋人蔡襄所著《荔枝谱》认为“福建为荔枝之乡”，蔡襄是闽人，为自己家乡做广告无可厚非。这，与荔枝原产于蜀地并不相悖。
　　两宋是编纂大型类书最辉煌的朝代，其《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不仅是宋时的四大类书，而且在中国类书历史上也是最为重要的四部大书。《太平御览》“果部八·荔枝”条共有十五条。五条关于荔枝来源都指向南方。谈及荔枝，必须提及印行于南宋末或元初的《全芳备祖》。为什么要谈及这书，因为这书中的“荔枝”条是迄今为止有关荔枝内容最丰赡的。作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既厘清“荔枝”的来龙去脉，又能读到历代咏颂荔枝的众多诗文。从汉到唐再到宋的关于荔枝的文献应有尽有。特别是蔡襄的《荔枝谱》中所列当时最有名的三十二个荔枝品种。在《全芳备祖》里，荔枝不再是唐朝那般的珍贵物，倒像是“繁花似锦”的平常物了。《全芳备祖》中颂咏荔枝的诗、词、曲，蔚为大观、叹为观止。而且，《全芳备祖》特别强调“荔枝生巴蜀间”。
　　蔡襄在其《荔枝谱》论证了荔枝作为唐时贡品的产地有二，“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于巴蜀”。对此，明人何宇度的《益部谈资》说得更确定。何宇度讲，都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说，其实还有另一说。另一说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盖从栈道入关来”。栈道何地？栈道特指汉唐川陕官道中位于蜀地的栈道。除了说通荔枝的路是蜀道外，何宇度还说川东（即今重庆涪陵等地）有“妃子园”，而且“妃子园”里的荔枝“颗最服大”。从宋到明，同样可以看到荔枝出蜀地的源流。
　　对荔枝的礼赞，唐朝多有人赞，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杜甫和白居易吧。杜甫写下了五律《宴戎州杨使君东楼》，其中一联是“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又写下“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白居易于元和十四年（819年）春天由江州（今江西九江）迁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在忠州期间，白居易不仅考证了“荔枝生巴峡间”外，还留下若干关于荔枝的诗，如《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等，这些咏荔枝的诗让蜀地川江沿河的荔枝美名远播，其中七绝《种荔枝》写道：“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可以说“红颗珍珠诚可爱”成了荔枝永久的标识和广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