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也更让人期盼。小年腊月二十三一过，大家就更忙乎起来，尽管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天空中偶尔还飘起零零星星似有似无的雪花，春节还与“冻死猪狗”的四九天重叠，依然挡不住南来北往行色匆匆回家过年的身影。但是，总有一些人，在万家欢聚阖家团聚之际，因为工作需要坚守岗位而不能与家人团聚，不信，我们穿越回宋朝，看刚刚过完986岁生日的大才子苏东坡，是如何过春节的。
　　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被贬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一晃春节就到了。按大宋律例，腊月三十，州府签判照例要到监狱给犯人点名，一般情况下这事还不能由别人来替代。作为履新不久的签判，苏东坡这年的除夕自然就要在监狱中和被关押的犯人一起度过。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东坡如是表述，“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难能可贵的是，除夕夜没有和家人团聚，苏东坡却站在人性角度考虑问题，还写下《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这些文字的闪光之处，也正是苏东坡人格的闪光之处。
　　熙宁六年（1073年），严重的水旱灾害导致北宋东南大部分地区发生饥荒，朝廷调集数万担粮食赈济灾民。杭州之所以没有受到灾害，因为苏东坡和太守陈述古一起未雨绸缪，早早疏浚了钱塘六井，这让老百姓无不拍手称道。
　　11月，苏轼以转运使职奉命往常州、润州、秀州和苏州赈济饥民。这一次差遣任务重、时间长，苏东坡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常州、润州的每一片土地，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勤勉地处理着繁杂的赈灾事务。不知不觉间，来到常州城东郊，已是除夕之夜了。
　　苏东坡及时制止了随行人员进城去通报的扰民行为，不无严肃地说：“民生如此之艰，吾辈岂能在一派歌舞升平中度过除夕？”这种近乎本能的拒绝，是苏东坡与官民打交道时，无时不在的民本精神的体现，于是，他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将船泊在城门外，就在船上过除夕夜。
　　纵观苏东坡四十年的从政经历，只有密州才是他主动向朝廷申请的。与富裕的“东南第一州”杭州相比，位于山东半岛西南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无疑是贫穷的，舍富而取贫，苏东坡的唯一理由是与在济南的弟弟子由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近些。
　　但苏东坡去得不是时候，满眼的天灾人祸——灭蝗虫、治盗贼等一大堆乱麻一样的政事，正考验着这名新任太守，等着他去处理。
　　从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三日到任开始，苏东坡就查问蝗灾、调研蝗灾、组织抗灾和向上奏朝廷，报告灾情和请求豁免秋税之类的政事，时间倏忽就到了一年一度的除夕，每天高强度连轴转的劳作，一旦停下来之后，东坡病倒了，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苏轼留下的众多作品中，写于除夕或与除夕有关的诗文，包括《守岁》《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等。
　　近几年来，社会上涌现出了一种“苏东坡现象”，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无论天南地北，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文化高低，“一说到苏东坡，人们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人们为什么如此喜欢苏东坡？也许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苏东坡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就是我们内心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苏东坡通透的人生，实际上也是我们想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