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耶画册》是新艺社丛书的第二种，姜德明《书坊归来·新艺社和“新艺社丛书”》抄录了一则有关这本书的广告：
　　哥耶是十九世纪西班牙大画家，身经拿破仑侵犯西班牙之役，目睹异国军队占领下之种种暴行与惨状，愤而刻成此著名之铜版画集《战争的灾难》一辑，西班牙民众经七年之苦斗，卒将侵略者驱出国境，哥耶与有力焉。本册选辑是项名作四十余幅，内容精湛，由叶灵凤先生作序，详论哥耶之时代背景及其作品之涵义，不仅可供爱好艺术者之收藏和欣赏，且足为战时艺术宣传之良好借镜也。
　　由这广告词，也可看出，比之于那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这一本的功利性更加明显，一如扉页和序言之间空白页上那两行醒目的黑体字：“谨献给以画笔服务抗战的同志们。”叶灵凤更在序文《哥耶和他的〈战争的灾难〉》的一开头，直接点明了以资“借镜”的用意：
　　向着法西斯蒂牵线下的弗朗哥叛军作英勇斗争的西班牙民众，在一百多年以前，曾经遭遇过一次和今日中国民众所遭遇的同一命运：在自己的国境内，在不相称的装备抵抗之下，悲惨的受着敌人的残杀和掠夺。
　　在简练而生动地介绍了一百多年前拿破仑向西班牙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始末之后，叶灵凤接着写道：
　　从一八〇八到一八一四，这七年间在异族蹂躏下的西班牙，她的民众所忍受的苦难和表示的英勇，这“战争”所给予人类的一切，都被当时西班牙的大画家哥耶亲身遭遇而且感受了。六年后，这位七十四岁的老画家，为了逃避在他的祖国又渐渐抬头起来的宗教势力，流亡到法国的波尔多，但是铭刻在他心上的那些目睹的惊心怵目的印象使他不能安定，于是用混合热情和愤怒的一种西班牙人的讽刺，他作了一辑铜版画（蚀雕），这便是他留下的著名的八十五帧《战争的灾难》。
　　《哥耶画册》总共选了其中的四十六幅，叶灵凤对这些画作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解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残酷战争的愤怒，对于野蛮军队暴行的谴责，对于“他必然受到的惩罚”的坚信不疑。当时，中国也面临异族的侵略和蹂躏，叶灵凤也不幸流亡到被另一个异族掠去的香港，想必跟一百多年前的哥耶有着非常相近的心境。在短时间内，他连续选编出版这两本别具深意的画册，正是以一位艺术家的绵薄之力，参与到抗战救亡的实际行动当中。
　　《哥耶画册》的开本跟《凯绥·珂勒惠支画册》大致相当，只不过是那种宽度超过长度的形制，青灰色的封面，右上角是中文的书名和英文的GOYA，下面则是一幅贴画，黑白两色印着哥耶那幅“囚禁和犯罪一样野蛮”。纸张质量虽说一般，但图版还算得上清晰。在封三版权页的左上角，打出了“新艺社丛书第一种：凯绥·珂勒惠支画册”的广告，这再一次引发我对新艺社的好奇。
　　说起新艺社，是很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即使是藏书大家姜德明先生，尽管也曾予以关注，但也没有找到更多资料。在他的《书坊归来》一书中，有一篇《新艺社和“新艺社丛书”》，文章说：
　　许志浩编著的《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一九三九年部分，介绍本年由叶浅予、张光宇、余所亚等在香港发起组织了香港漫画协会。这是重要的史实，但，遗漏了同时由叶浅予、叶灵凤等组织的美术社团新艺社，以及由新艺社编辑出版的“新艺社丛书”。新艺社的活动，主要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可惜因资料缺乏，我也只能介绍一下他们出版的几本“新艺社丛书”。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间，正是南来文人扎堆香港最热闹的时期，画家郁风在《急转的陀螺》一书中曾经描写过彼时的盛况：
　　一九三九年秋，在香港靠近西环的半山上，有一排陈旧的楼房，住着上百户人家，从楼窗里可以望见海，这里叫作学士台。靠右手紧挨着的两号门牌，楼上楼下住着好几家文艺界的朋友，有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两家，徐迟一家，叶灵凤一家，还有单身汉叶浅予、丁聪、冯亦代，而从这里上去几十步石级的另一座房子里，住着戴望舒一家。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广州和武汉，有的来自重庆，都是从战火中转移到这里并且暂时站住了脚。如戴望舒和叶灵凤在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的画刊，叶浅予肩负着郭老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主编和出版《今日中国》英文版画报向海外宣传，丁聪参加了马国亮和李青主编的《大地画报》和兼《今日中国》的编务。
　　叶浅予的回忆录《细叙沧桑话流年》也写到了这一段香港的生活，但笔墨更多地留给了恋爱故事，丝毫没有提到有什么“新艺社”的事情。那几家人倒是在闲聊中聊出一个“耕耘社”，并且出版了两期水准相当不俗的《耕耘》。叶灵凤和叶浅予都是参与其中的，叶灵凤还专门写过一篇《重读〈耕耘〉》，回忆创办前后的往事，他说：“编委一共十个人，丁聪，郁风，徐迟，夏衍，黄苗子，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戴望舒和我。执行编辑是郁风，发行人是黄苗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叶灵凤在文章中还说：“后来我们又用耕耘社的名义，出版了果耶的版画集《战争的灾难》和珂勒惠支的画集。”查看《哥耶画册》的版权页，确实有“耕耘社发行”的字样，但在“哥耶画册”书名之下却印着“新艺社丛书第二种”，下边还有“新艺社通讯处：香港邮箱一五五八号”，更重要的是，封面也赫然印着“新艺社出版”五个黑体字。可见，“新艺社”与“耕耘社”是并存的，至于为什么叶灵凤的回忆文章说成“用耕耘社的名义”出版，极大的可能就是，两个社其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总之，新艺社即使存在过，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临时的组织，刊物不出了，书不印了，也就完成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