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精神’值得歌颂，但如果只有这个还远远不够，更重要在于，这种精神必须有当代的传承 。所以，要更好地理解《下庄村的道路》，就得注意其中的当代性书写。”2月25日下午，著名作家罗伟章在北京图订会现场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罗伟章在对谈活动上。记者 赵欣 摄

当天，罗伟章与作家高旭帆、冯良及评论家刘大先一道，现身四川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当代小说的民族性与地方书写四人谈”活动。他们带来了各自的新书——《凉山叙事》《崩岭规则》《翻过瓦吉姆梁子》《凉山的人》等与读者见面，还立足于地方书写视角，对当代小说进行了文化解读和审美探索。

与《下庄村的道路》类似，《凉山叙事》也是脱贫攻坚大背景下，罗伟章将目光聚焦于西南山乡的作品。书中写到的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2018年伊始，这里成为脱贫攻坚的热土。本书紧扣这一时代命题，但又超越命题本身，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从人类学、民族学和内在观念的角度，层层递进，深入解析。物质和精神，我们和他们，今天和明天，由此相互映照，共同汇流成奔涌的大河。理解、庄重和宽博，合力构成本书气质，使之成为兼具现实性、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典范文本。

“两本书都跟山有关，内在的一致之处，都是当代性书写。但一个侧重于观念的改变，另一个则在于精神传承和创新。”罗伟章告诉记者，《凉山叙事》主要关注观念改变，关注彝族人民在“一步跨千年”的变迁中如何去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下庄村的道路》侧重于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比如毛相林被誉为“当代愚公”，“当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他在修路之后要致富，致富要讲科学，不能再凭力气蛮干，他要种植经济作物，要请农业专家、科研工作者来考察，看土壤适合哪些种子生长，就是要讲科学。

《凉山叙事》也是当代小说中民族性与地方书写的优秀作品，对此，罗伟章有自己深入的思考，“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应该有一种刻板印象或者来自先验的判断，而是基于个体去交往和接触，在交往沟通中会获得鲜活的印象——民族之间的共性要远大于异质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态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边缘的崛起”。而四川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场，也不断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地”显然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边缘之所，资讯的流动和媒介技术的更新，使之更体现为一种文学格局和意识的自觉改变。

参与对谈的作家、评论家也表示，当代小说的民族性可以充分展示、叙述与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变异性，促使文化的更新转型，而各种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也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难以替代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