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雍措在《冷静与波动，或者刀刃与光》里坦承：“我是想表达我喜欢下坠和隐匿这两个词，应该很出乎你的意料吧？我不直接把这两个词说出口，是因为我想把它们隐藏在我的游泳事件里，既吹嘘了自己游泳不得了，又把自己喜欢的两个词隐藏在了里面。平时，我羞于把这两个词拿在嘴上说，也许是太溺爱它们，溺爱得不想拿出来分享。”接着她抛出了自己的底牌：“我迷恋一切下坠和隐匿的事物。包括带有坠感的故事。”这等于也概述了《黄昏和夜一起从天上落下来》的旨归：她叙述的凹村，都是有“坠感的故事”。我的理解是：坠感是一种渴望扎根的、渴望像白杨树站稳、挺直的生长状态。扎根则意味着保存“过去的某些特定宝藏和对未来的某些特定期望”。而隐匿呢？极可能是缄默的牛群，它们与群山、森林一道构成了沉默的主体，让人间的聒噪显得轻飘与多余。
所以，那个比雍措年长五岁的普措，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牛学观”，其实恰恰是富有人间正道尺度的天道观、人学观，成为在物质并不富裕的凹村（这一想象的文学地理学命名，也与下坠和隐匿暗通款曲）自足、安稳、温馨的凹村祥和图。
雍措对自然世界与人间世道的观察同样细腻入微，她具有精湛的文字工笔画的细腻，将凹村的一草一木托举起来，将那些充满坠感的故事托举起来，为我们呈现出了相互保管、相互赠予的天地人世界。她记录的自然物语与人间情语，恰是散文的正道。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黄昏和夜一起从天上落下来》这一观察态势。我以为，黄昏与夜，恰恰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是从大地上升起的。诗人海子在《黑夜的献诗》写道：“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如果你心中光明永驻，那么黑夜也可以从你的腰肢体之外，冉冉升起！
——蒋蓝（散文家）
黄昏和夜一起从天上落下来
雍措
那天，黄昏和夜一起从天上落下来，人来不及躲藏，黑就来了。
在这之前，凹村所有人都在老坝子里开会。老坝子里长着一棵白杨树，又粗又高，从下往上望，白杨树像长进了天里。白杨树自我出生就长在那里，我不知道白杨树多少岁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多少岁了。天气好的时候，老坝子里经常坐着一群老人，他们聊上几句看一眼眼前的白杨树，聊上几句又看一眼眼前的白杨树，一棵白杨树硬生生地插在这群老人的老话里，像是这群老人中一句不温不热的话。我常看见有些老人边用手摸着白杨树干，边在树下猜测白杨树的年龄。他们说这棵白杨树活成精了，看它如今还一个劲儿长的样子，估计自己再活上几辈子也别想活过它。
白杨树上常年挂着一个大喇叭，每当村子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说，藏在白杨树里的大喇叭就会在某个早上或下午响起来。那声音高高地从树顶落下来，响透凹村不够，连对面山坡上的日央村都能听见，好像凹村的重要事情也成了日央村的重要事情。掌管喇叭的人是村长，村长是村里的大官，村长在喇叭里说重要事情，人都会放下手上正在做的事，跑到敞亮的地方伸长脖子听。人听，凹村的狗呀鸡呀猫呀牛呀也听，人听完喇叭里说的重要事情，缩回脖子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一番，狗呀猫呀牛呀也通过它们能交流的语言，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一番。正因为这样，喇叭里村长的说话声停了很久，村子里还闹哄哄地停不下来。人和动物都要把村长的话研究再研究，生怕自己哪里没有搞清楚误了事。
村长从老坝子往回走，一路听见人和动物讨论自己刚才说的话，心里乐滋滋的，把脚下的步子走得更像一个村长的样子。为了展示自己的权威，村长下一次在喇叭里说话，故意说得大大声声的，声音越大传得越远，村长想自己在凹村是村长，在对面的日央村也得是一个村长的样子。有好几次，村长讲完重要事情，对面日央村的动物跟着叫起来，他知道对面的动物听见了，人肯定也听见了，自己是更多人和动物心目中的村长了。日央村的人活得精细，他们明白听别个村子的壁脚是件不光彩的事，所以哪怕他们听见了凹村喇叭里的话，也一副假装没听见的样子，他们该种地种地，该放牛放牛。他们做这些事情心不在焉，头斜着朝凹村，左耳或右耳斜着朝凹村，他们也像凹村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怕漏听喇叭里的什么。
凹村人喜欢听村长在喇叭里大大声声说的重要事情。每次喇叭声响起，说明凹村又有重要事情了。重要事情越多，似乎凹村也变得比其他村子重要起来。凹村变得重要了，人和动物也变得重要了。凹村的人和动物重要了，走在日央村的人和动物面前，趾高气扬的，高高在上的，仿佛自己有多重要一般；不像日央村的人和动物，生活在村子里，活得没有声响。可是人慢慢发现，村长在喇叭说的重要事情，被日央村的人听走后，日央村的人把这些重要事情，提前悄无声息地做完了。
比如村长说，他问了镇上的气象站，四五天之后有雨，雨来之前是种玉米的最好时机，大家准备好种子，后天一起下种；比如村长说，明天我们村请了阉猪匠来阉猪，哪家想阉猪的，把猪赶到坝子里来阉，免得阉猪匠每家上门耗费了力气，等到真正阉猪时，做不好手里的活路；比如村长说，过几天镇上要来卖鸡仔，想养鸡的人家提前做好鸡笼，到时鸡一到，就直接往自己家鸡笼里赶就是了。凹村村长的话通过白杨树上的大喇叭传出去，凹村人开始忙碌起来，该备种子的备种子，该做鸡笼的做鸡笼，他们把要阉的猪，早早赶到小圈里等待。
可令凹村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忙的时候，日央村的人忙得更带劲儿。种玉米的这天，日央村的人比凹村的人起得还早，那几个小时的早，让他们种下的玉米比凹村早几个小时，早种几个小时的玉米比凹村早几个小时开花结果，早几个小时开花结果，他们就比凹村人早几个小时吃上新鲜的玉米汤汤；阉猪匠要来的那天，日央村的人天蒙蒙亮就等在岔口，看见像阉猪匠的人来，急忙迎上去，端茶递水，说些暖心窝子的话。他们请阉猪匠先到自己的村子，再去凹村。阉猪匠被先前的几碗暖茶暖了心，嘴上说着这样对不住凹村的话，腿却随着日央村的人走了；镇上卖鸡仔的十几个人赶着马匹来，日央村的人不等赶马匹的人反应过来，就把竹篓从马背上卸下来，说卖哪儿都是卖，先卖给自己，他们在去凹村的路上，还可以让自己的马匹少费些气力。他们边说边把手往竹篓里掏，那一只只活泼健康的小鸡仔，在竹篓里早待不住了，直往日央村人手心里跑。他们把好的鸡仔挑选完，最后把通往凹村的小路，指给那十几个赶马匹的人去走。凹村人养的鸡仔都是日央村的人选剩的鸡仔，长大后母鸡下的蛋，没日央村母鸡下的蛋大，公鸡打的鸣，没日央村公鸡打的响，仿佛鸡也明白自己是被选剩的，自己把自己看低了。
人都知道是白杨树上的大喇叭惹的祸，凹村人在心里气，村长在心里气，以后无论再重要的事情村长都不在大喇叭里说了。大喇叭里响起的只是村长召集大家开会的简短几句话，至于村长要给大家开什么会，会上说些什么，连凹村的人都只有到了老坝子才知道。但日央村的很多人和其他东西，这些年都养成了竖着耳朵听壁脚的习惯，每次听见凹村的村长在喇叭里通知大家开会，他们也想听。他们的心贼起来，这种贼是长期形成的贼，没办法改过来。
那天，日央村的人都知道凹村的人去开会了，他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伪装自己。他们毫无顾忌地把头长长地伸向凹村，把平时耷拉在耳朵前面的头发，一次次往耳朵后面捋，仿佛怕一根头发都影响他们听凹村的事情。圈里的动物，它们也知道凹村开会这件事，开会两个字的发音早早装进一群动物的心里。凹村的一场会对它们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场会，它们清楚每次凹村村长开的会，除了说地里的事情、人的事情和传达镇上镇长的话，就是说动物的事情。它们把脖子尽量伸出圈门，想能离凹村近些就近些。在倾听中，它们偶尔转转眼睛、皱皱额头，像在思考会场上谁说的一句话。
日央村的树有风时借着风往凹村歪，没风时学会了自己歪。树自己歪的时候，树干“咯吱咯吱”地响，树皮往外鼓。日央村上空的云朵，偷偷往凹村移，移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一会儿的时间，它们看凹村的云，它们不想让凹村的云看出自己正在往凹村上空移，云要云的脸面。
日央村那几年的房子垮塌得厉害，一场小雨会让一座房子垮，一场太阳会让一座房子垮，一阵小风会让一座房子垮，几声不大的吼叫会让一座房子垮。房子为什么会垮，日央村人最清楚，一个村子的什么都在朝凹村歪，房子也没有不歪的道理，歪着歪着一座房子就站不住脚了。那几年，日央村隔三岔五就在修房子。从凹村看过去，那修出的房子斜斜地歪向凹村。那几年，凹村人在路上遇见日央村的人，他们走路说话是歪的，笑是歪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歪，又或者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歪。凹村人每次遇见这种歪，都想走过去扶正一下，但凹村人知道自己扶正不了那么多歪着的东西，也就不在心里动这种念头，他们任由一种歪，长在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大喇叭在树上越爬越高。树今年长一节，大喇叭今年往上爬一节，村长今年的声音往上高一节。树明年长一节，大喇叭又往上爬一节，村长的声音又往上高一节。人每隔两三年就看见村长趁着去镇上开会，背上顺便捎一卷电线回来。人都看见了树的长，路上遇见背上背一卷电线回来的村长只问：“不够长了？”“不够了。”村长简单地答。年复一年，喇叭越爬越高，村长的声音越升越高，这几年只要通知开会，村长的声音像一道圣旨一样从天上传下来。人后来传，村长要开的会是经过天允许的会，是天让开的会，不容人怠慢。
凹村的村长是普措。普措比我大五岁。我三岁开始记事，那时就认识普措了。普措不知道我认识他，虽然他比我大五岁，那时他也是个娃。他自己是娃，就把我当成一个更小的什么都不懂的娃看待。
三岁那年，普措到我家。我家的狗冲着墙外的普措一声声地叫，狗一对墙外的普措叫，我就知道普措来我家了。那时我能听懂狗的叫，狗对每个人的叫是不一样的。狗叫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狗叫有的声音短，有的声音长，有的叫，叫得顺顺畅畅的，有的叫，叫得疙里疙瘩的。
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一条狗的叫，对第一次见的人，狗都不是先叫出声，而是愣一下，歪着头看人，像在思考什么，然后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出声。那是狗在想来人的名字，狗知道所有人的名字。狗是千里眼和顺风耳。你有没有见过一条狗孤独地坐在一块高地，默默看着远方的样子，那是狗在听千里之外的声音和看千里之外的人，狗把听来的声音和没见过的人模糊的样子记在心里，等哪一天有缘遇见那个人，狗就激动地叫出那人的名字。狗的记性好，只要听过谁的名字，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时狗的记忆是从上一辈子顺下来的。对有些从来没见过的人，狗一看就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名字是从一条狗的上辈子留给这辈子的。狗对上辈子留给这辈子的东西有时也觉得怀疑，它不知道自己的上辈子为什么要给下辈子留下一些人的名字，下辈子自己不一定能遇见这些人。
但有些狗确实遇见过几个从上辈子留到这辈子的人的名字。它们知道这几个名字不是自己坐在高地听来的，也不是自己梦里梦到过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从上辈子留给自己这辈子的。狗一见那个人，猛烈地叫，这种叫是狗在激动遇见那个人，它把自己的惊讶通过狗的叫声传给那个人，狗在向那个人讲述它和那个人之间的渊源。狗同时在向来的人讨一种说法，狗想从那个人嘴里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这辈子的命里。狗见人不懂自己，狗着急，叫得更加猛烈。狗是在掏心掏肺地想让那个人听懂自己的一番狗话。人不懂狗话，见狗的猛，吓得往后跑。人跑狗追，狗追人并不是要咬那个人，狗是想让那个人明白自己的苦心。人哪理会得了，跑得屁滚尿流，跑得身后冒烟。狗先是追一截，后不追了。狗明白越追那个人跑得越快，越追那个人的心离自己越远，那个人可能也是上辈子从自己的命里一路逃过来的人。那个人这辈子又没有被自己追上，只有留到自己的下辈子去追了。
我是在狗的叫声里知道普措的名字的。三岁那年，我能听懂狗叫出的凹村所有人的名字。过了三岁，我就再听不懂狗在说什么了，三岁在我的生命里仿佛是一道坎，迈过三岁那道坎，我活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三岁那年，我很少出门，在我寥寥的几次出门中，狗都跟在后面，它见人就轻轻地叫出那个人的名字给我听，它是在向三岁的我介绍每个路上遇见的人。
我没有在三岁那年出门的路上遇见过普措，普措是自己到我家来的。他那次来，我被阿妈用一根两米长的皮绳，一头系着我的腰，一头拴在院坝中间的俄色树根上。每当大人忙，没人照管我时，他们都会用相同的方法把我和一棵院坝中间的俄色树连在一起，让我自己度过他们没办法照管我的那段时间。普措来时，是大人们又一个忙碌的季节，他们忙着打地里的土饼子，忙着给歇下来的土地备来年的肥。大人总是在忙，有时我想大人们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忙自己。忙自己是一辈子，不忙自己也是一辈子，村子里的旺堆不忙自己不也过了他好好的一辈子吗？
“旺堆和我们不一样，旺堆的骨头自小硬，不像我们骨头又软，天生又爱疼，只要一天不握锄头镰刀，不到地里去走走，那种疼就会从身体的某个地方钻出来，让自己疼得不得安宁。”阿爸仿佛明白我的心，有一天他看见我在地上捉一只毛毛虫玩儿时，坐在门槛上给三岁的我说了这番话。阿爸说这番话时，我没停止抓在地上爬的毛毛虫。那天我边抓毛毛虫边把阿爸的话听进了心里。我不知道跟阿爸说什么，甚至连一眼也没看他，我的注意力全在那只被阳光照亮的毛毛虫身上。后来，我经常看见一个闲下来的阿爸坐在院坝里打瞌睡，手里总是握着一把锄头或镰刀呼呼地睡着，那时的阿爸睡得比床上的那个阿爸还要安稳。
普措来我家，我家的门大大地开着。我家的门经常大大地开着，空空地放在一条小路的面前。路过我家门口的人，只要想进来，身子稍稍斜一下就进门了。一扇门空空地放在那里，似乎就是随时在等想进我家大门的每个人。阿爸阿妈不怕一扇大大的门对着一条小路开着会丢什么东西，屋里没什么东西可偷。粮食每家每户都够吃，牛羊猪马都被他们早早赶到山上去了，家里空空的。如果是一个外人来凹村，不管那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阿爸阿妈都不用担心，他们说有我在一棵树下眼鼓鼓地看着外人，外人是不敢进门的。外人怕一个娃眼鼓鼓地盯着自己看，娃的眼睛对除凹村之外的一切新鲜事物过目不忘。即使那个外人大着胆子闯进家门，拿了屋里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一旦被抓住，让一个娃去辨认，娃一眼就能认出他，娃会朝那个偷东西的人怀里蹭。凹村难得来个外人，娃对一个外人的新鲜劲儿还没有过完。娃欢喜一切新的东西，况且家里还有条狗。
普措是左脚先跨进我家家门的，他一进门就朝我走过来，他进我家的门没什么陌生感，仿佛是在进自己家的门。狗不叫了，狗在那之前告诉了我普措的名字，狗已经完成了它给我介绍普措的使命。狗趴在地上，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我和普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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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全文刊发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9期）
雍措，四川康定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等期刊。出版凹村系列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作品收入各种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