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李雪健携电影《横空出世》导演陈国星、编剧陈怀国、主演李幼斌等剧组成员重聚一堂，共同出席本届北影节的最后一场电影大师班。会场中，诸位嘉宾回忆《横空出世》的创作内幕、求索中国电影的价值取向，抚今追昔、感怀颇多。

自2011年创办起，北京国际电影节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虽然电影大师班到今年才是第三个年头，但已日益成为北影节展现专业水准、国际视野与代际传承的品牌化活动。本届北影节除了李雪健大师班外，还特邀柯文思、尔冬升两位重量级影人坐镇，为听众尤其是青年电影人现身说法、传道解惑。三位电影大师结合各自丰富的从影经历，从人物表演、纪录片创作、影片创投等不同视角分享经验，展现出北影节致力于中外电影交流、电影精神传承的责任担当。

从《横空出世》到当下中国电影

今年电影大师班上《横空出世》剧组重聚，为回望中国电影二十余年的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横空出世》问世于1999年，至今在豆瓣网站上评分高达9.4分，堪称我国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由于题材的原因，这部电影常常被先入为主地归为“主旋律”电影行列。但正如李雪健在大师班上所讲的那样，“拍摄《横空出世》和《焦裕禄》时没有人提主旋律，后来人们把主旋律概念化了”。实际上，“主旋律”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电影界引入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概念化过程，甚至日益形成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官方主导的、以重大题材和重点影片为主、市场竞争力较弱、美学风格相对陈旧、以政治宣教为目的的作品。

如果以这样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横空出世》，难免会限制人们对这部影片的认识。不过影片在当时的“横空出世”，的确有复杂的原因。1990年代，我国电影体制改革步履蹒跚，好莱坞分账大片大举而入，同时又遭遇电视等新媒介的挑战，可谓内忧外患、如履薄冰。为求国片生存，1996年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颇为宏大的“九五五〇工程”，指出要在“九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生产50部精品影片。《横空出世》便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诞生的，同时又负有献礼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任务。

这场大师班中，一个时常被提及的词汇是“马兰精神”。“马兰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核武器试验过程中生发出的精神面貌。《横空出世》的难得之处在于，它以兼具宏大叙事风格与细腻个体情感的方式，生动呈现了那一代人朴素真挚又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摄影师张黎看来，迄今为止真正表现一个民族脊梁的优秀电影还不算多，《横空出世》则是“一部真正表述中国人脊梁的作品”。

在对谈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主创们是如何在一种情怀与使命的召唤下深度调研、克服艰险，从而创作出一部精品之作。例如，李幼斌在谈及人物表演时，回忆起演员们为塑造剧中人物经历种种艰苦的体验，认为“过去是体验生活的，如果没有那样一种真正地从生活里来去捕捉生活细节的创作的源头习惯，这部电影也不会有这样的生命力”。《横空出世》中的冯石将军、科学家陆光达两个角色，便是李雪健、李幼斌二人以奉献精神去深度体验生活的一种体现。谈及出演《横空出世》的感受，李雪健在大师班上用了两句话概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恰恰是影片中“马兰精神”的体现。可以说，《横空出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底色在电影内外交相激荡。

《横空出世》宛如中国电影在惨淡的1990年代的凌空绝响。21世纪之后，随着新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到来和《英雄》等电影的出现，国产电影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终于拉开帷幕。于是，从2000年代热闹不已的华语大片风潮，到2010年代“青春片”“IP电影”等热潮的纷繁涌现，中国电影的产业化速度狂飙突进、令人讶异，演绎出世界电影版图中的别样风景。当然，快速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行业整顿、疫情来袭等切肤之痛。

而在近年来波折不断的中国电影产业中，一个无法绕过的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代替“主旋律”概念的“新主流电影”正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中流砥柱。从“战狼”系列、《红海行动》到“长津湖”系列、《中国机长》等，以集体记忆、家国情怀等为特征的影片成为票房宠儿，创作此类电影正成为一种市场自觉。分析个中缘由，当然与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我国电影产业化、类型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有密切关联。

对比《横空出世》及其所处的年代，中国电影的演进与时代的更迭颇为令人感慨。《横空出世》在一个还未真正市场化的环境里，依靠体制力量和创作者的奉献精神，创作出了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影片，以至于今天的“新主流”创作仍然可以从中汲取许多经验与力量。而这，或许正是在今天回望和讨论这部电影的意义。

剧本与人物的创作方法论

如果说李雪健大师班围绕《横空出世》的讨论更具有回望经典、反观当下的意味，那么尔冬升大师班与柯文思大师班的探讨则似乎更贴近当下电影的实际创作，更具有创作方法论的意味。

作为中国香港重量级电影人，尔冬升1970年代以演员出道，1980年代转战编剧、导演、监制等幕后角色，成功实现身份转型。其导演的《癫佬正传》《新不了情》等影片，多次斩获香港金像奖。新世纪以来，在香港影人北上的大环境下，尔冬升携带丰厚港片经验开拓内地市场，导演或监制了“窃听风云”系列、《我是路人甲》《清水里的刀子》《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样风格的影片。可以说，他是有着深厚电影行业经验，同时深谙内地与香港等不同产业环境差异的电影人。

本届大师班上，尔冬升的关注点在于青年电影人的成长。他结合自己从业的经历，对如何指导演员、克服入行困难等实际问题分享了个人的经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剧本和故事的极其看重。在尔冬升看来，电影根本上要靠剧本，“戏剧先行，有些编剧觉得剧本不重要，只是认为拍法重要，这样成功的比较少。大部分是以故事结构为主，观众绝大部分要看戏剧。”他甚至对青年创作者提出了许多事无巨细的要求：故事大纲无需太长、剧本不能有错字，等等。在他看来，交出去的剧本要严格要求自己，剧本的水平代表的是创作者的水平。

与尔冬升对于剧本的反复强调不同，柯文思讲述的核心议题则是如何构建人物。这位创作逾40年、拍摄足迹遍及80多个国家、多次斩获奥斯卡奖和艾美奖的著名纪录片导演，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细致阐述了如何与被拍摄人物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在他看来，建立与被拍摄人物之间的信任，是做好纪录片之根本。这是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差异所在，也是纪录片的难点所在。因此，他反复强调前期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选角和人物调研的重要性，要在情感沟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双向的尊重。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尽管三场电影大师班的视角和议题各有不同，但能够体会到的是电影人对于影像由衷的热爱。除此之外，这一届大师班的讨论还给我们带来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到底应该以何种姿态，去想象和讲述中国？

李雪健大师班上，嘉宾们对于“主旋律电影”展开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一种立场和姿态。面对许多人习惯性地用“主旋律”概念来框定某部电影的行为，几位创作者认为不应该用狭隘的概念来限定创作，只要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表现人间美好情感的影片，都是一种“主旋律”。李雪健的个人观点很鲜明：“弘扬真善美，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主旋律”。无论是对电影《横空出世》的追忆，或者对李雪健表演人生的回望，实际上都是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应答：要以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富有家国情怀、饱含真挚情感的姿态去讲好中国故事。

而作为西方“他者”的柯文思，则提供了另一种回答。在他看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固然引人注目，但伴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世界妖魔化中国的现象。他在中国的拍摄，则力图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他看来，纪录片的力量在于真实与真诚，独立的纪录片创作可以触达人心。为了展现真实的中国，他不聚焦于那些高楼大厦等基建项目所代表的宏大的中国，而是聚焦于中国的人民，聚焦于那些微小个体的普通生活，去呈现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正如他所说，要“直接讲述自己的故事，不渲染、不夸张，不作意识形态的渗入……故事本身是有力量的”。

如果说李雪健大师班的解答，是以一种自信而饱含真情的内在目光去讲述中国，那么柯文思大师班的回应则是以一种平等而不加矫饰的外来目光去呈现中国。两种不同的目光，体现的同样是影像的力量。而北京国际电影节致力于通过影像进行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的意义，也在不期然间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