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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指出:娱乐消遣类作品似乎更易于传播,但青年写作者应追求一种思想精神上的启示
蓬勃生猛的青年写作,靠什么走得更远
来源:文汇报 许旸 编辑:骆驼 时间:2022-08-12

新锐力量容易让人激动,很大程度上正因文学本身就是追求价值的争辩、交锋和新变,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与唤醒。当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图景变得趋同,经验素材的差异度有限时,青年写作如何跳出“新而不锐”的尴尬困境,塑造自己的辨识度?

最近,《收获》杂志第四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纳了郭爽《拓》、叶昕昀《最小的海》、崔君《狐狸的手套》、刘汀《男厨》等作品,风格多变,八位作家用个性化写作方式表达自我、诘问世界。近期,青年作家张怡微、周婉京分别推出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取出疯石》,从题材到行文透着新鲜蓬勃、生猛异质的精神。

前不久举办的“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工作坊上,评论家刘大先指出,“文学可能进入了‘后青春时代’,娱乐消遣类作品似乎更易于传播,但青年写作者应该追求一种思想精神上的启示,或引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话题,或创造这个时代新的审美,以此带给文学更良性的反馈。”

敢于直面平凡,又能写出日常的“余味”

某类题材或话题“上热搜”后,不少新人作品就会蜂拥而上,跟风复制陷入套路,“往往看不出是谁写的,笼统概念之下,少了细节血肉,容易沦为潦草的线性罗列,缺了小说的把玩乐趣与余味”。

“我们在考量青年作家作品的时候,年龄只是一个参数,更多的是看重年轻陌生面孔的创造精神,期望找到能写出大作品、有与前辈PK潜质的新人。青年作家需要时间慢慢建立自己的风格,拥有辨识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然在多媒体时代作品很容易‘速朽’。”《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期青年专辑中的写作者风格各异,鲜明彰显了丰富个性,如郭爽《拓》对现代化带来的忧患进行了拷问;夏麦《盛年的情人》呈现了独特的情爱经历,读后让人想起杜拉斯的作品;双翅目《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故事发生在未来,通过对一篇论文的审阅来张扬科学精神;包慧怡《双梦记》则凸显了幻想性的气质。

其中,尼楠《再见,麦克》书写了都市里的小男女小心思,小悲喜小惊魂。作者尼楠认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曲折离奇或拍案惊奇,不同形式的悲欢离合也各有动人心弦之处。”作家范小青直言读完后的心情“似乎是平静的,但是平静之下,有痛,有难过,有许多理不清、说不尽的感受——我想,这就是好的小说带给读者的精神引领”。她评价,这篇小说虽没有重大事件来震惊你,没有很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吸引你,讲述的就是平凡的生活人生,却在这平凡和平常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的丰富,引人遐想,让人回味。

有文学编辑认为,一些新人作品倾向于写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但如果挖掘生活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表现不可勘探的未知部分时扎得不够深,就容易“露怯”。怎么由自我向外膨胀,转向他者?

“青年写作往往是从写自己开始的。但如果是一个不够勇敢的作者,他或者她写出的就会是一个表演性的自己,或希望呈现给他人的自己。从写自己开始的青年作者,慢慢会遇到外在的强迫性律令,仿佛写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要会写他人。”评论家张定浩观察到,即便是写“他人”也存在区别:是仅仅写出自己眼中的他人,还是实际存在着的他人?——如果是后者,写作者要面对的阻力依旧是自己:你得敢于忘记自我。“有的青年小说家看起来是在写时代写世界,但始终写的还是自己眼中的时代和世界。”

他举例谈到,同样写他人和世界,青年作家陈春成、王占黑和魏思孝小说里“我”的位置相对较后撤,不那么咄咄逼人。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他人和复杂的世界才有可能慢慢浮现出来。在张定浩看来,青年写作需要的“勇敢”或许是双向反复拉扯的悖论,“一方面要勇敢地面对呈现自我,同时又要忘记自我,化身为无,好去承载更广阔的现实。”

跳出格式化呈现,松绑思维惯性

一些新人作家如果心态失衡或重复自我,以相对轻松平庸的方式惯性滑行,很快就会消磨斗志,或销声匿迹,或中途“夭折”。“看不出是谁写的”,不光指题材上的雷同,还有叙事风格的面目模糊。评论界认为,作家要走得长远,需勇于跳出“舒适区”,松绑已有的写作或思维惯性。真正的青年写作,应该提供一些粗砺的、新鲜的、异质性的东西,在题材、叙事、文本上作出新锐而宝贵的探索,而非格式化的挖掘呈现。

在表情包、弹幕、直播下成长的“社交媒体一代”,他们的感情生活会呈现出怎样的“赛博空间”特质?上海作家张怡微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敏锐捕捉到当代青年的情感生活特征——他们伫立在科技更新、财富神话的年代,习惯在“电子丛林”中表达自我、分享经验、传递情感,有时在不安、怀疑、欲望的纠缠中寻踪辨析生活的真相,权衡得失,体现出作家对热气腾腾新话题的新探索。

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精神状态的周婉京,在《取出疯石》中围绕城市生活普通人的迷惑与痛苦,对生活幽微之处进行了细致刻写,以锋利老练的文风书写不乏温情的当代故事,呈现了她作为“文学新人类”的跨文化、国际化写作。

松绑已有的思维惯性,需要青年作家跳出书斋,迎接文学与人生的“双重成长”。在写《最小的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叶昕昀坦言一直被一种恐惧所缠绕,“这种恐惧源自曾经对于生活的理解,我曾以为我和生活是对抗的关系,凭借着年轻和鲁莽,和生活来一场交锋,拼个你死我活。这种对抗的姿态使我很长时间处于一种别扭和生硬的状态中,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她打了个比方——人若是越去同水做搏斗,掀起的浪花和需要耗费的力量就越大,但若随着水给予的力量自然起落,那就只需要花费很少的力气便可一直不间断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