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4日，马识途108岁茶寿前夕，四川大学举办了马识途文学奖捐赠签约仪式，马识途续捐50万元，资助学子文学梦。马识途通过视频寄语青年学子要好好读书，“你们要学到真本事，不要浮夸。教授们为你们的求知之路开门引路，广阔的前景，还需要广大年轻学子自己奋力开拓。”

这一文学奖已连续举行八届。早在2014年1月，马识途举行100岁书法义展，并将义卖所得23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用于资助热爱文学的寒门学子。为此，文学与新闻学院设立了马识途文学奖。截至目前，通过书法义卖所得用于该奖的金额已有386万元，受惠学子达153位。

2022年1月17日起，展现马老精彩的革命人生和深厚的文学造诣纪录片《百年巨匠——马识途》陆续在四川卫视、云南卫视、广西卫视等首播，并在学习强国、人民网、爱奇艺、腾讯、B站、搜狐同步上线。

马识途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这位在战火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解放后笔耕不辍，即使两度患癌，也不曾停下写作的脚步。五年前，患肺癌的马识途仍加紧撰写《夜谭续记》，很多内容都是医院完成的；2020年《夜谭续记》出版后，他曾写下“封笔告白”，但深藏心底的甲骨文情怀一直都在，于是他又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完成了《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而早在《夜谭续记》之前就完成的《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经过几年反复打磨，终于由人民出版社推出。

他说：“我就是要发愤而作，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们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这位顽强的老人，虽行动不便，却以敏捷的文思和不屈的战斗力驰骋于文坛。

一

中华读书报：《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写作的跨度有多久？ 是在什么状态下完成的？

马识途：三联书店为我出版《百岁拾忆》之后，提出的倡议，后转送人民出版社，今年才出版。

这些书稿几乎都是我一字一句在电脑上敲出来的。因为每天不停地在电脑前赶稿，原本就不太好的眼睛中途又出了问题，不得已入院打针。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一再建议我要多休息，少看电脑，但为了将自己记忆中的珍贵往事赶紧记录下来，我不愿半途而废，只好重新拾起了笔，靠手写完成了最后的书稿。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只写了去世的故人？ 您有交往的故人肯定不止书中的这些，在取舍上有何标准？

马识途：我只写已盖棺论定的故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睡觉之后，过去的一些老朋友、至交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他们就在梦里找我，仿佛都要参与到我的创作中来。于是，我就把记忆深处的那些革命斗争、革命人物，文坛名家，一一写出来。我写的都是我接触过的，值得书写、敬佩的人物，其中有从事革命工作接触到的领导，也有鲁迅、巴金、吴宓、夏衍、曹禺、李劼人、吴祖光、艾芜、沙汀这样的文坛名家。

二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对鲁迅的印象？

马识途：对于鲁迅，我是看到过的，我说的是看到过的，不是说见到过的。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在他去世前，我还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和他相见过呢？ 但是我的确看到过他，而且有两次，我终生难忘。

1932年，我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上学，那个学校的校长是留学法国回来的教授，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民主风气比较浓厚，学校有许多思想进步的同学。有一天一位同学约我出去听讲演会，我问他谁的讲演，他说去了就知道。到了和平门外师范大学的大操场上，他才告诉我说是鲁迅。能得到秘密通知来听鲁迅讲演，我也算是进步分子了，我很高兴，还有点得意。

不多一会儿，看见一个个儿不高、比较瘦的半大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客套话，就开始讲起来。哦，这就是鲁迅！ 鲁迅讲了些什么，他那个腔调我听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鲁迅，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也就够了。不多一阵，鲁迅讲完，忽然就从桌上下去，消失得没有踪影。我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讲完的。人群纷纷散去，我们也回平大附中去了。

在路上，张同学才对我详细地讲了鲁迅的情况。他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同情中国革命。反动派特别嫉恨他，所以这次他是秘密到北平作讲演，知道的人不多，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很崇拜他。你约我去，让我看到了鲁迅，我很高兴。”从此，我就成为他们进步分子的一员了。

第二次见鲁迅是他去世之后，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向遗体告别。现在虽然听说对鲁迅有各种说法，我不管怎样，始终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中国人，虽然我只看见过两次，他却一直是我人生征途上立着的一块丰碑，我坚持我一直说的一句话：“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巴金是中国的良心。”

三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对您影响最大的人？ 比如闻一多，您的笔墨最多；比如巴金，您在后记中说到“想学巴金，我说的是真话”。

马识途：闻一多的坦荡，巴金的要讲真话，我向往之，所以着墨较多。

我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认识的闻一多先生。他个儿不很高，有几分清瘦的身子，装在宽大的褪了色的蓝布大褂里，潇洒自如。他的脸说不上红润，可也并不显得阴暗晦气，像当时在落难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配上深邃又充满智慧的眼神，一望而知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学者。他的胡子不茂密，可是很长，大概留的年头不短了。他手里攥着一个特大的蓝布口袋，这个口袋似乎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同时存在的，那里面藏着他多年的心血和打开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

他给我们讲唐诗，走进教室，在小讲桌前坐下来，先把老怀表摸出来放在桌上。时间还未到，他摸出黑亮的烟斗点上，吸起烟来。选唐诗这门课的本来只有十来个学生，可是教室里早已座无虚设。有的就坐在窗台上，有的站在后边，连窗外也站了一些人，旁听的比选课的多了几倍。我是选唐诗的，来迟了一步，也只好站在后边。

闻一多先生学识渊博，诗书画印，无不谙熟，加上他早年学艺术，中年攻古文，对于甲骨、金石、篆刻一类，造诣很深。在我这一生中，能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聆听他的教诲，能和他一起，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战，实在是一种幸运。在闻一多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我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所以我用了较多的篇幅来纪念我的这位老师。

巴老是成都人，对于家乡有特别深挚的感情，每次文代会上见到巴老，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他都热情地表示一定要回来。1987年秋，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回到成都便说，他带回一颗心来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不顾身体的疲劳，参观访问，对故友新交，热情接待恳谈。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和他的老朋友张秀熟、沙汀、艾芜，多次相聚。我也忝列末座。

我们五人曾到新都宝光寺、桂湖、草堂蜀风园、李劼人故居菱窠，相聚晤谈甚欢。我曾奉命题写“桂湖集序”，并赋诗以纪其事。我至今记得，一首诗里有“才如不羁马，心似后凋松”。还有一联“问天赤胆终无愧，掷地黄金自有声”，大家都以为写出了巴老的品格和气质。我们在访问他的老友李劼人的故居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人兄，我来迟了！”他对已故老友的感情，使我们在座的无不涕泪欲出。巴老离开成都回上海时，特意带走了一包家乡的泥土，足见他对家乡的眷念之深。

中华读书报：最令我感动的是您怀念刘蕙馨和王放的两篇文章。她们对革命的忠诚、对亲人的挚诚、对爱人的赤诚令人动容，甚至热泪盈眶。但是您的语言是节制内敛的。能谈谈您写这两篇文章时的特殊心情吗？

马识途：我对她们的情深意切，非笔墨所能描绘，略抒情感而已。

刘蕙馨是我早期的亲密战友、第一任妻子，在书中，我回忆了那段与妻子并肩作战的革命岁月，也痛苦地书写了妻子被捕后所经历的一切折磨与酷刑，还有和刘蕙馨失散的女儿吴翠兰找到时的欣喜……几十年过去了，我写蕙馨的小传，真是百感交集！ 我能够告慰于蕙馨的是：我并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理想，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举起她留下的红旗前进，终于胜利了，“那个日子”真的到来了。

王放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书香世家，早先在家乡河南上大学，抗战爆发后逃难到四川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并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追忆我与王放同志相识相知相守相伴的难忘岁月，我们共同战斗，穿越生死……爱妻先逝的悲痛，我刻骨铭心，至今难忘，所以文章一开头，我就写与女儿马万梅一起寻访旧时光的情景。

中华读书报：您也提到了一些有争议的人物，比如郭沫若。

马识途：一个伟大人物，总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因此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什么完人。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文化巨人，闻名海内外，受到广泛尊重。研究历史人物总要“知人论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

四

中华读书报：2020年，在《夜谭续记》出版时，您写了《封笔告白》。阿来说：“他说封笔了。我说怕是封不了。”当时为什么要封笔？不停地写下来，您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马识途：癌病严重时，以为要走了，所以封笔。医院专家为我挡住癌病，还可活下去，于是又动笔了。作家创作要有非写不可的激情，动力就是激情。

中华读书报：《夜谭续记》后您又出版了《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再现了国立西南联大语言文字学家罗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妙趣横生的授课场景，尤其是唐兰教授对甲骨文研究的精髓。您是有记日记的习惯吗？还是凭记忆？

马识途：老师讲课讲得好，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正好。

很少有朋友知道我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学习和研究过甲骨文。我现在把我和甲骨文这段因缘告诉我的朋友们。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上语言文字专业，听唐兰、闻一多的课，做了很多笔记。其中，近现代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给我们上《说文解字》，讲金文、甲骨文，非常精彩，他们都不写讲义的，但我都记下来了。第一课来开讲的，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泰斗人物——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唐兰。他不说什么，就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字，像是一副对联的下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然后又在黑板画上两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字……那两个奇奇怪怪像符号又像乱画的，正是甲骨文“东西”。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甲骨文。

四年后，我大学毕业，正欲继续深造，却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调令，离开了昆明。作为共产党员，我遵守党的纪律，奉命执行，只得放弃了在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机会，并将所有相关的笔记文稿付之一炬。不过，它们都在我的脑子里!今天甲骨文笔记的面世，或许算是对八十年前西南联大诸位大师谆谆教诲所交的一份迟到的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