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正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四川的木里中学，在自身努力和外地学校棠湖中学及各地教育专家的帮扶下，通过七年时间，从整治校园环境开始，到最后建立规章制度，优化教学模式，组建优质的教师队伍，构建完整的教育生态，从而创造了县中教育奇迹，本科上线人数从个位数逼近百位数，被业界称为“伟大的改变”“县中崛起的木里样板”。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作家贺小晴，在一次采风中无意中听说了木里中学的故事，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建议下，决定到木里去看看。到了当地她了解情况后深受感动，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采访当事人，翻阅大量资料，三易其稿，创作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天边的学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天边的学校》也得到阿来的称赞，“对当代教育人探索教育“均衡化”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时代记录，是文学关注当下的范例。”

10月23日，贺小晴长篇报告文学《天边的学校》研讨会，在四川省作协举行。活动由省作协创研室、创联部、绵阳市作协主办。张颖、罗勇、马平、马陪松、刘裕国、赵智、彭飞龙、税清静、黎正明等四川省作协、绵阳市作协等的相关负责人出席。唐小林、白浩、王晓阳、杨荣宏、杨青、张德明、朱元根等多位文学评论家、高校学者，以及《天边的学校》出版方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以及责编王其进，参与了该书的研讨。众人既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是四川，乃至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收获，同时对这部作品能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小说家罗伟章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黎正明在现场代为宣读了他的评论文章。罗伟章写道，读贺小晴的《天边的学校》，他又想到这个词，就是“中国故事”。“曾经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国故事”这个词是不成立的，中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差别巨大，讲一个上海的故事，和讲一个凉山边地的故事，就如同传说中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故事，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所以我怀疑。但后来想，上海的故事是中国故事，凉山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正是丰富多彩的故事的集成，汇聚成中国故事的大江大河。贺小晴讲述的，是中国故事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隐没于高山大谷，已不被中产化社会或者说中产化渴望的社会所看见，但这是一条峻急的支流，是众多同样形态的支流中的一员，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文学，正是揭开那些被忽略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写作。”

罗伟章还提到，《天边的学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贺小晴是把它当成一场战役在写，谋划，集结，行动，层层合围，短兵相接，屡败屡战，直至最终取胜，旗帜飘扬。要写出这种艰辛，就不能回避。作者对有些问题没有回避，不是一声令下，就万事大吉。虽当成战役在写，笔触却是收敛的，腔调是低沉的，整部作品回荡着沉思的气质。作为读者，其实这才是我要特别赞美的地方。写同类题材，我们的声调容易过高、过于昂扬，结果使作品成为肤浅的乐观主义展示。

巴金文学院院长赵智在发言中提到，贺小晴是记者出身，对木里中学的描写是怀抱着极其真诚的态度去采访，以诗意和白描的手法去创作故事，展现了木里中学这些年巨大的变化。这本书很大的意义在记录了木里教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很有价值的。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那些和木里有共性的地方，他们的教育出路在哪里？木里都提供了借鉴意义。同时赵智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应该还应该加上对学生和家长的采访，“比如采访那些考出来的学生，问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回到家乡，多大程度上愿意回来？就像我们培养出了一些好老师，结果就让别人挖走了，这个是阻拦不了的。面对这个时代的洪流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在这个方面在下些功夫，可能是后面再版改进的地方，可能能真正为贫困地区教育办学提供更好的样板。”

在书的最前面题记部分，作者贺小晴深情写道：“我愿意以诗意的名字，写一个激越而悲壮的改革求索故事。”在现场也分享了创作感悟。贺小晴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内心一直在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这次采写《天边的学校》，对她有很大启发。“首先，是“艰难”。在木里，一切都可以用“艰难”两个字去表述。环境的艰难，气候的艰难，道路的艰难，求学之路的艰难……难以置信的是，直到现在，木里的大多数乡镇，还没有班车，也没有宾馆、客栈，甚至也没有水和电。我在那样的地方爬山涉水，跑了一个月，去了大部分乡镇。我住农户家，没有水洗澡，洗脸，我坚持下来了。我经受住了考验。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感到满意。第二，我真正看到有这种人。他们有情怀的，为自己活，也为别人活。他们未必要用“理想”这个词，但他们真的会为了大山里的那些人，为那些不认识的人，为了他们的命运，不遗余力地付出。比如，我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棠湖中学校长刘凯。他原本可以不帮助木里，但是，他为了帮助木里，冒着很大的风险，不仅竭尽全力帮他们，还把自己当成一条“绳子”，把他周边的所有资源，都串连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去帮助木里。这让我看到了人性的美好的一面。人性很复杂，但肯定有美好的一面。所有的人，都有“趋光”的本能。假如形成一个场，一个真诚向善的气场，所有的人都会被吸引，都会呈现出自身向善的一面。这就是光。我需要看到这种“光”，在现实中，千真万确。也可以说，这是对“理想”最真切的诠释。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不是在写他们，我是在写自己的文字，是他们在帮我，帮我完成我的文字。我对他们始终充满感激之情。让我欣慰的是，在《天边的学校》这本书里，木里中学的改变，所能帮到的，都是些山里的孩子，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在木里，老早的时候，就开始，有办法的人家，都把孩子往外面送，都送出去了。留在木里读书的，都是些普通人家的孩子，没办法送出去的家庭。像木里这样的县中学搞好了，普通人家的孩子，读书求学的希望就大一些了。前几天在成都举行这本书的首发式时，木里中学考到成都来的许多大学生都来了，他们穿着民族服装，脸上红扑扑的，既有高原红又有喜悦。有一个女孩，穿的是彝族服装，来找我签字。我问她，她在读四川音乐学院，我又问她，是哪年考上的，她说，2019年，也就是去年。那一刻，我真是有种幸福感。为她高兴，因为高兴，而感到幸福。”

贺小晴也提到，自己今后还要更加重视纪实作品中的写作技巧问题。“如何布局，如何在写作中，尽量像写小说一样，把人物和场景写得真实丰满，有可视性。我还是做过一些努力，未必好，但我做过努力。再有就是，如何在资料运用与故事叙述之间，找到最合理的比例，进行穿插，让阅读变得不那么枯躁，不那么生硬，强化文学性，弱化报告性，这一点我也做得不好，但也尽量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