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位于大渡河大峡谷云端之上的四川省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不但不通罗马，而且不通骡马。
而这正是我们踏上古路之路的必由之路——探究一条路从无到有、由窄而宽、自陡峻变得舒缓的演进历程。
1973年，县委书记吴志成去过一次咕噜岩。上山不容易，下山就更难了，他是蒙了双眼，由当地人捆在背架子上背下山的。正因为蒙了眼才敢下山，吴志成说，“购留各半”的政策，古路村就免了吧。吴志成的古路之行不仅让古路村得了实惠，还让村长骆国龙生起野心——既然吴书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城里有的往后农村都会有，那么，北京有公路，成都有公路，县里有公路，我们是不是也会有公路呢？怕别人笑他“东想西想，光吃不长”，骆国龙没有对任何人袒露心声。
似乎是在眨眼之间，吴志成去古路时才一个多月大的兰绍安已经做了新郎。就是这个兰绍安，连人带背篼从钢梯上掉下悬崖，十八岁的小伙说没就没。骆国龙坐不住了：都说共产主义迟早要实现，等了这么久，政府的人是来过不少，但共产主义一直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等不来共产主义，难道就不能主动去找一找吗？他对自己说，你是村长，如果村干部只晓得每天到老百姓家里吃茶喝酒，这是混阳寿！
1987年的正月十三，骆国龙下山来了，找共产主义来了。
骆国龙是单枪匹马下的山。
临行前，他约过村支书李国清。李国清问他：你有几成把握？骆国龙说：一成也没有。李国清说：那还是别去了吧，相信组织，有条件时组织上不会不管我们的。骆国龙说：我们也是一级组织。李国清说：所以才要顾全大局，不能给组织上出难题嘛。
骆国龙没有坚持说服李国清。他知道，除了不为难组织上，书记不愿出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数百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让古路人养成了故步自封的习惯，与外界沟通交流，对村里多数人来讲，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是生活中的多余和浪费。何况那时候，多数的古路人，汉语都说不利索——包括支书李国清。
知道县民委的嘴巴专门为少数民族说话，骆国龙一路打听找上门去。
接待他的是县民委主任丁甫全、副主任代盛杰、办公室主任辛顺才。
丁甫全与骆国龙已不是头一次见面。丁甫全1980年底从片马彝族乡调任县民委主任，当时的副手万英福是永利乡万家村人。万英福不止一次对他说：整个汉源县，日子过得最遭孽的就数古路村了，吃个水还要拿命来换。丁甫全撇撇嘴说：你把牛再吹大点呢？万英福说：不用吹都大得牵不动了，不信你去实地看看。这样的话说过几次，1982年4月里的一天，丁甫全果真一个人去了古路村。先坐班车到乌斯河，再从乌斯河赶慢车到长河坝。出了长河坝火车站，他想找个人问路，可眼前只有乱石嶙峋、野草萋萋。好在出发前他打电话问过乡上，顺着大渡河下行七八百米到一线天峡谷，从峡谷入口攀援而上就是癞子坪。一线天的险峻他早有心理准备，只是身临其境，才嫌想象的奔马只长了四只蹄子而不是八只。半路回去太丢人了，仗着那年不到40岁，假装是个年轻人，他一连翻过三道天梯，越过翻天云，到了癞子坪。眼前，张牙舞爪的贫穷触目惊心；耳边，癞子坪队队长兰明福的介绍在他心里响起一个个炸雷。那天晚上，他住兰明友家。躺在床上，想起兰明福说到本队兰友顺背水时被石头打到岩下，一个大男人竟然热泪长淌，他的睡意被兰明福的泪水冲溃了大堤。天亮时终于是睡着了，然而刚刚把自己交给周公，一只从头顶路过的公鸡在他脸上留下一摊热乎乎臭烘烘的东西。距离山下最近的寨子尚且如此，咕噜岩上又会是啥样子？他想去看看。想过又想，还是别去为好，要是从岩上滚下来，尸骨都捡不齐全。然而最后他还是上去了，在咕噜岩教书的民办教师姜彭亮上山路过癞子坪，他一狠心跟在了姜彭亮的身后。
两个人就是那时候认识的。那天，丁甫全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浇成落汤鸡，连人带衣服烘烤在姜彭亮生起的火堆旁。闻讯而来的骆国龙问他：是不是你这次来了，古路就有水吃了？丁甫全说：不瞒你说，县民委账上一年只有万把元的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全部砸到古路，这个事也摆不平。他进一步解释了“摆不平”的双重含义：古路全村的水不是万把块钱能引来的，更何况，全县有四个民族乡，这点钱全放到一个村，其他人不把皮给我剥掉三层才怪。骆国龙难掩脸上的失落：这么说，你不来可能还好点——闻到肉香没肉吃，倒不如香气都闻不到的好。丁甫全说：肉要一口口吃，水也要一口口喝，我想办法先解决癞子坪吃水问题，山上几个组，以后慢慢想办法。回去以后，丁甫全果然挤出来差不多2000块钱接通了癞子坪的水管。
后来我采访丁甫全时，70多岁的老人家虽然精神矍铄，但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当时很多细节都已在他脑子里模糊掉了。只是说到水管，丁甫全讲了一个插曲：整个汉源县都买不到合适的钢管，不得已，他跑到金口河物资局找熟人开了“后门”。然后，又给钢管买了火车票，这批“贵客”才从金口河到了长河坝。他说：我说这个的意思是，那个时候不光古路穷、县里穷，国家也穷。
闲篇翻过，继续来看只身出山的骆国龙可有斩获。
辛顺才把一杯热茶端到跟前，骆国龙才想起，刚才买的一包“大红梅”还没派上用场。给屋里人一一敬了烟，骆国龙直奔主题：丁长官嘞，一晃几年了，大家都盼着你再到古路看一看。
辛顺才瞪他一眼：你这同志，在说啥子！共产党里没有长官，只有同志。
是，是，丁长官……同志，你们好久再上去调查调查，研究研究？
丁甫全摇摇头：你们那地方，现在想起来，脚杆还在打闪闪！
辛顺才目光顺着丁甫全的脸往下滑，一直滑到脚背上，又沿着反方向爬上来：主任，你腿没闪啊！
丁甫全半咧着嘴“呵呵”地笑，骆国龙也是看糊涂了。虽说糊涂却也不忘替他辩白：你们不晓得，我们古路村，真的是远得猫不吃狗不闻……
辛顺才这才正经起来：晓得晓得，古路这地名，丁主任说得我们耳朵都起茧了。
丁甫全盯他一眼：左耳进右耳出，起不了茧。
说话间，烟也抽得差不多了，丁甫全将烟头掐灭在一个茶色玻璃烟缸里，看着骆国龙，正色道：正月十五前都是过年，年要过，龙门阵要摆，正事也要办。老骆，有啥想法，开门见山吧。
骆国龙脸色变得肃穆起来：这次来，我想说说路的事。
说到路免不了提到丢在路上的一条条人命，其中就有兰绍安，提到兰绍安，自然就讲起他的岳母兰明秀的经历。兰明秀出生在癞子坪，11岁那年，咕噜岩申绍云背她上山，做了童养媳。兰明秀上山不久，父母就举家迁到了凉山州甘洛县苏雄区。两地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因为没有路，仿佛隔着万水千山。她再次见到母亲和哥哥、妹妹是在20多年后，那时父亲已不在人世。兰明秀好歹下过悬崖下过山，可村里被路困住双脚、一辈子在村里坐井观天的人，一口气能说出一长串：五组李可民恐高，这一点正好和妻子柴永淑“门当户对”，从小到大，他们从没出过村，也没看见过山外的样子；二组李忠会不懂汉话，不敢下山，他目光到过的地方，就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骆国龙的姑父李福贵长得一表人才，可惜年纪轻轻落下腿疾，人生后几十年的生活空间再也没有变化……
讲着讲着，骆国龙的声音就小了下来。每个名字都是一块冰凉的石头，那些石头堆在一起，堵在胸口，压疼了他，压低了他的声音。几乎与他的声音灰暗下去同步，“沙沙”的声音在耳边响亮起来。下雨了，他以为。却不是，是一支支笔在纸上奔走，大路朝天的样子。
笔都有路，又宽又平的路，而人没有。讲到这里，骆国龙对我说，这句话他也给屋里那三个人说过。他们怎么说？我问。他说：停下笔，丁甫全的话走了岔路，丁甫全说路就不说了，说点别的吧。
丁甫全是对路的事情不感兴趣，还是除了对路，对别的也感兴趣？骆国龙吃不准丁甫全的意思。但他知道，并不是所有声音都有机会被人听到，古路需要的，不就是机会吗？所以，顾不了那么多了，既然让说，我就说，接着说。
这就说到了电。如果有电，老书记刘世金、方劲田四岁的闺女、五保户尹国庆不会说没就没，不会死得惨不忍睹——他们的死，都是因为没有电。活下来的人就不惨吗？竹篙、火把、煤油灯，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还没有解放。党中央的声音我们都想听，但没有电，我们只有听风吼，听雷鸣，听鸟叫，听猴子肝经火旺从早闹到晚……
骆国龙又说不下去了。丁甫全和代盛杰不约而同地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对视一下。代盛杰说：还有啥子问题，接着说。
见骆国龙有些迟疑，辛顺才往他的杯子里加了水，递到跟前：就当摆龙门阵嘛，来都来了，多摆一会儿也没关系。
一口茶下去，心里的话又浮了上来。骆国龙说：你们不嫌弃，我就再倒倒苦水。古路吃水也成问题，丁主任也是晓得的。村里人基本上靠“沁水”吊命，“沁水”，就是从山底下沁出来一股水，拿石头围成一口井，一滴也不许放走。从地底沁出的水，有的拇指粗，有的小指粗，有的夏天还拇指粗，到了冬天却没有筷子粗。水是靠桶背回家的，半夜就要起来排队，要是起得迟了点，吃水就得靠借。能不能借到水喝，要看你的人情……
骆国龙本不想细说，毕竟他不想跑题太远。见他们听得认真，代盛杰和辛顺才还一脸狐疑的样子，他才没忍住下面的话——古路一共六个队（原来叫队，现在叫组），一队叫流星，30户人分住两个寨子。一个寨子背一次水要走不下十拐路——路远，走一程，累了，拿拐子撑着水桶休息，叫一拐路；另一个寨子，老水井出水量比奶水还少，头天夜里鸡叫三遍出发，排在前三的可以打上一桶，接下来五个可以得半桶，后面的就是空桶。二队斑鸠嘴，吃的水从深山老林里引出，引水的木头中间开槽，将槽连成一条线，看起来也像是条水沟了。水量不用担心，但山上一掉石头，打得落花流水。重新找木头开槽容易，再把“水沟”接起来就难了，有人为这个摔断了腰。三队咕噜岩是唯一不愁没水吃的。占着地利，1958年从黑马溪引水开田，山上人也想吃大米饭呀。堰是开出来了，但古路的地土层薄，水一来，泥巴顺着石头往下滑，像坐土飞机。好在是有长流水了，但堰是泥巴糊出来的，流进缸里的可能是水，也可能是泥浆。四队岗岗上和一队差不多，两口井，一口出水量小，另一口半天出不了一桶水，还隔着一个小时的路。五队马鞍山水倒丰盛，但是路远，差不多到了金口河。丁主任出马以前，六队癞子坪也是背水喝，要翻四五个埂，背水路上，石头掉下来砸死过人。如今倒是好得多了，也难怪，山上几个队的人说丁主任办事不公平……
说丁主任办事不公平，骆国龙用的是激将法。为了将自己的小心思隐藏起来，他随即又说：现在山上几个队吃水各有各的难处，但用水差不多都是一个样，洗完菜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洗衣，洗完衣的水喂猪喂牛……
那洗脚呢？代盛杰忍不住问。
还有洗澡？问话的是辛顺才。
骆国龙的回答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衣裳还几年没洗一回，洗啥脚和澡！
他们没有接话，骆国龙也没有往下说或者转换话题。什么也不说其实也是一种诉说。有时候，一刻沉默等于千言万语，胜过千言万语。就像现在，很多语意顺着骆国龙的话头奔涌着翻滚着轰鸣着，它们在巨大的静默里咆哮，掩盖了一切声响。
再深的井也有个底，再宽的河也有个岸。缓缓将笔记本合起来，丁甫全说：你说的我们都记下了。诓诓哄哄的话我就不说了——这些问题，一时半会儿，我们也无能为力……
那你们还让我说？！骆国龙急得站了起来：这不是脱了裤儿打屁——多余的事吗？
代盛杰哈哈笑了：你先听丁主任把话说完嘛。
丁甫全也乐了：都说我性子急，看来还有比我更火爆的。我说这些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但没说过一件不能解决呀。
骆国龙松了一口气：这弯绕得，比金刚藤还长！——那，我们就细细说说修路的事？
丁甫全摇摇头：片马、永利、宜东、料林……通乡公路还成问题。全县不通公路的村至少还有一半，你们那里修路难度太大，花钱太多，干不成，干不成。
一点可能都没有？
不是——是半点可能都没有！
那就拉电线，让大家也看看电灯。
钱都不说了，山高路远，电线杆子咋爬得上去？丁甫全接着摇头。
只剩下一个选项了。骆国龙说：水，如果能把剩下五个队的水管拉进一家一户，你们也是功德无量了。
没想到的是，丁甫全还是摇头。骆国龙急得头顶冒汗，丁甫全却在这时候开了口：共产党不讲功德，只讲工作。不过做工作要先搞调查，不能狗熊按键盘——乱弹琴。
工作无量，工作无量！骆国龙忙不迭地说。
笑声重新灌满屋子。
今天不逼着他们咬出个牙齿印，只怕是夜长梦多。这样一想，骆国龙也不怕人笑他性急了：三个月之内，你们能不能到现场来看看？
在县城双通巷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到村上，骆国龙马上召集村组干部开会。听说县民委领导要来现场研究解决吃水的事，大家兴奋得直吞口水。兴头上李国清问了一句，先不是说争取修路吗，咋十八扯扯到水上去了？听说骆国龙原来是去争取修路的，组长们的兴奋劲就往下滑了一截，到手的鸭子飞了似的。骆国龙理解大家的心情，也就顾不上委屈，他开导大家说：油茶没吃成，喝口水也不错，只要把命吊着，就不怕往后没有好日子过。
古路村不再喊渴。但古路村人的渴望，生长得更加旺盛。
——路，用于行走的路，不同以往的路，连通世界的路。
多年前，骆国龙生成并埋藏心中的秘密，也许算得古路通村公路的时间起点。但是，一只鸟撼不动一棵大树，一滴雨流不成一条江河，仅凭心中一线微光，照不亮远方的重峦叠嶂。漫漫长夜里，冷依偎着冷，黑叠压着黑，守夜人的眼睛却没有因此陷入混沌。
绝壁上的天梯，用钢材替代木头，最先也被当成是“异想天开”。彭玉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也好，一个地方也好，只有不敢想，没有不可能。干成一件事，你要先把胆子放野，再把两手放开。
头上顶着皇木区委书记帽子那些年，皇木区下辖的五个公社在彭玉祥眼中，无一不是“一身癞子没擦处”。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皇木区劳动力锐减，大片耕地荒芜，群众生活缺口粮，农业生产缺种子，人畜饮水严重不足，基本口粮靠国家返销，苞谷、荞麦，甚至洋芋种子都要到外地调运。数不胜数的大麻烦小麻烦中，最让人头疼的，除了古路村出行难饮水难，要数区机关所在地皇木场，上千人守着一口老井日夜排队，“水桶长龙”龙头在井口晃动，尾巴却一直拖到街心。
彭玉祥正闹头疼呢，有区上干部向他反映，古路村有人和铁路局谈条件，说我们支持你们修铁路，你们还是帮我们一把噻。
——把木梯换成铁梯，他们也太敢想了。反映情况的人说。
这些家伙！彭玉祥一听马上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打铁道兵部队的主意，他们脑壳也太——够用了嘛！
当时，作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的成昆铁路有十七公里在皇木区境内，东起永利乡马坪村白熊沟，西至乌斯河镇苏古村大渡河铁路大桥。仅就长度而言，这是一千一百零八公里成昆线上不起眼的一段，从施工的角度来说，却是成昆线上最艰险的一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58年7月，国家义无反顾地组织十余万铁道兵展开全线会战。工程施工由铁道兵部队担当，后勤供应、材料运输由地方负责。既然军民一家人，家里有难处，怎么就不能拿到桌面上说呢？
不知来处的“金点子”让彭玉祥禁不住热血沸腾。皇木境内铁路工程由铁二局七处、十一处负责施工，七处安营乌斯河，十一处扎寨长河坝。又一次组织群众上门慰问、送米送菜时，彭玉祥向铁道兵部队负责人倒起苦水：古路那条路上，出过的人命数不清；街上那口井呢，干得烟都冒起来几丈高了。负责人一开始也动员当地干部群众自力更生，毕竟他们也是军令如山，但当彭玉祥用手在一线天崖壁上指出一条若有若无的路，接着又讲起那些发生在路上的故事，对方也就没有把话接着再往下说。彭玉祥的话匣子却关不住了：按照方案，皇木堰要从与洪雅县接壤的“七百步”引水，全长二十公里，沿途多是悬崖绝壁，打炮眼得从山顶用长绳将人拦腰捆住，悬在空中作业。1958年，大家也曾“自力更生”过，只是伤亡惨重，开工不到两个月就停下来了。要不是山穷水尽，你们建设任务这么紧，我们也不好意思来打麻烦！
只隔了一天，铁路局党委研究后作出答复，铁七处派四十名精锐开拔岩窝沟，啃下皇木堰全线最硬一块骨头；十一处负责用铁道施工材料更换绝壁木梯。
任务重，时间抓得也紧，仅仅一个月，十三道钢梯深扎在绝壁之上。
世上还真有“高射炮打苍蝇”这档子事！惊讶之余，任成立从中看到了给古路村修一条路的可能性。
我是经过好一番辗转才联系上任成立的。任成立1983年到县交通局任副局长，直到退休一直分管工程技术，1988年就去过古路。他是被丁甫全生拉硬扯去的，过翻天云时他就想打退堂鼓了，到癞子坪，目光在绝壁上爬两步滑一步，脚下也不由得发软发颤，任丁甫全怎么说，他都不再往上爬。天梯太陡太险，他被吓着了。让他望而却步的还有钱。修路要钱，哪里有钱！当时县交通局账上每年都有一笔资金，专项用于民桥民路维护。那怎么说是没钱呢？钱太少，每年万把块，有和没有差不多，只能撒撒“胡椒面”。再说那点毛毛雨全县六个区四十个乡镇都指望着雨露均沾，你敢全部下到古路去吗？就是全部下到古路，一阵跑山雨，也把硬岩浇不透。
后来丁甫全又找过任成立几次，任成立都是躲得过就躲，躲不过就拖。遇到垮山、塌方断了乡道，也只是补助千把块意思意思。县上领导打招呼，出手大方些，也不过是把国省干道上的炸药雷管匀些过去。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无能为力了，任成立曾跟一位嫌他“小家子气”的县领导顶过嘴：就是把我卖了，也凑不出你要的那个数！乡道尚且如此，村道可想而知——何况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古路。
家底都在手上，手上却空空如也，难怪地委书记杨水源连续两次到古路村都没敢跟村民提起半个“路”字。背地里，杨水源却着实是为古路村动过一番脑筋的。从古路回来，同县上干部座谈时，修路的思路他也小心翼翼提过，县上一叫苦，他也就没有把话接着往下说——再说说不定他们就会向他伸手，可自己手还打不伸展呢！于是想到了搬迁。古路村没有路，可古路人有脚啊，一走了之，走之而后快，多好。可搬迁是更大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土地哪里来？河谷地带交通便利、粮食产量高，可山下人口早已饱和，那点地只够他们勉强果腹。又有人提出往皇木乡一带搬，皇木乡地广人稀，调地问题不大，可那儿海拔比古路还高几百米。“人往高处走”，山区没这一说。
还是考虑以后给古路修一条路吧，杨水源说。以后是多久，他没有说。只是，自此，为了古路有条路，丁甫全跑得更勤了。不光自己跑，还拉上任成立、代盛杰和县领导一起跑。不光往村上跑，还往地区和省上跑。也不光送请示、递报告，还削尖了脑袋把厚厚的信封没完没了地往上送。
信封里装的什么？信封里的东西怎么来的？给出答案之前，先讲一段插曲。
其实，自骆国龙第一次下山找路，他如饥似渴的眼神就一直在丁甫全脑子里挥之不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丁甫全知道。当个“甩锅匠”省心又省力，可他怕挨骂。古路人背后骂他吃粮不管事，这个可能是有的，但他不怕这个。被人骂的当官的又不缺他一个，骂过风吹过。他怕的是自己骂自己：古路人被路逼得都快没活路了，拿着政府俸禄，如果坐视不管，那是良心被狗吃了！
丁甫全召集民委的人群策群力写了一个报告，说古路的贫穷与落后，说古路出行的种种不易，说那条路上丢了多少人命。报告写好后往地区民委和交通局送了两次，换来的却是白眼。人家说，写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是李白，你们把这古路吹得天都盖不住，你们不是李白，是日白！
也不怪人家不信。最开始，自己不也不相信有古路这样的人间绝境，不相信古路之路难比登天吗？
那就请你们去现场看一看吧！丁甫全不甘心就这样被打发走。
眼见为实，理是这么个理。更大的理是：地区民委一共也没几个人，事情太多，安排不出人手。
放弃一件事比坚持一件事容易不止百倍，丁甫全对自己说，也对同事们说，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硌掉几颗牙，这条路我们也要坚持走到底。
于是，代盛杰又一次去了古路。代盛杰不是一个人去的，跟在他身后的也不仅仅是单位同事，还有来自县广播局的“名记”——摄像记者程庆松、文字记者马军。
在多年以后担任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的马军记得清楚，他们是1991年5月1日上的山。事情自然是有来头的。在地区碰了钉子，丁甫全找县委领导诉苦。诉苦不是丁甫全的强项，不过，要说争取领导，丁甫全也有一套。原原本本汇报了地区民委的答复，不待领导发话，丁甫全提出应对之策：他们来不了古路，我们就把古路搬到雅安！
就是愚公还在，就是有一百个愚公，那么大座山也不可能移到一百五十公里开外，丁甫全这是疯了吗？当然不是。他是从一个成语里受到了启发。四两拨千斤——摄像机不止四两，古路在他心上，确是重比千斤。
程庆松的任务不言自明，又不需要出新闻稿，马军又是来干什么的呢？当然不是看安全了，他的安全还要人看呢！出发前，领导做了交代，要他写一个调查报告，越详细越好，越生动越好，越有鼓动性越好。领导甚至不仅把“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字面意思和深刻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还着重就“道”和“妙”的特殊意味做了意味深长的点拨。马军的思想压力随之而来，正合了领导本意：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这次古路行，程庆松的摄像机镜头一路上替他大睁着眼睛：车过乌斯河，就算是进入了大渡河峡谷。地处横断山东缘的大渡河峡谷是我国一、二级地形阶梯阶坎上高差极大的部位，两岸崖坡几乎都是直上直下、如劈如削。峡谷底部，大渡河河面宽度约略等同于两岸间的距离，而河宽不过三四十米，最窄处只有不到二十米。谷底几乎全部为河槽占据，汽车贴着左岸前行，越是往前，河面越窄，眼前越暗。太阳起了个早，这会儿也在满负荷工作，可挤进这窄而幽深的峡谷的只有一线天光。真正的“一线天”到了，这是大峡谷左岸的一道峡谷，一道更窄、更陡的峡谷。一线天是成昆铁路“一线天桥”得名的来由，还是古路村的入口、一部古老史书的封面。往山上走的小路宽不盈尺，而且大约只有百步。百步之后就是九十度——连八十九度都不是——的绝壁。说刀削斧砍的绝壁直耸云霄，那是夸张了，山往天上爬，也要喘气也要休整——爬出一截，会往后仰出一段斜坡，待攒足了力气，再垂直向上。往上多高喘一口气却没有定准，有几米十几米的，也有几十上百米的。眼下这道断岩就只有三五米，一道铁梯就上去了，顶多算是个下马威。过不多远，又是一道天梯，连着一道天梯。程庆松只好把摄像机交到别人手上，待气喘吁吁爬上去，再要回来，小心翼翼端着，胆战心惊地从镜头里往外看。最考验人的还是咕噜岩。那是一道三百多米高的绝壁，从癞子坪看过去，崖壁像是刀切过的豆腐，刀口落下去时，不偏不倚，不多不少，刚好与地平线成直角。这地方是不可能有人爬得上去的，这是程庆松的第一印象。但代盛杰说了，辛顺才也说了，岩上有路、真的有路，他才在半信半疑间被他们夹在中间往前走。走到近前，果然看见了他们所说的“路”。崖壁的确是直起直落的，只不过，就像上了岁数的人脸上会有皱纹、会凹凸不平，山岩上也有坑洼起伏，岩层间也有参差错落。那些起起伏伏的坑坑洼洼便是天然的路基了，时隐时现的小路，看得见人工开拓过的痕迹。岩层交错之处，正好可供铁梯落脚，一二三四五六……程庆松数了数，绝壁上趴着十道天梯。程庆松不相信世上竟然有这样的路，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接下来，他要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上面，印在空中。信与不信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程庆松是带着使命来的。他承认自己这一路走得吃力走得惊心走得穷形尽相，重要的是他上去了，这已足够安慰自己。
军人出身的马军虽说不上淡定，身体紧贴在岩壁时，至少没有像程庆松那样两腿哆嗦到差不多让一座山都跟着他的节奏颤抖。他所承受的压力却并不比程庆松要小——“拿出一份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他掂量得出“分量”二字的分量。除了搁置在天梯上的时间，他的嘴、耳和手一刻也不敢闲着。古路这个地方，他的耳朵早就不陌生了，但当身临其境，那些丢失在路上的魂灵，以及他们的故事，仍然让有备而来的他，对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无言以对。
这些都是村人交付给记忆、记忆交付给马军、马军交付给我、我又从村民那里得到印证的古路往事：
…………
那些年，占着地利，咕噜岩上有一项营生叫烧碱灰。碱灰轻，可以拿下山，换油换盐换布。庆少云砍了一背柴回家，走了一段横岩，就要上天梯了，他侧过身子，准备攀援。这条路已经和他很熟了，但背上的柴是新柴，其中有一根，也不知本来就长，还是从柴捆中滑出一截，杵在了硬岩上，硬岩被戳疼了，反手一推，庆少云滚下岩去。
十八岁的兰绍安是庆少云的妻弟，陪新婚妻子回咕噜岩的娘家，算得夫妻双双把家还。去时捉了一只鸡，回癞子坪，老丈人让小两口背点洋芋回去。兰绍安体能好，走得快，下天梯时走在前面，妻子申其凤想追追不上。快到岩边，还是没追到人影。鬼在撵你唆？申其凤在心头嗔了一句。到了岩边仍没见着人影，她把脖子往前伸了伸，伸得超出了悬崖边缘，还是没看见。申其凤心里紧张起来，莫非……当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她在心里安慰自己，侧身踏上天梯。人是一格一格沉下去的，顺着脚尖往下沉的目光，因而很是颠簸。落在柴棍上的目光突然有一格落了空——手腕粗的横档一端和龙骨连在一起，另一端却有气无力地搭在下一根横档上。申其凤心里一下空了，比横档原来的位置还空，比峡谷两岸围起的寂静还空。把天梯龙骨与横档捆绑在一起的山藤年老体衰，兰绍安踩上横档时，人的重量加上背上洋芋的重量，老迈的山藤无力挽留，山藤撒手，横档脱逃，失去支撑的兰绍安坠下天梯……这是申其凤所分析的，也是后来被验证了的。申其凤卸掉背篼，原路返回，连哭带喊叫人到天梯下寻人。被找到时，只做了一个月新郎的小伙早没了气息，可他还在说话——他的身体在说话，骨头在说话。那些将他的手脚和身体归拢到一起的人们听到，他的不知碎裂成了什么样子的骨头，用凌厉而尖锐的声音，声声喊疼。
…………
山上两天，如果接着听下去，这样的故事难免会让人陷进更深的悲伤。马军知道他要带下山去的是他们的希望而不是绝望，尽管有时候希望的芽孢正是脱胎于绝望的母体。古路归来，马军把一个村庄的疼痛，转换成一个个有形的文字，转换为一份既见厚度更见深度的调研报告。在一气呵成的题为《古路忧思录》的调查报告中，马军从一条路的艰险曲折写起，然后一笔宕开，将因为行路难导致的求医难、上学难、生活难一一收入笔底，将当地人的心声和一个外来者的感受，淋漓尽致地倾诉给一页页稿纸。古路的苦难，他没有刻意去渲染，更没有夸张变形。撰写这份调查报告时，他发现自己并不具备也不需要渲染和夸张的能力。他觉得能写出古路的十之七八就不错了，而不像有时候写一些新闻稿，需要把五六写成七八，七八写成九十。人在现实面前常常会生起能力恐慌，眼下，自己的笔力就是这样。古路有太多超出常人想象的东西了，回来后衣服在开水里一烫，盆子里漂了一层虱子是这样，古路无所不在的苦难也是这样。它们远不止是一条路，但如果这些苦难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作案团伙，路就是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教唆一群恶棍把石块和啤酒瓶砸向人们头顶的那个恶魔。
现在你知道了，信封里装着什么。一盒录像带，一份把《古路忧思录》作为附件的《关于请求解决古路村通村公路资金的报告》。我用不小的篇幅来打开这个信封，是因为它实在太过沉重。可它还是没有敲开地区民委和交通局的大门。事实上门是敲开了的，可门里边儿的人说，锅里有碗里才有，只可惜锅里也没有干货。
转机出现在2000年。这一年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发行长期国债十四亿元，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
春风不度玉门关，北京的风吹到西部的西部是哪年哪月是个问题，能不能吹到大峡谷的褶皱间也是一个问题。那时节，汉源县民委已经更名为汉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丁甫全升任县政协副主席，单位“一把手”由邱建雄接任。也许邱建雄一开始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的看法很快就来了一个急转弯。2001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将瀑布沟水电站工程列为国家“十五”计划开工项目。这个位于汉源境内、距离古路不远、投资高达数百亿元的水电开发项目早在1958年就启动了勘察设计，有一个阶段还动用了苏联专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中途停摆。这么大一个项目都被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刮过来了，古路的路，当然也就有盼头了。
邱建雄和任成立又一次来到古路。市交通局和市民宗局分别给他们打了招呼，省上要筛选一批以工代赈项目，市县合力、部门联动，再把基础工作做扎实些，看能不能为古路村“抢”一碗“稀饭”。所谓“抢”，是因为僧多粥少，要拼“运气”也要拼“体力”；之所以不敢打“干饭”的主意，是怕胃口太大，鸡飞蛋打。作为“把工作做扎实”的重要一环，任成立手绘了一张骡马道平面图。要说绘图，任成立是“老司机”了，他也知道，这张图纸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不可能按照标准流程搞勘探，这张图纸也就缺乏工程意义上的科学依据。项目能不能上他心里没数，但他清楚，想上项目预算就得压缩，就不能有勘探费用。如此情形下，工程预算怎么做成了一个技术活。减了加加了减，研究来琢磨去，他们报了十万元的工程预算。任成立说，放在今天，十万元用于项目前期费用都差得远，可他们只敢报这么多。冤枉路跑得太多了，他希望这一次不再做无用功。至于钱够与不够先不管它，有总比没有强，先赌一把，赌了再说！
就是赌，要想赢，也是需要一手好牌的。厚厚的信封、薄薄的图纸、长长的报告，又一次郑重其事摆到了四川省民宗委和四川省交通厅领导案头——说“又一次”，是因为之前，他们已经往省上跑了不止一次；当然，之后，又跑了不止一次。
资金计划下来是2001年冬天。钱是从省交通厅“戴帽”下来的，到了县交通局，又划到永利乡财政所账上，不多不少，十万元。
在过去，冬天就是冬天。可是这个冬天，古路人说，它是为春天报信来了。
（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古路之路》）
作者简介：
陈果，男，70后，四川汉源海螺坝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作家》《星火》《散文选刊》《读者》等报刊，入选多种选本。获中国作协、省作协创作扶持，三次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著有《天梯之上》《听见》《勇闯法兰西》《古路之路》等报告文学作品多部，有作品英译出版。现居四川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