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走进湖南省金融系统。作家阿来讲述了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思索。

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中国金融工会湖南工作委员会主任田本全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金融工会湖南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罗富宏，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任晨，湖南省金融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胡玉明，湖南省金融作协主席胡小平以及湖南省各金融单位文学爱好者共计近300人参加活动。活动由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主持。

阿来很少在文学演讲中以自己的作品为主题。这一次，他选择了最近出版的、与汶川地震有关的长篇小说《云中记》。 “讲自己的东西，好像很难摆脱自我认定的嫌疑，后来我想了想，觉得可以谈，作品只是个引子。”

一个祭师，回到即将随山体滑落的村庄，与逝去的亡灵为伴，不再离开…… 《云中记》讲述的是与死亡和灾难有关的故事，中国文学一直不太擅长处理的两个主题。阿来在讲座中回顾，从经典文学到当下作品，我们大多是在关乎历史材料的文学书写中，看到描述死亡这一客观现实的只言片语。《云中记》的写作构思，正是想弥补中国文学所缺失的生死意识，尝试突破文学表达空间上的不足。

华夏五千年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何文学这一领域甚少出现死亡主题的深刻呈现与探讨，阿来认为与自古而来的思想信仰体系有关。儒家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系统。《论语》中关乎生死的话题：“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意义尚未追究清楚，尚论死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论怪谈、鬼神等奇闻异事，看重现实伦理，道德纲常。论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道家意在超越死亡，获得永生。佛家以因果循环获得转世，人只有不断积德行善，才能消除每一世存留的果报业障。

当下人们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世界需要补充更多养分。“信仰变成不断祈祷与发愿，变成封建关怀，变成世俗与现实。现实到有点庸俗，文学多少也有这个状况。”阿来说。

“死亡对活着的人才有意义”

汶川地震中，一个家庭几代人的财富积累与生命延续，短短一分钟之内完全毁灭，地震把灾难命题血淋淋地摆在面前。文艺工作者丰富而饱满的情感涌动，会对世界产生从心灵到理智的反应，从而依据主题创作出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等不同艺术形式。

有读者说，《云中记》写得那么远，又那么近。阿来在灾区待了8个月，5月份出发，12月底返回。

有一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纪实摄影照片，一个瘦骨嶙峋的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秃鹫正在女童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静静等了20分钟，并选好角度，尽可能不让那只秃鹰受惊，待秃鹰展开翅膀。拍摄完毕后，凯文·卡特赶走了秃鹰。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也引发激烈讨论：职业素养与人文伦理间如何取舍？身为作家，阿来的方式是：深入灾区，必须忘记自己是写作的人。“我不是旁观者，到灾区不是寻找素材的。我也是这个省份的人，出于幸运，没有收到灾难摧残。我只是一个有爱心的普通人，与灾区百姓在一起，尽力帮大小忙。”

阿来到灾区时，还处于黄金救援时间。很多人哭到晕倒，尤其妇女，抬到医疗队帐篷里打针输液，有精神了爬到废墟上接着哭，接着挖。“这样的情景一轮接着一轮，周而复始。它会让你想，死亡到底是什么。”23小时，36小时，72小时…… 时间一点点过去，第五天晚上的映秀镇，探照灯照在1万人小镇的中央废墟上，救援都停了下来，守在废墟边上等待亲人被挖出来的哭声也停止了。阿来没地方去， 回到车上喝了口水，也想好好睡一觉。这时听见背后还有一台挖掘机，很孤独的亮着一盏灯，在挖埋葬的墓地。

阿来想，面对这么多死亡，悲痛爆发后的一切似乎只能交给时间，慢慢迟钝，慢慢遗忘。除了那台时续时停的挖掘机，四下安静。阿来到车里翻CD，他想听到一点声音。肖邦、柴科斯基…… 直到翻出莫扎特的《安魂曲》——死亡主题的音乐，安抚逝者，超度魂灵。莫扎特在写到第八小节时去世，他完成了第一部、第二部的合唱和弦乐、第三、四部只完成了合唱部分。在《安魂曲》的旋律中，阿来不禁会想，死亡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是把死亡理解为肉体的陨灭，悲痛的深浅也与个人情感深浅相关。如果只是陌生人的离去，更难以产生任何关于生命本身的思索。死亡对死去的人没意义，对活着的人才是终极命题，每一次经历使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定义生命。没有对共同生命的怜悯与尊重，文学书写不出伟大死亡，这也是中国文学的欠缺之处。”

“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

地震两个月后，四川省作协开会，很多人怀着强烈感情踊跃报选题——灾区中人们相互拯救的英勇的、悲壮的事迹。阿来本来准备的是鼓励大家创作的话，转而说出口的却是“大家是不是该冷静一下”。文学作品需要情感激荡，但阿来认为重要的是，在更深更广范围的内，把让我们产生情感激荡的灾难本身好好想一想。那时灾区已经进入重建阶段，我们应该再去看一看，听一听。汶川地震发生2年内，出版了30多本书。阿来说，客观上讲，当时大家都有强烈写作冲动，但所期待的效果并没有出现。文学作品仅仅回应现实是不够的，人物的宿命感，自然意志对人的命运的规定性，人类生存的悲剧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要追问的深意。“足够冲动与亢奋时是否应该冷一冷？当文学面对现实，一个特质是质疑与反思。但文学不只表达这样，更需要呈现出为什么是这样。作家应该在道德、人性、信仰等通向精神领域的层面寻找答案。”

阿来认为，中国文化背景下关于死亡的经验还是个别的、无可奈何的，送别后哭泣，然后淡忘。乃至许多艺术作品对宏大题材的处理都显得不够庄重和严肃。阿来以战争主题为例谈到，在战场上嘶吼，生死相搏仅仅是为了报仇吗？这是在矮化战争，将其变得渺小和狭隘。文学及一切艺术形式都应该是以小见大，从个别到普遍，从个人到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未来。

在悲伤与同情之外，是否有超然于死亡的东西值得文学去探寻和书写？在映秀镇的那个晚上，阿来听着莫扎特的《安魂曲》，小雨后云开雾散，满天星光。音乐里多声部女声演绎出或哀凄或明亮的层次情绪，阿来觉得，如果自己要写地震，要写灾难，就要用这种方式，不能被黑暗压倒，黑暗处要写出光明，绝望处要写出希望。文学一直有这样强大的能量，《诗经》《楚辞》等等很多古代文学经典都饱含宽厚的胸怀，饱含至暗时刻的美与重生。“现在人类情感被很多身外之物遮蔽，甚至不敢相信、不能接受更为深刻与宏阔的哲学意义。文学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信仰的部分功能，传统文化一向看重诗教，美育教育。文学正是要和琐碎的、流行的、庸碌的东西对抗，在人性光芒照耀的地方发掘真善美。”

《云中记》对于英雄主义也有着探索。阿来在讲座中谈到，人类从古到今优秀的文化、民族、个人，一定有一股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气质存在。它缘何存在？怎么形成？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抉择与拷问？英雄的精神密码还等待写作者在文学的世界中破解。

阿来的文学世界没有离开过自然。当阿来把地震这个话题摆到眼前，灾难都有仇视的对象，这意味着人类要仇视自然吗？生息环境，自然力量，人类如何对待？叙事文学以人为中心，大多走向揭露丑恶与黑暗，在我们的文学经验中缺少对死亡的哲学性思考，缺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正如《云中记》前言所写：

大地震动 只是构造地理 并非与人为敌。

大地震动 人民蒙难 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 人无处可去。

阿来带着这些思考，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讲座结束后，进行了优秀文学作品诵读环节。

阿来为文学爱好者签名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