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余如波 肖姗姗 摄影 肖雨杨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
《瞻对》是以一个川属藏民的居住地瞻对在近两百年间的变迁为主要内容，充满了传奇性，阿来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写的这个题材又太有想象的余地了。但阿来并没有因其传奇性就滥用小说的叙述，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小说思维，完全依靠着史料以及民间采访到的历史传说，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
比如作品一开始从一七四四年发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桩抢劫案说起，正是这桩抢劫案引发了后来不间断的战争。他极其清晰地呈现出战争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但他做到这一点根本就没有靠虚构，他不写乾隆皇帝如何龙颜大怒，也不写瞻对土司班滚如何负隅顽抗，而是依凭着皇帝圣旨和官员奏折之间的往来，把这场战争讲解得头头是道。
我在这里强调阿来的叙述是地道的非虚构叙述，而且证明非虚构叙述同样可以写得引人入胜。这首先当然是一个技巧问题，阿来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对于故事深层结构的谋划，显然是他叙述成功的关键。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最后要说的是，叙述最终是为思想服务的。纪实文学的灵魂还在于作家的思想。一部书写历史的纪实作品，重要的还不在于重现历史，而在于重新认识历史。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
阿来的作品不算多，总体上看，他是以少胜多的作家，作品几乎部部是精品。到2014年，就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3卷本）、《格萨尔王》，以及非虚构长篇《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和散文集《看见》《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等作品。
凭借作为一个作家的定力、创造力和顽强的掘进精神，阿来既能够创造性地吸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又能成功地摆脱来自拉美小说大师的影响，从而避免成为匍匐在大师脚下的爬虫。
阿来属于那种厚积薄发的作家，他一直在悄悄地积累，每次出差，都要带上几本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论著作，不到有把握的时候，他是不会拿出自己的作品的。即使是在演讲中，他能够沉着地、口若悬河地、逻辑清楚地谈到他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的处境，对母语的理解、对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关系的理解，非常具有启发性。
著名作家、西北大学教授、《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
20年来我编发了不少阿来的文章，里面干货多，有学也有问，世界观是具体的、历历可数的。阿来有很好的文体意识，读他的文章不觉得枯燥，可以用杜甫的一句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来形容。
中国人对史诗有自己的认识，我们的史诗源自两部书，《春秋》是史，《诗经》是诗。它们教给我们，既要写一个时代好的方面，也要写它的不足。我读阿来兄的作品，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刻，阿来的情形不撒娇、也不故作高深，心平气和地讲自己的认识。我们讲“大国文学”，应该首先建立一种“大”的心态，它不是大而无当，不是大大咧咧，而是作为一位作家应有的清醒与反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思广>>
众所周知，阿来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虽然之后他主打小说，但他的诗情已渗入他的各类文体写作中，如同血液，贯流全身。要想了解阿来，就必须了解曾经作为诗人的阿来。
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早期都写过诗，但多属于业余的段位，阿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写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全面的素质。我觉得，阿来的诗歌很有底气，具有专业诗人的语言敏感，他的心胸怀抱诗意，他的小说流溢诗情，他的创作因之与他的气质和风格保持一致并充满活力。这在当代小说家中并不多见。
我读阿来的诗歌，有一种很深的触动，他的诗中有一个独立的自我的形象，有自己的身世感和存在感，不像一般小说家那样仅是玩票，而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阿来的诗有一种纯粹的抒情质地，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本身似乎带有行吟诗人的特点，有一颗自由不羁的灵魂，对幻美的光和高于人间的神性世界充满热切的向往。
韩国翻译家金泰成>>
我以为翻译是一种复制，是把一篇文学作品里的眞实与美丽复制到其他语境里，也是把一个文明复制到其他文明里的过程。至今在韩国已翻译出书的阿来作品有小说集《格拉长大》、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传》等。通过这些作品的翻译介绍，韩国的读者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藏区的过去与今天，藏族人和藏族文化。这就是翻译小说的最基本的功能和意义的所在。
阿来的作品不算是农村叙事，也不算是神话或宗教叙事，而是正确而美丽地反映藏区的自然、生活、历史和人性的非常深奥的文学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广、介绍和接受要尽量多样化，理解文学现象的观点和视角也要充分多样化，绝对不能让任何一种文学或文化的类型和内容占有霸权的地位。
马来西亚文学评论家林幸谦>>
女性作为《尘埃落定》人物构成群体之一，故事虽主要围绕在男性族群展开，却不能不加以重视。阿来笔下女性族群在男性“铁与血的大浪漫”精神下，成为少数民族作家构建跨民族女性观的创新实践.
林幸谦认为，阿来建构的男性文本没有受到革命型女性和理想型女性的诱惑，促使阿来摆脱了女性乌托邦的幻想，既没有男性自尊心理，也较少厌恶心理。何况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出现现代意义的新女性、或自主女性的机会微乎其微，或不可能。
从这个视角来说，阿来若创造这一类的所谓正面的新女性，反而显得矫性造作。因此，阿来在写作这些女性族群上表现颇为冷静理智，即使是讲述女性的复杂迂回内心肌理，作家笔下的叙述者仍然是可信任的叙事者，如此也更深刻地揭露了现实意义上的女性世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虚假论述吸纳很多追求民族革命、性别振兴的男女作家，不断以各种远比现实世界更强大的模式和心理人格的角度参与建构虚假文学论述，造成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错位的文学现象。然而，不论女性形象在文学文本中获得何种革新、独立的身分和地位，一旦落到现实中普遍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此种补偿性愿望，在现实世界的审察下往往容易破灭。
罗马尼亚文学研究所所长、翻译家鲁博安>>
阿来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在中国受到公认和赞赏的文化名人，他已经勾勒出他自己文学世界的轮廓，以及他那独特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令人心驰神往的人格光环。我确信罗马尼亚的读者们、罗马尼亚的文学界也将热烈欢迎这位极具天赋的作家的独特作品，并且从中受益。
作为一位作家，阿来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向世界有所揭示，对人类有所诉说。中国的价值总会在他的书写里体现，并以最优雅和最美好的方式被他描绘。他用汉语创作，但他有着藏族贵族血统和气质，他的世界和西方世界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但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大部分代表作令人欣喜。外国的读者也因此对他的作品非常感兴趣，理解并欣赏它们。
阿来无常师，他的老师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阿来和他所从来的那个民族有天然的联系。众所周知，藏族在中国是一个较大的颇具魅力的少数民族。同时，阿来也忍受巨大的苦楚，他的作品极具表现力，有着“令人悸动的”特性，其中包含着民俗学的因素，它们通过神话和地方传奇，呈现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震撼。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
在中国，“他们的”“现代的”“异域的”“汉人的”不只是像“科学”这样的物质和技术的“现代化”，而且纠缠着“革命”“政党”和“国家”等等复杂的力量。所以阿来的《机村史诗》中“机村”之变不仅仅是现代化先后意义上的现代性话题，在这个话题上阿来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思传统。
《尘埃落定》的故事讲述是典型的拟民间传说的思维方式，阿来应该是自觉到这一点的。当小说书写更彻底撤退到本土民间传说，无疑将有效地突破“国家主义”的困厄，自由展开小说的想象空间。进而我们可以认为，在当代中国，作家和“国家主义”正面冲撞存在一定风险的前提下，“为机村书写历史”的“历史的细语”式文学书写是卫护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
阿来在文坛一出现，就呈现出极高的写作起点，就表现出一个“好作家”成熟的叙事品质，其深邃的思想，独特的个性化语言、自由的文体和结构，令人瞩目。或者说，他是一位以能够改变人们阅读惯性、影响文学史发展惯性的“重要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文坛的。他不排斥而且充分汲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养分，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行走方式，在自己喜欢的“大地的阶梯”上攀援。
阿来是一位语言感、结构感极好的作家，他始终坚信，文学的初始和旨归，都在于语言而不是其他。所以，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语言的自信和结构的自觉，而且，阿来也是文体意识极强的作家，这就意味着，由于阿来对于文字—语言特别敏感，使得他的叙述呈现出一种极其自由的状态。
这种写作个性、写作状态和格局的形成，我想主要是缘自阿来与众不同的存在经验、民族身份、文化积淀和精神底蕴，尤其是阿来所占据的嘉绒地理，他的藏族、回族混合血缘，以及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语言的异质性，这些赋予了阿来独特的家国民族想象的可能性。阿来不仅保持了其“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而且，虽然阿来用非母语写作，但是他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现实。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翻译家李点>>
